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总是能够引起国人比较强烈的反映，尤其是当奥巴马总统在上任的第一次正式出访中就包括中国，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自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可能让人有点失望，奥巴马总统在上海刚刚对大学生们发表的演讲是礼节性的，缺乏实质性内容。他强调中国可以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共同点发挥领导作用。他列举出的事项主要是责任性事物，比如经济复苏、洁净能源的开发、制止核武器扩散、应对气候变化，及在亚洲及全球各地促进和平和稳定。这些是人们在此前早就知道的既定的政策方针。

不过，奥巴马演讲与历任美国总统在中国对大学生们一样，充满了道德感和责任感。而这却十分有助于中国人思考奥巴马对中国人提出的一项邀请，也是一项挑战：中国如何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

奥巴马的政策是，愿意看到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甚至与美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美国人让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是一回事，中国能否发挥好这种作用，能否真正在世界上确立起稳定的领导权，却取决于中国人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

美国自其立国起，处理国际事务就一直存在两个传统，理想主义传统与现实主义传统。即便是最厌烦美国的人也不能不同意，二十世纪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美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大大地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人基于其宗教信仰而形成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开放性这些价值是普遍的，美好的，是所有人都应当享有的。历任美国总统对中国大学生演讲所阐述的，也都是这些价值。美国人进而认为， 美国的责任就是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比如， 同为民主党人的卡特总统最早提出的"人权外交"理念。

人们当然可以质疑美国自己在国内是否能够充分实现这些价值，人们也完全可以质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执行双重标准。但最起码，美国人大声地主张这些价值，而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价值，是每个人都可以认可的价值。可以说，美国人把普遍的道德因素引入到了外交，引入到国际舞台上。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上，美国人遭到一些人的愤恨，却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欢迎。在同一地方，不同的人对美国有极恨者，也有极爱者，甚至同一个人也可能对美国爱恨交加。这种反应完全不同于人们对早期强权政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同仇敌忾。

不管怎样，美国人把精神因素引入了国际事务处理过程中。当然，这种精神因素，这些价值首先体现于美国国内的治理安排中。比如，奥巴马就再三夸耀自己的家庭像一个小型联合国，这背后就体现了美国人所看重的基本价值：开放性，文化多样性。

美国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强大起来的，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占据的领导地位，并不只是依靠它的物质财富或军事力量，而同时还依靠其价值的力量，这就是今天人们热烈谈论的所谓“软实力”。但事实上，物质、军事力量的背后还是精神，是道德，是价值观。这种价值在国内、在国际上是共通的。比如，奥巴马在回答一位现场学生的提问时说：

“有时候我们会忙于挣钱、买好车、买大房子，所有的这些都重要，但是那些真正在青史留名的人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向往，看如何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吃饱饭，能够让更多的儿童受到教育，如何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等等。”

奥巴马所描述的是存在于美国人身上的一种公共精神，公民精神。这样的公共精神也可以转化成美国对外部世界投送的力量。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阿富汗战争的问题时，奥巴马总统这样说：

“我这个工作最难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命令年轻的男女要到战场去，我经常要会见那些战争死亡人员的父母亲，他们没能回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痛苦。幸好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年轻的男士、女士们，他们为国家服务的信念这么强，他们还是愿意去。”

我们姑且不评论这场战争的性质，但至少，通过奥巴马相当随意、只是礼节性的演讲，人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向上的精神。由此精神，美国人在其内部治理中坚守某些基本价值；同样是由此精神，美国人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也至少是部分地试图追求这些价值之实现。这让美国有时看起来很粗暴，有时似乎有很可爱。总之，不管对这种精神之后果有何评价，但这种精神显然让美国人比较刚健质朴。既有理念，也有行动的能力。

这一点是值得中国人思考的。不错，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人确实已经创造出令人乍舌的财富，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也正是美国乐于让中国与中国共同领导世界的原因。但是，中国人要想积极而又正确地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恐怕也需要像美国人一样，具有某种可以获得世人普遍认可的价值，具有一种刚健质朴的气质。总之，中国人也需要具有一种向上的、并且也向善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