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北京论坛2009”终于落幕，作为分论坛“化解危机的文化之道——东方智慧”的主持人，我得以与众多旧雨新知展开认真的对话，深感欣慰。原本准备提交给大会的是《如何“东方”，怎样“智慧”》，着重讨论一百年来中国人对于“东方”以及“东方智慧”的想象；只是在撰写过程中，发现自家学术准备不足，且文体近乎“随感”，只好临阵换马。不过，论文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萦绕于心。

我原本希望讨论的是晚清中国人对诸多“亡国惨祸”的警觉、五四新文化人对“弱小民族文学”的接纳、60年代谈及“亚非拉人民得解放”时之欢欣鼓舞，以及今日响彻云霄的“争创世界一流”，各种论述思路迥异，境界不同，值得认真反省。我担心的是，在“和平崛起”的同时，我们是否遗失了本该有的对于弱者及其文学的关注。不要说公众，就连学者，似乎都有这些偏向。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的课程设计，深受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很多不如人意。但有一点，中文系开设“东方文学史”课程，逼着我们囫囵吞枣地了解若干印度诗史、波斯文学，乃至现代菲律宾小说。而今天的中文系学生，再也没有这种雅兴。随着专业化程度日渐提高，学者们不再“东张西望”了。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选择“大而无当”却很能体现“人间情怀”的研究题目，已经很不时尚。

近日，因某种因缘，校读硕士生期间所写《许地山与印度文化》，感触甚多。此文初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4年11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走向世界文学》时，改题《许地山：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确实是初生牛犊，胆子真大，管他有没有足够的学术准备，只要需要，我就上。谈印度文学，基本上就靠许地山以及季羡林、金克木等人著作，还有若干翻译过来的资料。第一节“黄河与恒河的沟通”，开篇就是：“当‘五四’一代中国作家站在黄河之滨，隔着大洋，呼唤着莱茵河、泰晤士河、伏尔加河和密西西比河时，许地山悄悄地翻过喜马拉雅山，来到恒河边沐浴……”如此幼稚的文学性描述，今天读来，颇为汗颜。不过，意识到晚清以及“五四”的中国，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当初的感觉还是相当准确的。单就文学及文化而言，那时的人们对于印度的关注，很可能超过今日中国普通读书人（专门家另当别论）。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与欣赏，越来越受制于大众传媒，除非获诺贝尔奖或出现重大政治事件，很难设想中国人会将阅读目光集中投向越南、印尼或伊朗的文学。

十年前在边陲旅行时，我曾写过一则短文《哪个“东方”？谁在“崛起”？》（见《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作为东方人，当我们在东西方对峙或对话的语境中讨论问题时，往往将自己虚拟为东方的代表甚至化身——这里所说的，不只是中国，更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学者。都是东方人，都有资格代表以及谈论东方；可扪心自问，我们真正理解‘东方’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部分生活在东方的学者，对真正的东方其实相当陌生。因为，作为地理—政治—文化概念的‘东方’，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印度或日本。”

在一篇题为《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1988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的访谈录中，我提及：“正是由于交流双方的不平等，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心平气和的兼容并蓄中创造一种新文化。”随着世事变迁，谈论东西方文化，可以有此消彼长，也可以有自家的趣味与立场；但士生今日，无法回到那个拟想中的“纯粹的东方”。我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及军事实力激增，国人的爱国心及自豪感越来越强，与五四新文化人的批判性思维（比如“国民性”论述）相反，今日中国，容易过分夸大所谓“东方的智慧”。曾有外国学者善意提醒，说你们中国人真不会说话，说来说去就那么三句：五千年中华文明，很灿烂；两百年中华民族，很悲惨；三十年改革开放，很辉煌。想想也是，我们是否在谈论自己的历史及命运时，落入了某种既定的套路？

批评五四新文化人过分崇拜西方，对传统中国缺乏温情，这可以理解；但今日中国人，是否倒转过来，刻意凸显中国文化的魅力，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在凝视、表彰、阐释“优雅的东方”时，多打几个问号，政治上如此，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如国学的提倡、文学史的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等，目前多有“甩开西学拐杖”、“走自己的路”之类豪言壮语。记得当年疑古思潮兴起，王国维曾冷冷地说了一句：“今之学者于古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不谈具体学说之是非得失，只是希望养成一种习惯，在挑战各种思想学说的同时，也质疑自己的“质疑”。

学会怀疑自己，越是处于顺境，越必须有这种自觉。这也是我在提及“东方智慧”时，特别希望表达的“不合时宜”的期待。

2009年11月16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