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出席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光环背后,其实奥巴马这一年还真不容易,面临空前考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更多也只能是寻找合作、理解、和解、倾听与更为谦卑。当然,除此之外,奥巴马还有他洋洋洒洒、富于感染力的演说及重建国际体制的新思维。
美国失去十年与时代考验
最近《时代》发表了《财富》总编辑安迪·瑟威尔(Andy Serwer)的专文指出:过去十年成为美国失去的十年,从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始,接着是决定这十年走向、震惊全球的9·11恐怖攻击,引发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陷入泥淖的战争,加上“卡特里娜”飓风的重创,然后以金融海啸终结。从2000 到2009年,美国的经济不进反退,民心低迷,堪称美国“地狱的十年”(The Decade From Hell)。
对此,奥巴马总统在其200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便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面对的“真实的、严峻的挑战”,而且是“不容易或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解决”的挑战。而在奥氏当选一年之后,他12月1日在美国西点军校就美国就阿富汗增兵发表讲话时指出,美国“正在经历一个严峻考验的时代(a time of great trial)”!显然,奥巴马总统对美国形势有更严峻、更清醒的认识。那么具体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面临哪些挑战呢?
首先是应对两场战争残局的挑战。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旷日持久,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不断升温,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耗损,巨大的财政赤字不堪其负,成为消耗美国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的无底洞!美国的国际形象日趋受损,这更使得其反恐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且不断扩张的军事支出,又进一步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就业率的提升。
其次是新兴大国崛起的挑战。新世纪来,特别是美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美全球主导事务的地位进一步受到冲击。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地位上升,影响不断扩大。美维护其主导地位和新兴大国不断要求扩大决策权和发言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第三是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挑战。美国《2009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明确将金融危机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列为美国“首要安全关切”。而走出经济危机,不仅需要美国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也需要美国对其国家外交及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奥氏外交不仅受制于自身经济状况及相对下降的实力,而且还要将更多的外交资源用于为其国内的经济服务。最明显的,民主党执政通常对民主与人权问题是高嗓门,但在与中国交往中,无论是国务卿希拉里、众院议长佩罗西还是总统奥巴马都变得极其的务实与低调。
最后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日益突出。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大范围流行病到网络威胁、从气候变化到能源保障、从全球金融动荡到极度贫困等21世纪的挑战,都需要中俄等国的积极参与与合作,美国无力也根本不可能单独应对。
奥巴马主义与巧实力
面对种种挑战,奥巴马政府没有悲观与消极,而是强调外交优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她的第一次对国务院雇员发言时便说,“美国外交政策有三条腿的腿:国防,外交和发展。而我们负责三条腿的两位条。我们将明白,强有力的外交和有效的发展是确保美国未来、最好的长期工具。”奥巴马总在任职的第二天随即到访美国国务院。在国务院奥巴马指出,他想“确保所有人都明白到,国务院对我们未来的成功将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希拉里则进一步地说,总统的迅速来访则表明,奥巴马是“通过言和行,发出了响亮而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外交是美国的首要任务(top priority)。”
奥巴马的核心外交政策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六大演讲中:2007年4月23日发表于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的演讲;2008年7月2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演讲;2009年4月5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演;6月4日在埃及开罗大学的演讲;7月7日在莫斯科新经济学院的演讲和11月13日在日本东京的演讲。奥巴马的五个关键外交政策目标: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打赢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阿富汗战争;保障核武器和散落在恐怖分子手中的核材料安全;复兴美国的外交,支持强大的联盟,寻求更多的伙伴;与伊朗等开展对话,寻求巴以间的持久和平;全球合作共同面对21世纪挑战。奥氏整体外交政策理念被《华盛顿邮报》政治专栏作家迪翁(E.J.Dionne)定义为“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他认为“奥巴马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敢于施展美国的力量,但牢记这种力量运用必须受到现实和自我认识的约束的现实主义。”
而奥巴马的最主要外交助手及执行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提出了“巧实力” (smart power)外交。希拉里在1月13日国会参院外交委员会就其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面临的现有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巧实力”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早把引入美国对外政策理论。奈认为,“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硬实力”是通过付出来得到你想要得到东西的能力,而知道如何将“软实力”与“硬实力”手段结合起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标,便是“巧实力”。
2008年12月1日,奥巴马在公布新政府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名单的同时,再次阐明了新政府外交、军事和安全政策的总目标:修复美国形象,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领导地位。在实现新政府目标的途径上,奥巴马强调:“我们必须寻求一项新战略,娴熟运用、平衡和组合美国实力的所有组成部分,即我们的军事和外交,我们的情报和执法能力,我们的经济和道义力量。”由此可见,“巧实力”外交已成为奥巴马主义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说,“巧实力”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直面国内、国际的多重挑战,通过对外战略转型,摆脱当前困境并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进而捍卫美在全球的利益、重振全球领导地位。
因此,奥巴马上台后,随即宣布关闭伤害了美国正面形象的关塔纳摩监狱并公布了从伊拉克撤军时间表,随后任命了多位特使负责解决从阿富汗到朝鲜的一系列安全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奥巴马一反布什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发誓要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表率”作用。而且与前几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奥巴马政府不再用诸如“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等词语来给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贴标签,而且主动向他们示好。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在出访中都显得很温和、谦虚、柔性。希拉里称自己的亚洲之旅为“倾听”之旅;奥巴马在出席伦敦金融峰会照“全家福”时,竟谦虚地站到第二排;在同拉美的“反美”旗手查韦斯见面时,奥巴马主动用西班牙语向其问候并三度握手;奥巴马在参加英国伦敦G20会议期间,向仍然是封建王室制度的沙特国王鞠躬;访问日本期间,向明仁天皇更是近乎90度的鞠躬。奥巴马还在国外多次对包括伊拉克战争、当年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等美国的错误进行道歉,以致美国媒体称他为历史上道歉最多和批评自己国家最多的总统。
奥巴马的外交调整,导致了国内的烦躁不安和批评,甚至有人斥责奥巴马的“苟安外交”(supine diplomacy)在全球引发了一连串灾难。不过,如果奥巴马重塑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成功的话,“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巨变将可能成为浪潮。”美国《外交政策》百名顶尖思想者中如是评价奥巴马。
一超多强格局与美国外交新思维
其实,奥巴马主义来自对美国国内外现实及国际格局清醒的认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又提出一个三维棋局(a three-dimensional chess game)来比喻当今世界的力量格局。他认为,最上面的棋盘是各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在这方面是惟一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中间的棋盘是各国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世界是多极的(multipolar)。在贸易等领域,如果没有欧盟、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就无法心想事成。在最底层的棋盘上是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问题,如传染病、气候变化、毒品贸易或跨国恐怖主义,这些领域的力量分配是混乱的(chaotically distributed),没人可以掌控。因此,从国际关系格局来看,世界正从苏联解体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超独霸”向“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演进与转型。
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已接受现实。2月7日,美国副总统拜登(Joseph Biden)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代表奥巴马政府发表首次重要外交政策讲话时也强调: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将尽可能地通过伙伴关系行事,只有在必须时才单独行动。美国将进行接触,将听取意见,将展开磋商。奥巴马6月4日在埃及开罗大学则“尽最大努力说实话”,他也强调要与穆斯林世界“相互倾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并寻求共同之处”。同时,奥巴马更进一步地提出了“21世纪共享世界的含义”,即“人类相互具有的责任”。
而美国国务卿克林顿7月15日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更为清醒与现实。她说:面对当前挑战,美国将“通过促使更多人参与更大合作,通过减少竞争、进而让重心从多极世界移向多伙伴世界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美国对“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现实的正式承认。希拉里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外交方向则是“要求建立一种不同的全球架构——这个架构明确给与各国进行合作和履行自己职责的动力”。
与此相呼应的是,奥巴马总统在7月7日在莫斯科新经济学院演讲时则更为明确:美国现在所寻求的是“一个能够让各国和平发展自身利益、使普世人权受尊重、践踏人权行为受抵制、将自己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所有国家都具有明确的权利与责任的体制。”因为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21世纪的挑战或让世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说的更简单点,美国正在构建的世界秩序是,多极世界,多边合作;共同的挑战,全世界来共同面对,核心是大国分担责任。应该说,他们所设计的国际体制是当前世界应对种种挑战所必需的,甚至代表的是当前世界的前进方向!应该看到,美国目的是通过减轻、分担美国领导世界的责任,最大程度上动员全球力量尤其是新兴国家共同应对当前全球性动荡与挑战,以防止、减缓或阻止美国自身衰落的趋势,同时实现美国以最少的代价主导世界,从而实现世界的持久的和平、繁荣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