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同事刚刚从美国回来任教，在我们的几次交谈中，都触及了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在目前的中国，研究美国史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这种谈话有一个特定的“语境”：我们都隐约感到，当前国内的舆论似乎有点不再把美国放在眼里；在有些人看来，美国已经陷入了一个很深的泥潭，如果它不能挣扎脱身，就难免急速走向衰落。这样一来，美国以往拥有的光环正在变得越来越黯淡，以致很快就要消失了。

其实，就在几年以前，许多人对美国的历史还充满了热情。在一般人的日常话题中，也经常涉及美国的史事。那时，美国代表着“强大”、“先进”、“富裕”和“文明”，甚至是全世界的希望所在。很多人在谈到美国时，总不免要问：这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会发展得那样快，何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崛起”为一个“大国”？我们的学者研究美国史，最大的目标是要找出其中的经验或奥秘，以帮助中国快步走向强大；我们在日常谈话中引述美国的史事，通常是为了反衬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落后或不合理。那时，我们很少注意到，美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多次危机，它的发展之路同样是曲折而崎岖的。

现在，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美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中国正在出钱帮助美国处理危机。这样一个需要中国施以援手的国家，还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它的历史还有阅读的价值吗？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仍然可以读一点美国历史，不过目的不再是从中获得什么启迪，而是要找出美国何以陷入危机、竟至走向衰落的教训。我们刚刚热烈地讨论过“大国崛起”的经验，现在不正好可以借眼前这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来反思一下“大国衰落”的教训吗？这对于一个正在“崛起”、或即将“崛起”的“大国”，难道不是一种来得正当其时的警钟吗？

实际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充当别国的“反面教材”。在独立之初，美国人进行共和实验，遇到了许多的难题和危机。“人民”在政治社会的地位如何体现，政府的权力结构如何安排，全国性政府和州的关系如何处理，共和制国家如何同其他国家交往，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这些问题无一不是至关重要而又相当棘手的。国内一度出现了对共和制灰心失望的情绪，有人鼓动华盛顿拥兵称王，有人公开称颂君主制的好处，还有的地方发生了民众造反事件。欧洲有些拥护君主制的人见此便断言，美国人的实验肯定是短命的；后来还有欧洲哲人调侃说，美国人之所以借重古老的共和制，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到实行君主制的程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史实是，那时多数美国建国精英并没有放弃共和主义的理想，华盛顿也没有接受诱人的王冠。他们对美国社会做了冷静而深入的思考，对共和政体的理念和制度做了精心的改造，使之不仅适合形势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几十年过后，一个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年轻人，到美国实地观察那里的民主政治，随后发表了一本著作，提出了一个让欧洲人多少感到震撼的观点：美国不是欧洲的童年，而代表着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

我们过去对美国建国的历史所知未详，但对华盛顿拒绝王位诱惑、主动放弃权力的故事，却总是津津乐道。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中国的某某政治领袖如果有华盛顿那样的品德和胸怀，效法他在权力顶峰放弃权力，那我们的国家将会有多么的幸运啊！似乎美国之所以能走上民主共和的强盛之路，主要靠的是这种伟人不贪恋权位的“高风亮节”。其实，把华盛顿的政治选择仅仅看成是一种个人品德的表现，可能源于对美国早期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误解。美国的建国一代对于人性和权力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们知道人不是天使，权力也是一种极其诱人而危险的东西，因而要对掌权的人进行制度和伦理的双重设防。对于政治精英的行为，这种社会风气无疑具有很强的规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美国盛行共和主义，反对任何世袭的权力，鄙弃为了个人目的而追逐权力。按照建国精英的一致判断，美国人是热爱自由、崇尚平等的人民，唯一适合他们的政治体制，只有共和制；其他的政体无论其本身具有多少优点，也绝不可能在美国生根，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华盛顿即便热爱权力，即便心仪君主的荣耀，他只要略具政治常识就不难看到，国王的宝座实际上就是个人政治生命的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华盛顿改变了美国的命运，而是美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塑造了华盛顿的命运。

到19世纪后半期，美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奇迹，但政治腐败、道德沉沦、社会不公等弊端也空前严重，以致让某些美国人自己都觉得，世界的末日快到了，最好是做一个热气球升空，以便躲避即将到来的毁灭。但更多的美国人选择了留在地上，致力于探索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他们有的诉诸犀利的文字，揭露和批判各种时弊；有的深入各处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有的更是亲身到基层社区生活，帮助那里的穷人改变现状。当时的舆论风气是把社会问题归咎于富人，指责他们聚财不义，用财不公，败坏政治，压迫穷人。鉴于这种局面，主持联邦改革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反复提醒富人，当前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富人和穷人如果不能一起上升，就会一起沉沦；如果舍不得眼前的小利，就可能最终失去一切。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保守派”，一心要说服美国最有势力的群体接受建国先辈提出的政治理念，维持“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共治。最后，很多富人再也坐不住了，纷纷采取积极的姿态，支持或接受改革。20世纪初期的这场改革运动，虽然没有彻底革除流弊，但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时人对“美国生活的希望”。

前几年，国内知识界忽然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往事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有人甚至觉得，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与一百年前的美国十分相似，因此我们也需要刮一股“进步主义旋风”。但是，我们在关注进步主义的改革措施时，却忽略了这场运动的由来。美国的改革发端于基层社会，并受到特定的公民文化的滋养。无论是揭露黑幕的新闻记者，还是剖析社会时弊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深入社区的各界人士，还是积极提出改革措施的社会团体，都来自于民间，而且活动于一个容许反对、能够自由表达的环境中。他们所显示的是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和公民的自觉参与意识。一句话，进步主义改革是一场发端于民间、并受民间力量推动的追求社会公正的改革。忽略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它的实际内涵和真正意义。

后来，美国还遇到了另一些危机。1929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整个国家似乎笼罩在弥天的阴霾当中。当时和以后那些不太喜欢美国的人，有点按捺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态，宣称“资本主义”遇到了“总危机”，其就木之期指日可待。罗斯福和很多美国人当然不接受这种说法，他们致力于摸索应对这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大危机的办法。当然，美国人最终还得感谢一个难得的好运气：希特勒在欧洲挑起战端，英法等国急需美国的军火和货物。急剧扩大的市场，很快解决了罗斯福新政所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美国经济重现繁荣，美国一时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敌对和隔绝，中国人很难得到关于美国的真实信息，那时的宣传口径是把美国说成“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其实，那十年里美国确实遇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长期的种族歧视引发了普遍的抗议，卷入越南战争招致了强烈的社会不满，美国人最为自得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之类的核心价值，遭到了年轻一代的质疑和挑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扰攘不安的叛逆气氛。后来，各种抗议运动在造成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以后，逐渐偃旗息鼓，美国再度步入了一个安定和繁荣的时期。

今天的美国又遇到了大麻烦。“金融海啸”过后，美国经济前景黯淡，美元地位岌岌可危，别国的嘲弄和蔑视也随之而至。有人责怪华尔街的“金融巨鳄”玩过了头，有人指摘美国政府放松了对企业界的监管。更有意思的是，1860年，美国国内政治危机愈益严重，内战迫在眉睫，那时的美国人选了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政治新手来当总统；1932年，在举国深为“大萧条”所苦时，美国人选了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来执掌白宫；2008年，在经济形势越来越不乐观之际，美国人又选了一个缺乏政治根基的少数族裔来应对危局。人们不免要问：奥巴马能像林肯和罗斯福一样，最终领导美国走出困局吗？现在他就职已逾百日，外界对他的作风和作为议论颇多，毁誉参半。其实，在罗斯福的“百日新政”结束之际，当时的美国人也没有看出多少走出“大萧条”的迹象。何况美国经济复兴的希望，并不仅仅系于总统一个人身上。

进而言之，不管今天的美国处于何种困境，并不能减损美国人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光彩；也不管美国今后是否能继续保持强国的地位，对于其历史的了解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于猎奇或寻求刺激的读者来说，美国历史可能缺少一点吸引力。因为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没有那些常见于“文明古国”的宫廷政变、宫闱淫乱、“子贵母死”、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之类的奇闻异事，甚至连官场的斗法弄权、贪污腐败的故事也不多见。但是，美国历史中却有另一些值得重视的东西：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有年代最为久远、施行最为连贯的成文宪法；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和实验场；它有如何在众多的族裔和文化群体中谋求共处的经验教训；它取得了许多令人赞叹的经济和技术成果；此外，它还办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几所“一流大学”。

我们向来比较关注国家的强弱和兴衰，并以此来决定我们研究和阅读的兴趣。这种心态是不难理解的。来自多种渠道的信息反复提示我们，中国曾经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大国和强国，只是在最近几百年才被人超过；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实现“复兴”，重新找回强盛的感觉。有了这样一个急迫的目标，我们就很难沉得住气，做什么都难免急功近利，对待他国的历史也不例外。为什么我们有较多的人研究美国史、日本史和英国史，而很少有人研究印度史、俄国史、非洲史和拉丁美洲史呢？这是因为我们至少在潜意识中认定，只有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我们才能学到马上可用的经验，这样的研究才有现实意义。

这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界和读书界最常见的价值取向：研究外国历史，不是为了发现知识和创造思想，而是为了“取经”；阅读外国历史，也不是出于了解异域文化的愿望，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甚至也不是为了愉悦心灵和充实生活。我们的学者和读者共同关心的，是能否直接得到可用的经验或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成了谈及外国历史时常用的套语。然则，阅读外国历史真的只有某种当前的工具之用吗？

当今我们身处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世外、自行其是的国家，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人群，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交往。而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了解他们的文化。有人批评所谓“文化崇拜”，反对把一切说不清的问题都放到“文化”的“大筐”中。的确，“文化”本身就很难说清楚，而用“文化”来解释问题，难免招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讥。但文化又确实是无处不在的，忽略文化的维度，对许多问题更难以有清晰的认识。而我们要真正理解一种文化，除了从这个国家的历史入手，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退一步说，我们要关注今天的美国人如何应对危机，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最终化解危机，也需要借助于历史的透镜。美国人在历史上遇到过许多的危机，也曾多次成功地摆脱了困境，这一次难道会成为一个例外吗？即使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我们也要好好研究美国历史，写出好的美国历史读物，要让读者有可读、而且愿意读的历史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