秋风先生“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一文提出对中国模式论的质疑，总体上认为“由于缺乏国民可自由地选择和改变具体制度安排、政策及掌握权力者的架构与程序，中国现有的现代国家之制度组合存在重大缺陷，而又缺乏自我矫正、自我生长、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因此，“中国目前的制度组合很难说是一种具有稳定性、可扩展性的模式。盲目地谈论什么中国模式，将尚存在严重缺陷的现实予以固化、合理化，只会遮蔽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性、必要性。”这个显然具有保留态度的结论提醒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中国避免骄傲自满的情绪，避免在改革上固步自封有着非常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把中国发展道路放到世界范围内考察，就会发现，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模式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仅仅因其仍然需要不断矫正，就认为其没有自我生长和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是片面的。
诚然，由于研究中国模式的中外学者多是经济学家或者学界一般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模式，因此，难免不把中国模式贬低到某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学术研究自身存在的关注点的问题，而不是中国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发展过程中问题虽然很多，但中国的发展路径仍不失为一种具备顽强生命力的、能够激发社会持续全面变革的有活力的发展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途径完全可以总结为一种模式。
当然，要讲中国发展路径说成一种模式，首先就要跳出传统的通过中西对比而提炼中国政治经济外在表现的分析方法才能做到。例如，秋风先生所总结的西方模式就是宪政制度，市场制度，福利制度。而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阶级专政、计划经济、集中控制。这当然不错。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看，只能从时间的长河和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分辨出两种模式的合理性，而无法从逻辑上达致自洽，同时，由于抽象地提炼特点，就必然脱离历史和现实讲话，难以避免使模式陷入普遍真理的泥潭，而这并不是模式应该承担的任务。很显然的是，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影响，秋风先生的概括本身带有了本质论、简单化的影子，无法反映事实上纷繁复杂的发展路径的现实。例如，同样是宪政制度、市场制度和福利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为什么真正达到发达水平的国家仍然局限于西方？这种模式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为什么并没有给其他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裕？为什么并不能把非洲、中南美洲以及亚洲的多数国家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西方模式也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呢？时间和实践虽然证明了苏联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联模式（包括二战期间的德国）确实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相对而言）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模式。尽管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差（也不见得好），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帝国的辉煌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俄罗斯除了核武器，诸多方面已经无法自称为世界一流大国。而能够把一个相对落后国家打造成一个一流大国的模式，虽然在与另一个一流大国的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失败了，但这不一定说明是模式的失败，很可能是说明这个模式只适应在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发展。毕竟，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只是少数，别人想学，岂能奏效？因此，分析模式，还应该抛弃那种若隐若现的、认为模式一定是通用真理或者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适应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的所有发展需要。
我们还需要分析中国模式的发展历程。历朝皆承秦制。中国帝国时期（秦至清）所有的制度文明皆是秦汉时期奠定的。可以说是“秦砖汉瓦”。从政治制度角度看，中国在2000年的时间内，建立和完善了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宰相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府体制）、宗族制度、行省制度、藩属制度以及以土地和人口为核心的税收制度等这些主要制度，创造和创新了儒家文化、佛教、道教文化，形成了君统、道统相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以具象为核心、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阴阳组合的思维方式，最终建立了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但是，经历了汉唐时期的繁荣之后，这种发展模式最终走向了政治极端专制（以取消宰相和设立军机处为标志），经济基础极端单一（以农业为唯一支柱产业，以海禁为标志），文化一元（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标志，）的顶点，不可避免地在竞争性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前败下阵来。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颓败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发展模式是失败的，只是这种模式到了该失败的历史时刻而已。众所周知，中国的模式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在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成了学界和政界思想交锋的焦点，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放弃了传统模式（以袁世凯复辟为标志），也由于对一次、二次世界大战而引发的对西方列强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中国走向了共产党革命的道路。而共和国的成立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如果从2000年的历史尺度上看，是具有极高活力的一种发展模式——毕竟，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古代文明能实现这样的浴火重生和这样的薪火相传。可以把这样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君统、道统相统一的意识形态——贵族制度的逐渐平民化和平民向统治集团的和平上升（以唐朝为典型）以及周期性的革命概括为中国实现2000年不间断发展的基本模式。作为一种总体上成功的模式，这种千年一系的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如果套用传统意识形态表述，共产党正是带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第一批党员无不是对军阀、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抱着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抱着这样的理想，在民族危难之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共和国，取得了合法的领导地位。但同时，共产党同样背负了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现实承诺。所谓的模式探索，正是在实现历史使命和兑现现实承诺之间寻找发展道路的过程。历史的使命不是现实，现实的需要也不是历史使命，更不是未来。把历史使命当成现实任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济建设失败的根本原因，而邓小平推进的改革开放在没有放弃历史使命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把理想和现实有效地衔接起来，在新时期，理想主义的色彩正在全社会逐渐褪去，物质主义甚嚣尘上，但是，从政治上看，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仍然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政治党，而不是西方现在常见的“政策党”，仍然是一个从历史走来，向未来前行、既背负着历史使命，又对人民有现实承诺的领导集团。同时，党背负的现实承诺——特别是对全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幸福感不断提高的承诺，经过改革开放的思想革命，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党确保其执政现实合法性的根本。这本身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方面。党的领导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军事力量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其历史的合理性仍然必须通过现实承诺的持续实现而得到强化。而对这一制度的批评者往往只看到执政党党对政治领导权的垄断，但却没有看到党对执政的承诺及其兑现，因此严重低估了中国发展方式的生命力——例如章家敦等人错误的判断。这事实上是中国政治架构的核心——历史的分析，这也是道统（如果把道统理解为人民的需要的话）支撑君统（如果把君统理解为政治领导权的化）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当然，问题要比这样简单的类比复杂的多。
比较而言，西方政党一般都是“政策党”，不会背负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同样，不会对人民（而仅仅是对选民）有现实承诺。其责任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合法的政治架构内推动自身利益的实现。其政策从逻辑上讲，只能是符合选举他上台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的。这样的政党政治要有生命力，就要求选民核心利益必须是一体化的以及在意识形态上摈弃民粹主义（以及在某些国家，还包括种族和民族主义）。否则，一个国家就会陷入分裂、分化的泥潭。同时，要实现选举真实的得以实现，还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支撑——包括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执法等职能必须非常完善。而显然，在诸多落后国家，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原因有很多，包括民族问题可能导致的分离（例如现在的乌克兰，过去的印度等），还包括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福利化而导致的阶层分裂，还包括由于产业结构的单一造成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分裂（例如中国的城乡二元化）。这些分裂解决不好，当然不会有稳定的政治，而没有稳定的政治，自然实现不了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选择了西方模式的国家至今仍然动乱不止的原因。甚至GDP已经达到了20000多美元的台湾地区，仍然不免陷入社会分裂，现在还没有实行普选的香港，民粹主义已经甚嚣尘上。一名西方人说的好：美国是因为强大而统一，而中国是因为统一而强大。从这个角度上讲，大陆、香港以及新击破的一元政治显然是值得许多落后国家借鉴的一种模式。
从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可以概括为混合制度。其中最核心的似乎以国有制为核心的所有制多元制度。所有制多元的也就是多种所有制，其中国有制度是核心。包括土地、矿产、资本等，以及经济发展领域的电信、油气、烟草等诸多领域都实行国有或者半国有制度。尽管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是在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中国不同领域的经济成分，就会发现，国有制度仍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是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很显然，这种所有制安排避免了大型企业主——也就是大资本家由于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而干预甚至支配国家政治生活，保障了政府的基本中立。尽管目前存在由于财政制度不合理而存在的“亲富而不亲民”的现象，以及一些政策向大企业倾斜的问题和财富向政府聚集的问题，但整体上，由于国有经济和生产要素的国有化，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基本得到了保障。而在诸多落后国家，由于实行以私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国家政治生活往往受制于资本家，权钱交易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还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利成为可以买卖的（而不是寻租）的商品，公共政策往往具有强烈的私人属性或者买办属性，不可能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真正需要，导致国家经济发展成为“恶”的资本主义。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俄罗斯以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都在进行着逆向所有权改革，也就是把重要资源、重要企业国有化，从而避免政治权利的私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难道不能认为中国的所有权制度是一种模式吗？
第二个制度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引导的经济调节制度。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也是从一个国家贫困到富裕，从短缺到丰富的毕竟途径。事实上，实行市场经济也是中国实现30年经济发展奇迹的根本。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显然，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这内在的缺陷。在国际化的时代，这种缺陷不仅体现为总生产与总需求的必然矛盾，还表现为贸易自由化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本质上是世界贸易体系不均衡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客观后果，而不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除非中国不参加世界经济循环，只要参加，必然会由于市场对要素的配置而导致“依赖于出口，内需弱以及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这么快”的问题。基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政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所留下的必然遗产，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观上和客观上、主动和被动地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这表现为对外的某种形式的重商主义和对内的政府以推进市场化为主要方向的对市场的调节。同时，这种调节还由于国有制而导致的政府在经济上的强大而表现为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能力的强大。对外的重商主义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我们的要素优势，但同时，也引发了世界经济新的不平衡。但对于没有在殖民时期挖到“第一桶金”的中国来说，以要素投入的方式实现增长可能是从“打工者”向“老板”过渡的必经阶段。目前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证明了这种方式的成功。尽管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没有这两万亿，中国永远也无法实现从“打工”到当“老板”的转变。须知，劳动实现温饱可以，要致富（在世界范围内讲），不当老板，是永远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只是在经济危机的西方发挥其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国，政府以理性主动介入经济发展和市场过程就是一种常态。30年的历史表明，这种介入至今还是成功的，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这难道不是一种模式吗？
第三个制度是把非政治化的制度建设作为发展的根本的治理思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这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中国把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集合起来的重要发展思路。同时，这里所谓的“稳定”由于人民的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而基本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色彩，成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市场经济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多数获得了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除了在政府工作的人之外，由此，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对人身和言论的控制极大地被削弱了，而要实现在人身和言论相对自由下的社会稳定，必须一方面对人身和言论自由进行制度化管理，因为只有制度化才最可行，才符合各方政治参与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在制度化过程中对人身和言论自由实行“放管结合”，“以放为主，以防为辅”的价值取向。这种体制是否具有内生的生命力和动力呢？由于执政党背负着现实的承诺，其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立于现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工作任务，而要想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模式，这必须把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调配交给市场，因此，执政党只能放弃对人身的政治管制，但是，放松管制后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影响执政党的权威和执政秩序，因此，就必须通过制度化的进程来实现对人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进行管制，从而实现社会稳定。而人民由于经济地位的巩固而具有参与政治的可能，为了巩固和提升自身的经济地位又具有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同时，一方面，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社会早就形成了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一切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稳定也是市民阶级的根本需要，所以，二者的利益交集显然是，制度化地管理人身和言论，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同时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由此的后果就是人身和言论的相对自由，以及执政党执政地位的不可置疑。显而易见，中国政治现象背后都是有其深刻的实践基础和内在逻辑的。为了追求稳定，执政党和人民都选择了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执政党的选择，也是全体人民的理性选择。西方研究者看不透这一点，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经济发展了，必然带来自由化的后果，事实已经证明，起码在近期，是不可能的。而所谓“依法治国”（请注意，不是法治经济）的方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这恐怕也可以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质了。
另外，以对外开放推进内部改革，以内部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以改革和开放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有人认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执政党就会缺乏改革动力。有人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其实，在中国30年的发展历程中，改革和开放式互为动力的，而改革开放的双轮驱动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开放有两大效用。一是使中国的经济要素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由此提高了效率。这就使得开放具有内在动力——参与开发的人都会从中得利。二是将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外包”给了国际社会。显然，开放就要与国际接轨，而接轨就是建立国际通行制度。既然开放给所有的参与者都带来了利益，那么，建立国际通行制度就是逻辑上必然的结果。而建立国际通行制度的过程本身就是改革。和传统民主政治不同的是，由于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其法律制度的形成就被迫以被动接受为主。在传统民主制度下，法律制度是由利益阶层通过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在宪政体制下进行利益协调后建立的。这样的制度很可能只反映一时、一个阶层的利益。例如，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多国家一些“很没有远见”的制度和决策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而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尽管不平衡，不公平，但是，由于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壮大，加之中国自身的特质——有较高国际地位的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看，那种显性的经济剥夺和政治不公平的制度已经日薄西山，一些显然不公平的制度，中国也不会接受。中国在80年代对外开放，2000年对外开放进入深化阶段，总体上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一方面提高了制度生成的效率——很多制度WTO已经形成了，另一方面通过开放推进了改革。目前来看，对外开放从经济角度看，仍然是有效率的，那么，对内改革的动力就不会减弱。这种模式为什么在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推行？很简单，因为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制约，制度外包在实行定期选举制度的国家就不可能实现。例如，韩国和日本至今严格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产品价格高昂，原因就在于选举制度。台湾进口美国牛肉就掀起了政治波澜，这都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条件下，选票政治的必然结果。当然，外包制度可能会被骂卖国或者有时可能真的卖了国，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总体有益，外包制度也必然是总体有益的。虽然改革任务尚没有完成，但改革本身是不是就一种模式呢？
简单地把中国模式和西方以及苏联对比，或者与印度对比，是思维僵化的表现，事实上，中国的模式就在于，不断地创造新的制度。历史表明，没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不可能有新的生产力的。而既然中国30年的发展创造了大量新的生产力，在中国又没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那我们只能把中国的发展解释为制度创新。至于这些创新是不是一种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肯不肯承认中国确实创新了某种制度——或者说某种贫穷国家实现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
显然，中国的制度并非完美。这不仅包括政治制度层面，也包括经济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和精神层面。怀疑中国模式者，立论的核心在于，物质主义能走多远？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地看待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从来不缺理想，正是因为理想主义弥漫了知识分子阶层，我们才会把物质主义看做一个问题。因为，物质主义本身是支撑现实世界的最根本的支柱。反之，如果我们抽调了物质主义这根柱子，现代资本主义还剩下什么？宪政也好，自由民权也好，其核心不过在于保护私人财产权，其基础不过在于保障致富的权利——包括人的迁徙（行动）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息自由传播），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如果剥掉其华丽的价值观外衣，其本质不过是政府要保证我致富的权利——我可以用我的财产和智慧在自由的市场上自由地买卖我所需要的商品，从而实现财富的增加。因此，物质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自身发展的程度。在物质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试图帮人摆脱物质主义的禁锢，无异于缘木求鱼。当然，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执政党的任务，却不是模式的根本。
怀疑中国模式者还会说，中国模式是否具有稳定性以及持续性。秋风先生就认为，如果没有宪政，就没有稳定性，从而也不会有扩展性，因此，也不会是一种模式。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任何一种模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都是有限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没有放之各个历史阶段而皆准的真理。显然，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苏联模式，都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上一些国家发展可以遵循的经验而已。虽然目前西方模式看起来占据了优势，“西方压倒了东风”，但即便是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也要理解，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同样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模式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各种合理性质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模式”以及“北京共识”成为一个问题的客观原因：不是你想不想成为一种模式，而是别人在思考：你到底是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模式。而现实的答案是：虽然也许很多特质不能复制，但毫无疑问，中国发展的许多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其中就包括本文前述的几个特质。
那么，中国模式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在于执政党自身的“腐败”风险。这里所讲的“腐败”不是简单的权钱交易的现象，而是执政党蜕变成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执政群体的风险。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对人民和历史的使命和责任必须要有坚实的约束机制才可能成为其日常的执政理念。虽然可能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建立这一机制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认为，推动执政党建立这一机制的具有内生的动力。这些内生动力包括，经济发展不仅是人民的内在需要，也是执政党实现执政，保证执政地位的需要，为此，市场经济就成为执政党和人民的共同需要，由此，放松政治的管制，实现法治的管制方式就成为共同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用市场的方式而不是用特权（或者说政治）的方式配置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就成为在此经济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题中之义。从实践发展角度看，民权的膨胀和政治权利的压缩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的真实生态。特别是，如果对信访制度和信访实践进行了解，就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一点。同时，推动这一机制建立还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以及国际政治斗争的压力。因此，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成功，核心在于执政党的建设，根本在于执政党以党内民主带动全民民主的过程能否成功实现。事实上，采取党员发展从秘密方式转变为公开方式，把党组织的意志与党员发展中所涉及的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同时，推行党内民主，从民主集中制转变为党内民主制，从基层民主建设起步，逐步实现执政党的民主化改造，完全能够克服执政党“腐败”——也就是脱离群众的风险，从机制上搭建执政党与其历史使命和对人民承诺的政治桥梁。
总体而言，无论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模式，中国都已经完成了经济发展上适应中国需要的制度创新，而正在探索的是适应中国需要的政治制度创新。而即便是从理论和逻辑上分析，中国这样大和复杂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背负着光荣历史使命和民族自豪感的国家，单纯引进苏联模式或者西方模式都是不可行的，中国之能依靠自己从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探索适应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路。这样的路，即便不能推而广之，谁又能说不是一种模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