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史的经验总结的紧要部分之一，在于概览和分析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纲领，理解与先前相比它们有什么主要的新特征。就前者而言，新国际主义这一新成分已被添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同时中国的“现实政治”思想也增添了某些重大的新内涵；就后者而言，作为根本纲领的和平发展具有根本的大战略裨益，连同坚定不移、富有耐力和因势利导的特征。此外，在建国60周年之际，必须认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面临的、对于中国的内外局势都至为关键的首要挑战，同时指出当代中国对外态势深刻地蕴涵或体现的某些中国传统和中国特性。
「关键词」中国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中国特性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邮编：100872）
当代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60年的历史上差不多恰好占整整一半时间。在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方面，它真正地承继并得益于先前的30年，但同时它又超越了先前的30年，因为改革构成它的历史的最根本特征。自从约30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的改革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锐意改革的视察南方谈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迁。而且，随着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的首要主题，国家实践和领导行为方式已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在此背景下，可以概览和分析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面，理解与先前相比，中国对外战略在思想和实践上有什么主要的新特征。在此，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纲领将得到着重地谈论，兼顾当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面临的首要挑战，加上当代中国对外态势以复杂精致的深刻方式蕴涵或体现的某些中国传统和中国特性。
一、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邓小平往后至今，中国当代政治领导有关世界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丰富性和有益的复杂性。传统上，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由三大成分构成：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根本信念；二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曰中国的现代激进民族主义；三是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亦即远非中国人或共产党人独有的“现实政治（real2politik）”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的理解和把握有了与时俱进的重大优化，并且作为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较为潜在但仍重要的成分，起着增进透视力、丰富理解力和鼓舞终极理想的伟大作用；与此同时，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早已被添入了中国政治领导的意识形态系统。不仅如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政治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完全必要地在中国边疆领土主权完整问题上；还有，他们的现实主义思想也增添了某些对中国和世界都大为有益的新内涵。
具体地说，“新国际主义”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浮现和发展的。这种“新国际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较迅速地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通常真诚地相信和致力于那些出自各国合理的共同需要的多边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并且相信有益的跨国非政治交往，既是鉴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也是鉴于它们本身被认为具有的内在价值。“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理念等颇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的体现。此外，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学者众多讨论的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①「参见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21～27页；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7页；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显而易见，中国的世界政治观已经部分地（当然只是并只应当是部分地）有如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或“自由国际主义”，既承认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常见的利益歧异甚而利益对立，但是同时也认识到甚至强调与之并存的、有规范和双赢或多赢的国际/跨国交往，认识到甚至强调世界政治中各国的那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应当起更大的作用。
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以来中国政治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在中国对自身边疆领土的主权和疆域完整性问题上。由此而来“烈度”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它的特征和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已得到了较好的展示和分析。②「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ign PolicyRamifications ，”in Christopher Marsh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s.，U1S1-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Lanham ，Maryland ：Lexing2ton Books ，2003，pp.63-84」不仅如此，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进、国际影响迅速增大和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加上中国的主体面貌和主体素质的巨大进步，在中国政治领导连同中国公众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当中，激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产物——缘于中国先前经受外部凌辱和经历剧烈革命——越来越被雍容的自信、审慎的自豪、大战略式的展望以及信心和耐心兼备的“风物长宜放眼量”胸怀取代。
与此同时，中国政治领导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也增添了某些新内涵，亦即与先前相比，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念在颇大程度上的“国际社会化”，即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颇大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不仅如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往后的毛泽东领导时期相比，中国政治领导的根本战略行为特征尤其反映出他们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成分的愈益高度成熟和内在均衡，连同与此相关根本的实践技能的显著优化。
这特别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战略目的方面。他们确实在非常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内外环境中做到了可谓头号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家根本目标应当具备合理、明确、平衡、有限、集中和充分这几项战略性素质。其中，平衡、有限和集中尤为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他们深谙国家的多种利益互相间常有或大或小的紧张、竞争甚或冲突，要确定合理的国家根本目标，就需要尽可能合适地平衡这些利益，即对它们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使之构成一套内在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体系，并且使根本战略目标既拥有明确的优先地位，又不过度损伤其他重要目的。他们在国内外各种严重干扰中，殊非容易地避免了目标的“过度伸展”和“不足”，做到既恰当地“韬光养晦”，又恰当地“有所作为”，从而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崛起。③「参见近来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就当今形势下中国这一对外战略特征表现所作的几篇切实的评论：Geoff Dyner，“Beijing Hesitates at the Global Threshold ，”Financial Tim es，November21，2008；David Pilling，“Foreign Policy：Assertiveness Alongside aMes2sage of Peace，”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1，2008；Chris Buckley，“ChinaWeightsAssertion and Caution in U.S.Shadow ，”Reuter，Janu2ary 20，2009」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断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领导就根本的“现实政治”而言富有优秀的思想、方略和国策表现，总的来说不亚于中外战略史和“现实政治”史上那些格外杰出的国务领导和政治统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真正科学、讲求实际和富有道德的。这集中表现在其中晚近新添的一个有颇大综合性质的要素——“和谐世界”理念上。①「Shi Yinhong ，“U.S.Power ，China‘s Rise andWorldOrder ，”Journal of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Vol.3，No.1，2008，p.96」这个理念首先是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它们包括：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已经并继续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和全球性共同问题愈益突出。也就是说，“和谐世界”并非纯属空想或理想，而是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中正在发生的一类重大动向。这一点在科学意义和历史方向意义上最为重要，尽管在未来并非全无可能发生世界政治性质的某种反向变迁。
和谐世界理念讲求实际，不仅是上述科学实际，而且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因为它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经验，基于中国切实的利益需要和为此而来明智的战略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②「“Smile Diplomacy ，”The Economist，March 29，2007」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记录中极为显著，无可置疑。虽然此类经验的一大动因（同时也是一大结果）在于前面所说的“新国际主义”，但是它至少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也出于根本的战略权衡，因为积极弘扬它可以得到重大裨益。这首先是因为与和谐世界理念难分难解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如下所述）具有了不起的裨益。与此相关的一项基本的战略常识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经宣告的基本态势、根本祈求和政策宣示方式与具体的政策行动一样重要。
二、中国当代对外战略思想的根本纲领
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根本纲领有了变更。它可以最简要地概括为和平发展。和平发展在最起码的意义上直接地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中国要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第二，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而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强国间经久的冷战对抗。与此同时，和平发展还在几乎同样起码的意义上比较间接地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可持续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在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经久冷战对抗的意义上和平发展，很大部分意义在于避免这两种代价（直接和间接的、短期和长期的多方面代价）可能非常巨大的事态，这不仅是达到头等强国地位的需要，也是经久地维持这一地位的需要。
和平发展有明显的根本大战略裨益。和平发展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即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
所有这些力量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相对而言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成本最小化和后果最可接受，因而兼具有效和合算这双重好处。③「这里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论说大致沿用时殷弘：《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第82～83页」不仅如此，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和平发展有颇为坚实的基础。如前所述，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重大变迁。
在这一变迁中，和平发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获得伟大成功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保障。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某些格外困难和久经周折的问题上，按其情势具体贯彻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发展战略尤为紧要，也尤其能够表现它内含的坚定不移、富有耐力和因势利导特征。当代中国面对的朝鲜半岛问题就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无疑，中国近六年来就朝鲜核问题屡遭艰难和挫折，而且这样的经历大概还会持续下去。然而，它们需要被置于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景深”中，那就是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及朝鲜半岛政策表现密切相连的区域地缘政治经济全局，连同其长久未来。由此呈现出来的图景显得对中国有利得多。最具决定性的大事态是中国近年来崛起为具有巨量国际经济联系的巨型经济大国，并且由此具备了规模和可有效能非先前可比的区域政治影响资源。这几乎必定导致一个前景，即中国迟早将成为对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国家。
尽管未免有某些失误和缺陷，但中国多年来的对朝和对韩政策行为从主要方面看，仍然颇有利于中国对朝鲜半岛影响力的保存、积累和建设。中国在无保留地坚持朝鲜半岛非核化和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反对朝鲜拥有和发展核武力的同时，坚持不为非核化而全然疏离朝鲜，在对朝关系受损后寻求一切机会争取关系回暖，以格外的毅力长期忍耐出自对方的困难；中国持之以恒地以最大援助国身份援助朝鲜，同时操作对朝贸易和投资，在朝鲜的经济交往国行列中遥遥领先。对于韩国，中国除一直积极发展经济关系、以至成了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外，还致力于控制和消减中韩间的历史争执及其他一些争端，并且近一两年来谋求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在2008年5月与韩国一起，宣布将中韩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朝韩两国的大致可谓“齐头并进”的政策努力提示，中国在以几乎特有的耐心和耐力，“从容”追求自己在半岛的、与半岛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密切相连的长远利益，并且保持和拓宽未来的政策选择余地。“路遥知马力”，这句中国成语是对朝鲜半岛国际政治未来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最好比拟。①[Shi Yinhong，“China and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ersistent Policy Dilemmas，”Korean Journalof Defense Analysis ，Vol.21，No.1，2009，pp.42-44]
如前所述，和平发展部分地基于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变迁。然而同时应当强调，这变迁虽大但仍然有限。世界政治并未与过去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然割裂。权势政治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大维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核心-外围关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也同样如此。领土-军事安全仍有重大意义，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坚强的国防意志仍是在军事强权等安全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较大公正，仍然是一切既追求自身合理利益也怀抱真正正义情感的国家肩负的一项基本义务。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发达强国和跨国资本面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诸多固有的或新增的易受伤害性，防范、控制和消减它们关系到独自自主、国家安全和社会健康，并且与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这两项俱为必须的任务紧密相连。
对此，中国政府和多数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没有轻视，同时也懂得不应粗糙简单地对待。
三、中国当今时期面对的决定性挑战
粗略地说，改革开放的根本精神或首要经验就是与时俱进，或曰经过创新性的调整去适应时代变迁和世界变迁。“创新适应（creative adap tation ）”是最重要的战略素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俱如此。就当今中国而言，它的一个根本前提在于以真正的政治决心和奋斗勇气，本着科学发展观，非常坚决和认真地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与伟大成就并存或交织的重大瓶颈问题，特别是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生态恶化以及它们的一大共同原因——不健康和待转换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此同时准确辨识、积极应对甚而有效利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或变迁趋势，它们当前由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最突出地表征出来。中国现在与改革开放启动以来的几个关键时候一样，尤其需要记住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的能动性，记住经过创新性调整去适应这种能动性的必要，继续高度具备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的战略素质。
大思想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依据对世界众多文明的漫长历史的统一思考，非常着重地讲过类似的道理：文明的成长是个连续的过程，对此“新的创造性调整”最为紧要：“停滞了的社会曾赢得了这第一轮（生成性的创新），但由此保证了它们自己在下一轮的失败”，因为“它们造就了倔强难御和僵硬不灵的体制，后者阻绝了任何进一步的社会发展”。成长的关键在于“从现有成就进至新的奋斗，从解决一个难题进至面对另一个难题，从短暂的停滞进至重新运动”；要经久不息地如此，“就必须有一种锐气，它承载被挑战方？？面对新挑战，并且由此激励它做出新回应”。援引两千五百年前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汤因比将这锐气——为有创新性调整以成功回应新挑战而必需的锐气——称做“普罗米修斯锐气”。①「Arnold Toynbee，A S tudyof History，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abridged by the authour and JaneCap lan ，New York ：Weathervane Books，1972，pp.127-140.引语见pp.131，132，135，136」
最简略地说，历史性成功的根本保障就在于“普罗米修斯锐气”。目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力保中国经济较高增长速度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鉴于中国内外瓶颈问题的一大共同来源，以胡锦涛主席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为纲，努力转换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的发展成为真正健康和确实可持续的。跨过了这个大门槛，中国就能在世界政治中继续大幅度腾升。
需要坚决确立一个战略观念乃至相应的战略规划本身，那就是应对眼前紧迫要事固然必须只争朝夕，贯彻科学发展观也是如此。正确的大战略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于坚决地将最重要、最优先的利益或目标当做关注重心和努力焦点，争取排除或控制一切对不忘根本目标的可能的干扰。用伟大的战争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的话说，在实践中总是有“成千上万分心之事”，总是有“令人混淆、首尾不一和含糊不清的种种情势”，它们往往使得坚持原本的战略目的变得甚为困难，这就要求作为大战略统帅的政治领导人不被“甩出轨道”，并以其洞察和足够的精力克服无数下属中间必有的相反倾向。②「Peter Paret ，“The Genesis ofOnW ar，”in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pp.16-17；Carl von Clausewitz，On W ar ，p.580；Bernard Brodie ，“A Guide to the Reading ofOn War，”in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 ar，pp.656-657」
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最大、最严重的“分心之事”就是不得不在颇大程度上依然按照现存的不健康、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去大力刺激经济，防止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劣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严重下滑，从而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难甚或危险。这是中国面前紧迫的经济必须，但它的最大代价是可能加剧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的国家纲领原本要大力消减的病患，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生态恶化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国务的真正考验就在于处理严峻的两难，但严峻的两难仍然留下了余地和机会——尽力而为的余地和机会，以求在困难的条件下尽可能较广泛、较深入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转换不健康和难持久的发展方式。③「“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明白，不能永远依赖出口的巨幅年增长和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他们断定，如果要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消费必须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为了让中国人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政府需要完善目前很少有人对其感到满意的社会保障体系。全球陷入衰退和国内房地产崩盘的前景已使人意识到更有力地贯彻这一议程的需要。”参见Geoff Dyer，“Standing Time ，”Fi2nancial Times ，October 22，2008.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在困难的条件下尽可能较广泛较深入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例如，据中评社2008年12月22日的一篇报道（张沐：《形势严峻中国密集推内需新措施》），2009年中央投资将重点投向五个方面：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加快实施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解决交通运输“卡脖子”路段和优化能源结构；加大对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包括实施中小学校舍改造工程，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等的建设」
中国的重大瓶颈问题与在美欧肇始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困局一起，强烈地昭示世界现在处于一个被急剧地感受到的根本“真空”，那就是没有任何大国在为其本身的社会提供良好和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世界各强的根本瓶颈都在于使各自的社会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它同时可以蕴涵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先做到这一点现在尚无答案，但这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世界的权势格局。这就是我们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里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从事的最根本竞争，我们有希望并且一定要争取在这场竞争中最终名列前茅。
四、传统内外：当代对外政策的中国特性
当代中国是中国传统之内和之外的中国。它以改革包括对内对外国策的改革超越了先前的中国传统，但同时又以复杂精致的深刻的方式承继了中国传统，从而是中国和中国特色的。在此，可以选取几个与对外态势和对外政策深切相关、但比它们更为广泛的观念和行为特征，指出它们传统的以及新添的中国特性，并且部分地总结并且展望中国的国家方向和对外政策方向。
有一个中心观念——“维护”（用新加坡中国学权威王赓武教授的话说）④「Wang Gungwu ，“China ‘s Return，”in Wang Gungwu，Ideas W on ’tKeep：The S truggle for China‘s Future，Singapore：Eastern Uni2versitiesPress ，2003，pp.4-5」——深刻地嵌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之中。“维护”作为中国漫长历史的主题之一，意味着一项沉重的任务，即保持中国这一巨型国家统一完整，并且稳定和平。在传统中国，它强调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如何经受住外族入侵、征服和内部造反，而在当代中国它突出的是中国政治领导在这么一种巨大和经久的努力中的坚毅、灵活和才干，亦即尽管有非凡的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动，但仍保持国家统一、政体稳定甚而社会繁荣。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经受长期教育和熏陶、并且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受重大折磨的一两代人，依然能够进行创新性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依然能够在改革的同时维护中国的稳定和团结，这与苏联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①「Wang Gungwu ，“China ’s Return，”pp.4-5」这就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之一黎安友（Andrew J.Nathan）所称甚或所赞叹的“威权主义柔韧性”，②「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Institutionalizationand the Transition to China ‘s Fourth Generation ，”in Christopher Marshand June TeufelDreyer ，eds.，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2003」或者说依靠创新性适应的“维护”，而非僵硬刻板和模仿照抄的“维护”。毫无疑问，对当代中国政治领导来说，“维护”的基本含义之一，并且是其最好的中国传统意味上的基本含义之一，在于确保包括西藏、新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边疆地区，确保它们经久处于中国之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怀疑在这方面他们的决心和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支持。
最传统的中国特性之一，或曰中国的世界观理念之一，是可称为“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加上它的政治版本即王朝循环理念，即“政治成功和繁荣难以避免地继之以衰落和倾覆”。③「Wang Gungwu ，“Chinese Society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in Wang Gungwu，To Act Is to Know：ChineseDilemm as ，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p.89」对中国当代政治领导来说，这在他们的心中必定相当重要和适切，特别是因为他们自己在改革时代以前中国的不良或错误治理中的个人经历，连同改革带来的充满困难的转变。这方面最近的突出表现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如下话语：“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④「《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8日」这一意识和认识大大增进了中国政治领导的一种关切，即关切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裨益，从而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警觉、审慎、忧患感、勤勉精神和政策创新精神，同时也使他们决心并真诚地向邻国和世界宣告永远不搞霸权主义，永远不试图恢复任何形式上的“中华帝国”。
对道德的强调“在其所有方面显然是中国特色的”，⑤「Wang Gungwu ，“China Strong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90」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就领导人的关切和政府的政治纲领而言，当代中国对道德的强调有其国内方面因素。在国际方面，与中国赫然崛起相伴随，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最突出的是其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他强调传统中华文明的四大特征，因而相当明白地示意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中华文明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⑥「《人民日报》，2008年4月24日」未来的历史学家有可能将这篇演说和某一两篇类似的文献当做类似于伍德罗。威尔逊“必须让民主安存于世界”演说和《大西洋宪章》那样的东西，亦即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强国关于一个道德上较好的世界应当有什么性质（而且后来确实大抵有了这样的性质）的历史性宣言。⑦「西方的某些人已经颇有洞察力但深怀忧虑地意识到了这一可能性。其中一个就是《纽约时报》记者和专栏作家霍华德。弗伦奇。在《如果北京是对的会怎样？》一文中，他写道：“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变成（传统意义上的）‘强国’的情况下变得强大，或至少不带任何就‘强国’称号我们业已习惯的含义而变得强大，那会怎样？贸易和投资将在世界各处扩展和兴旺，而且在每个场合并对所有有关者结果都是‘双赢’。如果这个强国不需要施展强力，不需要军事同盟，不需要对外干涉，不需要搞任何种类的制裁，那会怎样？对外政策或许能被归结为呼吁我们大家只是朋友。而且最后，如果所有各国间的事务能够严格地在互相尊重和首先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那又会怎样？难道没有可能出现冲突的全然消退和国际紧张的全然消退？？？不管它是中国的行事还是中国的言谈，这些都是中国引发的问题，其崛起——人们在这些日子里看到——差不多到处都清晰可见。”参见Howard French ，“WhatIf Beijing Is Right ？”In2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2007」
然而，在目前和大概可以较明确地预见的未来，中国内外的人们对此容易有怀疑或重大保留，不仅因为道德与利益、公理与强权之间或许永远的常有的紧张，而且因为“事情先前从来不是这么进行的”。①「Howard French ，“What IfBeijing Is Righ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2007.」
甚于1945年或1990年以来的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大国，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换句话说，如此比较起来，当代中国在操作对外关系时几乎独特地“执迷于”国内目的。这一中国特性大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战略集中”，它有利于中国近二三十年来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总的来说保守或谨慎的对外政策战略文化，并且大概会助成未来中国在获取外部政治影响和权势存在方面与相反情况相比进展较慢。对邓小平与其后继者们来说，经改革和“维护”而来的国内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就是意识形态本身。诚然，中国强劲的崛起，国内增长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迅速增大的依赖，像当前全球经济危机那样的扩展国际影响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民族荣耀的天然吸引力，并非全无可能结合起来导致对外态势的基本变化，使中国改变压倒性的国内优先惯例。然而尽管如此，基于多年经验的审慎和耐心的战略文化，加上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的近乎经久的国内困难，中国仍会坚定地将对外态势保持在“较温和的调整和有分寸的伸张”的限度内。②「路透社记者援引笔者所言，见Chris Buckley ，“ChinaWeighs Assertionand Caution in U.S.Shadow ，”Reuter，January 20，2009.一个人根据富有经验的观察可以猜测，甚至这种有限的“伸张”往往也反映了优先或重要的国内需要，即与获得国内公众赞扬和更大拥护相关，或者与防止或扭转部分国内舆论对于某些对外政策“过软”的抱怨相关」
有一项晚近增添的中国特性，是中国当代政治领导对真正至关紧要的一点的坚定信仰，那就是坚信中国特性本身（中国国情）与其对从事“维护”、改革和发展的压倒重要性。③「在这个关键的方面，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准备了它们，靠的是他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坚持抵制共产国际及其言听计从的中国代理人将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巨大意义，而且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精神史方面有巨大意义。可以说，这一准备是如此深刻和有效，以致邓小平及其党内主要支持者以一种与毛泽东此前使用和教导了几十年的根本思想方式甚而论辩话语，去纠正毛泽东本人在建国以后的革命“普遍主义”，从而开启和发展了当代中国改革这一伟大的中国创新」他们的成功提供了中国当代爱国主义的一大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今的伟大成功恢复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的自信，在当代西方早先的耀眼成功（那导致西方曾得意地以为“历史终结”）面前的自信。
这自信目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进一步大损西方的威望，并且大大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依赖。它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明白可见。“中国在某些方面正变得更为伸张。”甚于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政府，中国人民——用一位著名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在中国旅行三周后的话说——“已采取先前使美国变得伟大的态度：乐观主义、生气勃勃、爱国主义、能干精神和让下一代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决心”。④「Martin Fletcher ，“TheChinese Dream Has Rep laced America ‘s ，”The Times ，August 23，2008」它的对外政策含义可以比较间接，但它的影响无论如何将是丰富的和最终强有力的。
然而审慎，甚至上面说的“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已经是决定中国当代政治领导的行为方式包括他们的对外政策方向的一大常在要素。而且，至少在下一代人时间里大概仍将如此。
因为，当代中国领导和人民念念不忘最大甚或最经久的中国特性之一，那就是“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⑤「Wang Gungwu ，“Strong China，WeakChina ，”in Wang Gung wu ，To Act Is to Know，pp.108-12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外政策的一个经久的基本主题，对中国人自己和对外人来说大致都是如此。中国在拥有它很可能辉煌的前景的同时，将面对未来若干重大和严峻的挑战。然而，最基本的挑战依然是中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或许这是中国的国内任务、世界地位和对外政策形势的最大常数。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或当代中国，这都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和中国自豪的重要依据，但也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和中国经久奋斗的常在鞭策。中国不易，但中国必胜。
[收稿日期：2009-06-30]
[修回日期：2009-07-12]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