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任何应用都是政治经济学，而不再仅仅是经济学。

数日前，我写了“中国劳动工资问题”。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议之一，是关于“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基本性质的判断问题。这一争议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

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草创宏观经济学体系时，已遇到这样的争议。思想史资料表明，凯恩斯始终怀疑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机制是否满足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基于这样的怀疑和经验观察，他构思了“非自愿失业”概念。不错，对一位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失业难道不总是“非自愿的”吗？谁愿意失业呢？不过经济学家明白凯恩斯理论的新异之处，只要承认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并且竞争均衡存在，从而失业应是自愿的。

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以来，劳动和资本，常与“土地”一起被列为宏观经济的三大要素。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风格，要求宏观经济学家为自己的模型提供微观基础。于是，每一宏观模型的最难以回答的所谓“集结”问题，就从理论的转化为实践的了。大量微观变量怎样被集结为宏观模式？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取决于研究者的视野、态度和政治立场。正是由于微观基础的不同集结过程，产生了诸如“两个剑桥之争”这样有强烈差异的宏观理论分歧。

“两个剑桥之争”是一场延续十几年的关于资本理论的争论，它也标志着经济学主导地位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随着这一转移，凯恩斯关于劳动力市场可疑性质的论证也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忘了。今天中国的发展，我认为，再一次提醒中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真知灼见仍值得关注。

简而言之，竞争与合作，是至今在脑科学和经济学的共同领域内，依然没能严格界定的两大基本概念。不论是竞争还是合作，这两个概念获得清晰界定的前提，也是微观经济理论的前提，是“自愿主义”原则。

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自愿”？例如，奈特（Frank　Knight）曾明智地指出，劝说是一种形式的强权或操纵。可是经验表明，人们的选择极少可以不经任何劝说而变得更加理性。理性选择，在真实世界里总是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的。哈耶克说，我们从我们的传统习得理性，而不是“理性地”选择了我们的传统。

在我们周围，依照凯恩斯的方法，让我们询问这一问题：是否存在“非自愿就业”？首先，就业是自愿的，如果劳资双方签订并执行的雇佣合同规定了双方自愿遵守的工资和劳动条款。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就业就不是自愿的。从见诸报章的很多来看，我推测，在中国社会，非自愿就业相当普遍。

这一点，需要论证。如果我可以有其他企业工作机会，那么，我现在选择A企业是自愿的；但如果我不得不选择A，不能转换到其他企业工作，而且我不能不工作，那么，我将是非自愿地在A企业工作。但是，旁观者却无从确认我的选择是否自愿。

与这一论证密切相关的，是广泛见于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现象：转换工作以求更高工资。事实上，和其他服务业（旅馆、文秘、金融业等）的人员流转率相比，餐饮业远远高于约20%或更低的正常水平。

为什么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员工，必须超常地“跳槽”以增加收入？难道换工作的成本比和自己老板谈判的成本更低吗？换一角度问同一问题，如果各行业的工资行情不流通，雇主是否需要花费远比培训新雇员更高的成本，才可获得真实工资的行情？

这两个问题可导致凯恩斯当年持有的深刻怀疑：劳动力市场是否足够完备，甚至是否成为“市场”，从而关于劳动力供求的信息能够充分流通？

部分地由于引入外资和资本优先的工业化政策，部分地由于转型期社会公共管理的病态性质，在发展中国家，与劳动相比，资本更容易与权力结成“强强联盟”，故而劳动与资本的谈判，往往不合法或成本极高。

此外，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往往会因为招商引资而形成竞争，如果一地受限制程度太高，资本就会流到其他地方，这种区域之间的流动是非常自由的。与此相比，劳动力在各地之间的流动，不仅有政府限制，而且有家庭和移入地居民的阻力，因此远不是自由的。

这种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自由，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非自由，意味着关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远不能免费流通。基于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的协调，物质资本的占有者天然地就有结盟机会，而劳动者则天然地处于分散状态。

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雇主缺乏搜索工资信息的积极性。当我的雇主不愿支付成本以了解我是否能够获得更高收入时，当我不愿或没有适当方法让雇主相信我可以获得更高工资时，我的就业就是“非自愿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