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为中国资深报人，曾任《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近年来，周瑞金发表了批驳“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文明冲突论”的评论文章，在西方传媒广为流传。

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的春节重要谈话，曾透露其意欲推动改革的想法，然而舆论却踌躇不前，周瑞金遂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一系列评论文章，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方向，呼应邓小平路线，开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构成了名震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周瑞金又发表了一篇两万字长文《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周瑞金大胆提出，公权力应该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推动司法、新闻等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他的“盛世箴言”再次语出惊人。

以下是《南风窗》记者王淑娟11月10日对周瑞金所作的专访全文：

“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

《南风窗》：在文章中，您谈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倒行趋势，即“国进民退”，其实这个话题媒体都在谈，您为什么还愿意谈？它会带来哪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周瑞金：“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现象，大大压缩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尽管2005年出台了“非公36条”，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不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这是根本问题。其实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大，7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吸纳的，特别是科技创新，85%以上是靠民营企业支撑的。可以说民营经济的衰落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倒退，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要反复强调。

而且“国进民退”和特殊利益集团又连在一起，带来了新问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权力，一些国有企业中的经济精英和政府的公权力精英相互勾结合谋，与民争利，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强化国有垄断，官僚资本就更容易形成，就更容易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对我们来讲太危险了，经济体制能不能沿着原来的初衷，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方向前进，这很重要。

《南风窗》：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是不同的。

周瑞金：对，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不奇怪。利益集团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创造社会财富有推动作用，那是积极的。但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将社会财富占为私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破坏社会公正。前几年媒体揭露的“鲁能收购事件”，就是个别人企图鲸吞国有资产，后来由于中央领导人介入，阻止了这桩恶性收购，这是公权力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成功一例。

《南风窗》：您刚刚提到“国进民退”跟“特殊利益集团”是有关联的，前者是在后者的推动下高歌行进的，后者则是分享前者的成果。怎么来解决这种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局面？

周瑞金：这实际上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北京有位改革开放的老理论家，看到我的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我提出“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很及时很重要。他认为我国封建主义影响很深，封建特权思想的毒害很大，他说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封建特权的残存表现。

我非常赞同这位老理论家的分析。公权力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渗透到经济里面去，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的公权力很多却变成了特权。这是我们体制上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归根结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公权力和资本权力才能分割，才能斩断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避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急不得的，要逐步推进，包括司法公正、党和政府“裁判员中立立场”、培育新社会组织等。

《南风窗》：您提到特殊利益集团不仅盘踞瓜分国家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它渗透到政法系统，并寻找政治代言人，“绑架”了一些政府官员，您怎么看待这种危险的迹象？

周瑞金：司法本来是社会良心，但这些年看来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却下降了。发达国家的腐败大都出在公权力领域，而我们渗透到政法系统。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美国200多年来只有40多名法官犯案，新加坡则没有。而我国这几年司法腐败已经出现了多少？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都出问题，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另外我们的腐败还蔓延到舆论领域，这两大社会良心腐败了，那就比公权力领域的腐败更严重，更危险了。

所以要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司法体制的改革，还有新闻体制的改革，要重新发挥它们的社会良心和社会公器的作用，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来监督政府。这是应有的执政观念，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两个监督搞好了，政府的公权力腐败就少了。

《南风窗》：重庆打黑事件，显然为党和政府加了分。

周瑞金：重庆打黑，这也是一种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表现。黑社会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打黑”打的不完全是黑社会。对于黑社会，发达国家是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如果单靠一个人的“铁腕”来治理，手段强硬了就治理得好，不强硬了就不行。黑社会确实不止重庆有，沿海等地方也有，谁来打？在重庆“打黑”，但在其他地方，黑社会是不是照样存在活跃？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没有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单靠个人魅力来打黑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

《南风窗》：您在文章中也提到了NGO，但您只是从维稳的视角来提，说它是第一道防线，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民间社会组织未来能否成为公民争取公共利益的平台？

周瑞金：当然能，我在一些文章里给予了NGO很高的评价。从维稳的角度来谈，社会组织不是起捣乱的作用，而是有利于稳定。但我们的政府要明白这点，不要以为多一个社会组织就是添乱，导致我们的社会氛围不够宽松。

NGO涉及建立公民社会，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种社会改革。我们需要把政府的“万能职权”，这种无所不及的全能主义进行改革。我认为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三权构架”，一个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一个是公民的自治权力，还有就是配置资源的权力，也称契约。契约是用来创造财富的，而社会的安定治理是由公民自治解决的，然后是公共权力，人民委托政府执行，通过规划预算来管理经济，监管市场，实施公共服务，来解决契约、社会组织做不了的问题。如市场和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医疗卫生、教育、廉价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信息公开等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公共品。我认为这样“三权”构架的社会才是健全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南风窗》：靠社会组织的介入来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有这种可能性吗？

周瑞金：有。其实，首要是政府公权力要自觉不为资本精英所用，政府是清白的，不与之同流合污，那也形不成特殊利益集团。然后要有社会监督、司法公正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很好地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政府官员越界越权，来指挥资本、控制资本，那必然滋生合谋腐败。政党的监督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所以在推动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应该鼓励民主党派起到特殊的政治作用，它本身就负有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是宪法赋予的。

《南风窗》：最近上海查处“黑车”诱发的“钓鱼事件”，同时仍在强调严厉打击“黑车”。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所谓“黑车”，问题出在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垄断利益集团。您怎么看？

周瑞金：我们要思考产生“黑车”的深层缘由，不能只是看到社会上有人硬要违法开“黑车”，所以要加强依法管理。还要看到，“黑车”大多出现在交通线路配置有缺陷，居民出行不方便的地方，我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运力是不是已经达到社会的需求，方便了居民的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