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景是韩国1980年代学生运动中涌现出的重要理论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资源，展开了他80年代一系列的思想、理论活动。80年代后期他被捕入狱，其间发生了苏东巨变。巨大的冲击与困惑使他90年代一出狱便动身到中国来，他要亲眼看看社会主义。这次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相应产生社会主义的主体。这一印象与问题让他如此不能忘怀。这也是2004年以来我们几次见面交流中的重要话题。
我对他这一问题的高度共鸣，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挫折和这一问题的关联，而是因为这一问题和困扰我思考的如下时代课题密切相关：
一、中国传统上本是一个高度关注伦理的社会（梁漱溟更是把中国社会此种特点称为“伦理本位”），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又是一种强理想主义教育，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启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表现上却变成了日常生活最被商业逻辑穿透、日常心态最受商业氛围干扰的社会了呢？
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有很强享受生活、承受苦难能力（此点被李泽厚命名为“乐感文化”）的民族，那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的自杀率却如此高速攀升呢？所有这些，只是其它民族亦共同具有的资本主义问题、现代性问题和社会不公正问题所导致的？还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和不公正问题之外，还和李珍景所注意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有关？
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会觉得李珍景的问题不够准确。因为中国明确努力打造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相配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主要是在1950~1970年代，而李珍景敏锐看到的则是1990年代中国人所表现的状态。这两者间有关联，但其关系到底如何则需要引进历史分析维度。
革命的遗产
中国的坎坷，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作为中国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抱持了高度的期待与热情，而建国后新国家在治理遗留问题方面和开创新局面方面的成效与新气象，更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毛泽东与共产党有着热烈的信任乃至信仰。而中国正是在领导者对自身所选定的逻辑、所认定的理想有着高度自信，社会、民众有着对毛泽东、共产党的高度信任乃至信仰的情况下，社会被国家高度统合，国家、社会一起展开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批判与破坏，以期用当时所理解、认定的共产主义伦理取代中国传统伦理，以期造就全面拥有这些伦理的社会主义新人，以承担共产主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现的历史重任。
对比中国传统伦理情操和1950-1970年代强调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重要的不仅在两种伦理情操内容要求上的差别，更在这些被提倡乃至教导的新伦理、情操，实被置于当时所讲述的意识形态正确之上，置于国家领袖与党的领导正确之上；而非像中国传统伦理那样，被置于宇宙、天地的构造、日常生活组织情境和此宇宙、生活情境中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及由此所界定的人生境界，个人身心状态、行为所获得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而新伦理情操这种过分依赖意识形态正确、国家领袖与党的领导正确之上的伦理构造方式，在出现类似“文革”这样的灾难和重大挫折后，必然使得对先前狂信的许多东西的不信，连带产生了对先前试图获得与拥有的被推荐的伦理和情操的不信乃至反感。这种心理，加上先前传统伦理被强烈打击后的虚弱，使得“文革”结束后在一部分人群中弥漫着因狂热而虚脱，因热烈而冷漠，因狂信而虚无的社会精神状态与心理。
与这种虚脱、冷漠、虚无相对，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虽然先前高涨的理想主义精神受到历史挫折的打击，但却没有影响到他们认为人应该对历史、对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这一精神取向所构成的理想主义内核。而这本来是先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留给“文革”后的中国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当时如果能清醒意识到一方面虚无情绪、心理蔓延，一方面理想主义犹强的精神史局面；而一面考虑如何转化此理想主义——在不放弃它试图为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并于此获得意义感的精神动力内核的情况下，能够令它对历史、政治课题的关怀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从中获得意义感；一面考虑如何转化、吸收当时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也即进一步把对大历史、政治课题和对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情境的意义植基，与克服个人在历史挫折的遭际中所形成的身心问题结合起来，中国当代精神史的局面肯定会和我们后来看到的历史局面大不相同。如此说，是因为“文革”结束时的虚无心理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因受挫折而对先前狂热状态的反弹反应，也即当时虚无者的心情底里其多数并非真以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待的生活为好。而所有这些，都在为当时可能的精神史新局面开展提供着有利的历史条件。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不仅国家，而且知识界亦对上面所述的这样一种精神伦理状况没有清醒思考与意识，否则一方面正视现存资源与问题，以张大转化此现存资源、消弭现存问题，一方面谨慎对待传统伦理资源的复苏和转化问题，并寻找和引入可配合这样一种历史问题意识的外部相关资源，中国今天的精神伦理状态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局面。
然而，事实上却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种历史展开，从随后国家和知识分子对“潘晓讨论”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潘晓讨论”
“文革”中许多问题乃至罪恶是在盲目理想主义的推动下出现的，以一代人理想的破灭为背景，在80年代初出现了高度拨动社会心弦的“潘晓讨论”。在相当意义上，“潘晓讨论”可说集中表露了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所以演变至今天这样一种状况的历史和观念背景。
从讨论展开主要场所《中国青年》介绍的情况和发表的讨论文章看（分别刊于《中国青年》1980年5-12期和1981年的第3期、第6期），其时无论是官方理论家还是知识界，都未能找到有足够说服力的方式准确把握、整理此讨论所以产生、所以如此表现的历史、观念原因，更遑论通过讨论把此讨论所深切展现的精神问题、主体问题开展为中国当代史展开中必需时刻特别加以省思的历史基点。
因此，当时不论是阮铭的文章《历史的灾难要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还是经过中宣部组织修改审定的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其核心都在呼吁青年投身他们认为正确的历史进程中。这样呼吁当然没有错，但却不能真正深入进此讨论精神、主体方面的深层含蕴，当然也就不能准确理解“潘晓”所以从她的经历中引出如下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背后真正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贴近、解决潘晓的问题。因为潘晓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经济路线的调整加以解决。
当时没有能足够有力地洞识与揭明“潘晓”结论背后的历史与观念机制，一个重要的后果便是“潘晓”的结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脱脉络的流行，而这一基于自己经历和对先前历史反弹的结论所以能脱脉络流行，所表征的时代历史和时代主体的问题，不仅未能成为焦点，反而在接下来改革的历史展开中，被“人是自私的动物，但人只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导致好的现代社会”这类有关现代社会构成想象的思潮所强化。
相比潘晓讨论没能充分明确意识到其时理想主义转化和虚无主义吸收的课题，对理想主义所造成的伤害，焦点便在于处理主体问题时，文学艺术和相关思想领域广泛的对先前极端集体主义强调的反弹与反动，在事实上可看作是对理想主义釜底抽薪式的毁弃。因为不论是“潘晓”被抽离脉络的结论，还是那些有问题的关于现代社会如何构成的想象，其实都还为有关主体问题的思考展开留有相当的余地，“何谓自我？”“何谓自利？”“何谓理性？”等问题本身便充满着可能性。
可时代密切关涉主体问题的思潮，却主要是在对先前极端集体主义进行反动的心理动力下展开的，这一反动并不是超越转化先前的集体主义，而是直接反对此前的集体主义。这样一种对集体主义的简单反动，导致了1980年代中期前后各种相关思潮的背后，充斥着没有真正思考理想自我如何才能形成，以为只要忠实地坚持自我便是为自己为时代负责任的个人主义逻辑。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认为80年代中期前后这类有问题的思潮，开始在中国当代史占据关于自我思考的霸权地位，等于在思想上关闭了转化先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精神遗产的可能性。并因忠实于自我的律令，使得在文学艺术中用以反对先前有问题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虚无、怀疑、犬儒、颓废姿态和情绪审美化、意义化，在事实上推动了革命与历史的挫折所遗留下的一时虚无心理真的往价值虚无方向转型并定型（大家只要重新翻翻80年代中期关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的评论，就可明白）。
而这种过于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反而导致堕入此种个人主义的个人缺少真正思考自我、充实自我、保护自我、承受自我的能力，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逻辑、商业、大众文化等所挑动的氛围、欲望、矛盾的直接冲击。
同时，没有如何转化的观念，而只有不利逻辑的蔓延与斫伤，使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在1980年代的延续仍以参与大历史的方式存在。19８０年代参与大历史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反改革开放。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在８０年代使得理想主义虽有不断被削弱、蛀空之势，但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却一直是制约虚无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蔓延的重要力量。可惜，这种力量在1980年代末受到了沉重打击，而正是在这种精神伦理情势下，人们迎来了比80年代更剧烈的1992年以来的中国全面经济、社会、文化变动。
精神生活的溃败
从精神史的视角看肇端于70年代末并于1992年充分铺开的当代中国改革，一个需要首先关注的现实便是：大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进一步、传统退一步的过程，这使得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和现代形态共存，而这些条件使得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较从容地基于经验省思的立场，来转化传统，调适现代。
而中国当代的改革则是由有高度紧迫感和操控能力的现代国家主控的，短时间内从一种现代形式转向很多方面差别极大的另外一种现代形式，时间上的急剧、空间上的同时展开和内容的广泛、幅度的强烈，都使得在此历史进程中，很难有相对平稳的心态、相对从容的时间、相对可靠的思考支点，来面对自身面对历史，并以相对充分的整理为基础，思考自己的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
另外，中国的改革虽然确乎是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但由于在城市，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从除经济维度外尚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也意味着无数个体被从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同时规划设计亦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内涵的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中国的改革，便必须承受从传统直接迈入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形式的现代型社会所要承受的精神-主体问题。
因此，中国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言，其所遭受的问题便是双重的，这意味着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当代个体必需同时承受从传统到现代和从一种现代到另一种现代的双重重负。
其次，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既已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中遭到长期严厉、全面的打击，而中国革命和30年社会主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又没有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不仅未能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而且遭到70年代末以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的侵蚀甚至狙击，并在1980年代末遭到致命一击。
所有这些，都使得在90年代最需要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简单利益逻辑的时候，理想主义自己先溃不成军。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有关经济的感觉与逻辑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了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
显然，没有先前30年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的激烈行为，没有接下来改革时代对中国革命和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措置失当，没有80年代末对这虽然越来越弱但力量犹存的理想主义能量的致命一击，我们很难想象，此一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种溃败方式——不仅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日常感觉和日常伦理感觉如此容易地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有关何谓人生成功、充实的感觉与想象也迅速变得如此贫乏，以致在太多人那里主导此感觉与想象的只是可计算的经济拥有，和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给定的享受理解所对应的享受的多少，及可方便转换为这些计算与享受的相关进展，等等。
而这种关于人生的单一感觉氛围，对于那些通过其它目标更能找到生命充实感和意义感的人们，除了误导之外，基本提供不了积极帮助资源，反而因为造成了使他们的追求不易被理解和欣赏的语言和感觉环境，更使他们的人生取向遭致多余的压力和误解。
其三是，1980年代以来主导了社会文化基本走向的人文社会思潮，或对精神主体问题关注不够；或其意识、无意识的中心在和先前过分强调的集体主义论题对反；或在此问题上延续过去有效，但今天效果相当有限，乃至招人反感的分析模式、语言模式；或感觉到当代的精神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但不能厘清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观念、心理机制，因此虽感不安，却找不到自己的有效介入方式。
因此，当个体被从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抛入此市场出现身心焦虑和意义危机感时，他从时代思潮中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帮助，不要说从中得不到直接对治的资源，甚至得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虑感、虚无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对象化把握的认知帮助资源。
广泛的人格分裂
所以不避冗长地谈论中国当代个人主体所处身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观念、氛围，是要从历史的维度揭明，中国当代的虚无情绪与意义危机感受扎根于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而这30年中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多方面的沉重打击，使得通过社会机制的自然运转吸收这些情绪和心理的能力大为削弱；这种情况下如何措置、转化和在有力措置、有效转化基础上张大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遗留下的理想主义，用理想主义来克服吸收虚无情绪和心理，便变得极为重要。
而理想主义必须经过转化后才具有吸收、克服虚无情绪、虚无心理的功能，是因为理想主义和虚无情绪、心理是同一历史的两面，本身并不直接具有洞识历史、克服相关问题机制的能力。可惜当时的多数思想者对这种精神、主体局面不仅没有清晰的认识，而且不少人在实际效果上提供的是削弱而不是转化理想主义，张大和合法化虚无心理的思潮氛围和观念逻辑。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由于在1980年代仍然沿用的是挂靠大历史责任目标并以之为自己支点的前30年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惯性模式，因此在1989年中国的历史顿挫中受到致命打击，而这就使得相当程度上被合法化与进一步张大的虚无心理、缺少必要社会连带感的个人主义观念、氛围、市场逻辑几方面的包围中，再加上被商业理解所操控的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体，都使得这种氛围中产生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主体状态，大多深陷这种缺少社会连带感的、试图只以自我感觉为中心线索的个人主义。
而这种个人主义由于没有面对真实问题的能力，亦很少能开创植根自己真实状况、真正配合自己实际需要的环境与氛围，因此，个人在不得不面对外界时，便不得不是分裂的——一方面以自我感觉、自我利益为中心；一方面又强烈追求外在承认，并以外在主导性氛围所规定出的路径和标准为承认指标。这事实上便意味着不顾自己的精神-主体状况无批判地随顺外部氛围、外部逻辑。
确实，没有这种广泛的人格分裂作为背景，实在很难解释，向来被认为具高度享受生活能力的中国人，何以在短时间内自杀率急剧攀升到如此地步。相比自杀表征的此种自我意识、主体状态对自我生存的损害，它对社会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的影响同样巨大，而这种影响的根源看起来虽是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不得不面对外界时，却反而是最容易随顺外界氛围、外界逻辑的。
不过，反过来也可让我们清楚看到人文研究对这一历史中人的迫切意义——即在今天，人文研究绝不是时代锦上添花的装饰，和文明要较好维持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是时代、历史、历史中人要真正走稳走好的关键条件。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时代已为人文研究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意义舞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期待着，人文研究、人文思考在70、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力地参与了历史推动之后，能重新出发，成功揭明今天精神-主体困顿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并寻求出充分安置此精神-主体的康庄大道。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