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启示我们要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两个维度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中华文化角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的最新形态。从中国精神角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整体性努力的最高表达，是时代精神的最高凝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自为”地展开的过程，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引导我们在时代变化中坚定文化自信、把握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根基中成长起来的，是由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所引领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两个大局；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48页）“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要表述十分瞩目。与客观物质性要素相对的“文化”“精神”，常用于表征人类主观的具有稳定性的意识内容、思维活动、心理倾向。“文化”“精神”两个概念有时有所重合，有时则可以互换，而《决议》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并列，启示我们要在区分“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从“文化”“精神”两层逻辑深刻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文明生命体的延续，是当代中华文明的深层奠基，规导着当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保持着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以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为基础，作为中华民族近代发展历程中创造的总成果，在历史性实践中形成的中华文化新形态。与“中华文化”并列来谈“中国精神”，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意志。“中国精神”特指文明主体中葆有生机活力、积极奋发的那部分能动力量。“文化”与“精神”并举时，“精神”偏向于主动的意义，“文化”则指向静态、稳定的意义。“精神”又不外在于“文化”，而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在整体性的文化之中，为“文化”不断演进、创新提供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就在于把握到了文化和精神这两个关键因素，将中华文化作为中国重要的“具体实际”，将中国精神作为激发全民族奋勇向前的动力，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在时代处境中开创中华文明新形态。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的首要侧面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古老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的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参见习近平，2014年d）中华文化不仅体现为一种历史性，是中华民族这一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文化根据，以长期的积累塑造了中华民族稳定的文化心理、精神品格；同时也指向未来，是中华民族继续存在的基础，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支持和动力。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关联和继承发展关系，可从以下三点进行把握。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从中华文明史的立场进行历史定位，强调文化自信，以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为突出使命。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认同、文化自信而体现的凝聚力、创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参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面相，蕴含我们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和源泉。在历史发展和文明传承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和精神，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风貌与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能够走过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支撑，也必将支撑中华民族走向未来。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继承了中华政教传统的资源，开创了中华文明新形态。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紧密相关。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的忧患意识，“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实践价值，这些价值观不仅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文明基因，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础。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例如，“以公为先”“夙夜在公”的为政之道，“民为邦本”“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明德慎罚”“隆礼重法”的德法并治理念，“廉者，政之本也”“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治吏经验等，皆已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强大精神力量。
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解决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既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解决当代人类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楼宇烈，第46页）西方文明以“神”为中心，更多地考虑如何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适，并以人为尺度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使人己、物我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生存、发展的真理性认识和思考，对当下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讨论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对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是具有强大历史穿透力和重大现实价值的精神资源。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2018年，第2页）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力”，对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中国精神”与“中华文化”并提，意味着党在文化自信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从“自在”到“自为”的变化。《决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72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前提性的客观条件，对于我们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中自立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一种现成的状态，而是有待于“传承”和“弘扬”。传承和弘扬的主体性努力即是一种“自为”，是经由我们的“精神”主动引发而见诸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国精神”是对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高度概括：“在当代中国，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共中央宣传部，第144页）之所以要以“中国精神”而不是“中华文化”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于核心价值观并非已经完成的文化成果，而是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
“精神”指向的往往是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被激发出的巨大的主观能动力量，比如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大庆精神、特区精神、抗疫精神。时代与精神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时代的进步需要精神的鼓荡，精神的成长则有赖于时代的塑造。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之表述，一方面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精神还属于整体性概念——中国。中国精神不仅由中国自本自根的文化传统生发，同时也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精神，而是在逻辑上规定了历史与现实的所有精神的最高凝聚。中国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以更为深邃而整全的视角通过新的时代精华来把握。
中国当下的精神图景，其重要特征在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把握时代，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真正实现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精神的展开过程。中国精神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自觉的主体性存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和理想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总是能够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创造出具有不同时代内容、不同形态的文化，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精神的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精神是新时代伟大梦想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处于极大的变化和动荡当中，以中国精神来引领知识变革和价值重构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其牢牢把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定位，紧密结合时代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新时代纵深发展，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力量。
面对新时代新条件新任务，《决议》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47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中华传统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为底色的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当代体现。在“天下”意识的统摄之下，中华民族自古就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其现代化阐释即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各国“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消除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宽容境界”。（参见费孝通）“文化宽容”有助于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体现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类存在理论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可以看作马克思历史观的中国化，也可以看作中华传统天下观的现代化，体现的是中国人恒久的精神追求。这两种趋势的汇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追求，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中国精神中自作主宰、独立自主的面相，引导我们在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百年党史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指导实践的历史。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同上，第666页）。这些重大判断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面对新的历史实际，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这一论断成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理论依据，深刻把握了时代主题。进入新时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各方面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目前，中国面临着“两个大局”的“双期叠加”，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进入关键期的历史交汇。从国际范围看，当今世界面临着近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相互影响和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世界亟需一种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来解决既有的现代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世界向何处去”的有力回应。从国内范围看，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业已迈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是世界与中国的深度交互，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两个大局”于我们而言，既是动荡变革期，更是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中国在与世界的互联互动中既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又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文明进步注入了动能。（参见王立胜，2021年）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百年变局中，西方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显现，工业化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的社会问题交织叠加。要解决“两个大局”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我们就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习近平，2017年，第62—63页），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去思考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新特征，用中国精神提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
自清末以降，古老的中国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仅凭传统文化解决不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开启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思想探索与文化改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对各种主义、思潮的甄别，中国人民最终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激发了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孕育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指引，使得中华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征程中得以激活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习近平，2016年，第9页）。一方面，从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看，一种异质文化进入本土文化的领域，必须吸取本土文化的要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在该地域生根发展。（参见钱逊，2018年）《决议》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96页）。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继承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智慧、价值理念和精神要素，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传统文化养料。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也因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在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形态之上，它根植于农业文明，是在“成己”与“成物”的伦理实践中构建的“道德的人文主义”。因此，在面临西方工业现代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原有阶级结构的改变时，中华传统文化无法提供适合的解决方案。毛泽东说：“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3—1514页）因此，要走革命与国家重建的道路，就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新时代的实际出发，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化根脉和中国精神传统，使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延续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及其历史演进的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现代性活力，对五千年文明史进行了话语转换和精神激活。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体之两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历史，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对此，贺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贺麟，第5页）。伴随着近代历史的展开，中华传统文化也开始了被迫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但人们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之路。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为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可能。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又是如何在结合中互相促进的？应当说，毛泽东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他用中国人熟知的“矛盾”观念来阐释唯物辩证法，用“相反相成”说明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中国哲学中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既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民族形式和民族内容，搭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使传统的中国哲学文化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入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向度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
综上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二者的双向互摄中，马克思主义通过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获得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华文化通过转化、发展而获得新生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展现出当代价值和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思想旗帜和固有文化的结合，前者是真理武器，从社会个体的维度追求自由与解放；后者以人文化成，从精神主体的角度寻求内在超越，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走向新境界、迈向全世界。《决议》分别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化精神发展史的维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定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真正贯通起来。
四.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由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现代化”概念被自然而然地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现代性”也指向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从文明论的角度考察，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中，古希腊是一切的起点，古希腊哲学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与多、变与不变的隔阂，是西方文明最初始的二分思维模式。这种思维上的“二分”模型在政治问题上便演化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即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必然会导致暴力冲突。在基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框架和政治视野中，现代国际社会基于“修昔底德陷阱”所看到的就是“西方—非西方”的“非此即彼”式逻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天然“冲突”与“对抗”，并最终演变为“文明冲突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亨廷顿，第35页）。而当“文明冲突论”遭遇“历史终结论”时，实质上就演变为西方发达国家借文化冲突的观点来抑制其他国家和民族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随着世界历史的推进，二元对立范式下的西方现代化所蕴含的矛盾日益显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以“资本”为核心逻辑，而资本的目的是实现自我增殖，如此一来，围绕物质利益争夺而展开的现代生产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基于交换和契约的交往关系而导致的逐利行为，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走向全面异化，贫富差距有增无减，阶级对立日益尖锐；而随着欧洲殖民统治和全球化浪潮扩展到全世界范围，逐渐形成资本主导下的世界不同文明的不平等结构，造成传统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与非西方后发型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人们超限度地开发自然界，自然界沦为资本实现其效用性目的的工具，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面临崩塌，造成生产与生态之间的全面对立。正是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欧洲殖民主义的时代结束了，美国霸权也日渐衰落，接受并运行这种发展模式的俄罗斯和拉美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升反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已成为事实。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由于其内在危机已经无法继续指引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一种适应全人类需要的新型文明形态亟需出场。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所主导的现代文明不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以多元融合发展为特征，是在尊重内部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华夷无间”“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念，而“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参见赵汀阳）它强调万物共生与和谐，试图构建“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同上），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根基中成长起来的，由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所引领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迈向新型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选择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汲取前现代文明的优势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以期避免西方先发性现代化国家走过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正预示了一种未来新型文明的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新型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浸润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中国具体实践而形成的文明形态，是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中华传统天下情怀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类存在观念的现代阐释和创新发展。这一新型文明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生，也是中华文明的新生，是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领导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了五大文明领域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事实证明，“西方不是‘世界的全部’，也绝非是‘世界未来’理所当然的范式”（佩雷斯，第6页）。正是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另一种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及其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全方位的现代化。区别于仅追求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而这种注重整体发展的新型文明只可能出现在具有传统“天下观”之整体思维的中国。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是一种追求不同文明共存共荣、全球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今天则表现为以文明共存应对文明冲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世界是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共同体，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和“强者称霸”的欧洲中心主义，承认多元文明及其价值，坚持各种文明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一个以资本逻辑凌驾一切、以形而上学统治一切的西方现代世界，不可能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而形成的文明新形态，才能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循环，超越资本现代性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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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动态》2022年第5期“学习、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