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发展进程可依据中国的内部关系演变与外部关系变化的交织作用而划分为四个阶段：历史文化的中国、革命的中国、经济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中国的转型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都可以通过“中国意象”予以概念化阐释。通过“中国意象”框架可以揭示中国的内部演化与外部影响的辩证关系，即外部因素怎样迫使中国转型以及中国内部的转型如何反作用于外部世界。
“中国综合症”通常被理解为西方对崛起的“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的困惑所表现出的思维和行为的紊乱。本文试图超越这种理解的时空框架，把“中国综合症”放在中国历史的自我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演变进程的双重轨迹中，来把握“中国综合症”的本质，从“中国意象”讨论西方对中国崛起产生的“中国综合症”的心理根源，从心理维度揭示中国崛起引起的世界反响问题。
历史文化的中国意象
文化中国涉及“历史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哲学和古代经典给予很多欧洲知识分子以灵感。西方人对“历史文化中国”的认知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意象，这种认知并不代表真实的中国，更多是外来乌托邦式的意象，如《马可波罗游记》描绘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及“丝绸之路”给西方人带去的对中国更具体的了解。
然而，西方对中国文明的价值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如“历史文化中国”所取得的科学、技术和医药成就及它们对西方发展的重大贡献。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来，中国的文明成为倾向于传统的、专制的和落后的象征，再也不能与西方现代性相竞争。在韦伯的文化解释框架里，中国没能够转向资本主义是由于中国儒家价值系统不能接纳具有创新性、竞争性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
革命的中国意象
整个20世纪，中国处于不断的革命和变革之中，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越战、“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的经济改革带来的伟大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这种连续革命和变革是在巨大内、外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革命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国是相联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方面都实现了“大转型”。冷战期间，“革命中国”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这被西方看做是对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潜在的模式和与美国竞争的意识形态。当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再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外的事情了，而是发生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体系之内。
经济的中国意象
“经济中国”主要指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国转向以经济为中心和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中国逐渐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与其他各国人民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面对“经济中国”，西方人的情感可以说“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资本的利益逻辑不可避免会倒向中国。同时，由于很大程度受到自身现代化理论中政治和经济逻辑的影响，西方期望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导致政治自由主义，即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自然会融入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基督教的氛围，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必然会胜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的稳定，西方人对待“经济中国”的“喜”减弱了，“忧”加重且更“困惑”了。冷战结束后，西方人声称在政治上打败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同时却面临着一个新的困惑，即中国经济开始影响全球市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对现实世界秩序更具“威胁”性。13亿中国人的能源消耗和财富积累对西方的威胁更是超过亨廷顿的所谓“文明的冲突”。
西方人对待中国的矛盾心理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人权”、“平等”和“民主”等问题是西方常常用来攻击中国的重要话题，但外资企业在面对中国工人的“劳工权”时却常常忽视这些话题；西方人指责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强硬的态度背后，实质更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的妥协性恰恰又暴露出“人权”政治口号的模糊性与虚伪性本质。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最初的发展中同样曾经有过，但是西方人似乎忘记了他们走过的历史。
政治的中国意象
资本主义一直被西方看做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关键驱动力的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将重新回到亚洲，特别是东亚。今天，“政治中国”的观念与应用性短语“中国模式”有着密切联系。
“政治中国”意象显示出西方不知该如何对中国进行概念化分析并正确面对中国，因为它处在西方所熟悉和理解的框架之外。中国市场的不断发展能产生巨大的商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希望中国市场能不断增长。然而，很多西方政治家和舆论界并不认同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的理论假设，指出它们不符合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构建的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一些现实主义理论者如米尔斯海默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崛起预示着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现行国际体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中美之间必有冲突。
“中国模式”体现为特殊的历史维度、独特的文化因素和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加，尤其在管理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对第三世界尤其具有吸引力。面对“中国模式”，西方的态度是复杂的。中国已经被高度融入现有的世界体系，西方认为中国从这个体系中也获得了实质利益，并期望中国能在该体系中逐渐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然而，他们依然认为中国应该调整现有的崛起及发展模式，接纳已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游戏规则，并努力适应且服从于这一规则。
“政治中国”被看成是中国发展模式对西方的挑战，是对西方思想观念及意识形态权威的挑战，西方感受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实力施加的压力。“中国模式”进一步加剧了西方人的担心、焦虑与恐惧。“政治中国意象”成为西方“中国综合症”的最直接的导火索。
“中国综合症”根源的综合分析
上述这些“中国意象”具有一个相似的特征，都是在中国内部因素和外部国际力量互动下，中国发展进程出现了鲜明的转向。
从马可波罗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对“历史文化中国”的心态有了根本转变，东西方心理优势上发生了逆转。一方面，“欧洲文明中心论”强化了西方人的优越感，使之产生鄙视、攻击、改造和启蒙中国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心理历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起初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心严重受挫、产生强烈的失败感和屈辱感，到日渐觉醒，再到发奋图强的斗志日渐强烈并树立了不屈不挠、争取胜利的决心。
东西方心理优势的转折引发了“革命中国”的基本态势。从“革命中国”开始，几代中国人一直为找回历史上民族的尊严和自豪而努力，并以此成为不懈奋斗的动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革命中国”时期关键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这对西方列强是个沉重的打击。资本主义世界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试图阻挠并扼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的这些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挫折，但是中国依旧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总体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保持着世界主导话语的地位。
改革开放后，“经济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西方世界乐观地预期资本主义打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了。但1989年苏东剧变后，形势又重新出现了很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人作了反思和认真总结，尝试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而不是遵循西方期望的发展轨迹。中国选择的道路让西方人困惑了，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他们不知道是中国错了还是他们的理论错了。
西方学者推出的“北京共识”又直逼造成几个遵循“华盛顿共识”模式的重灾区，“中国模式”成为了一种文化软实力，对第三世界产生了可效仿的意义，同时有力地挑战了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对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了置疑。
四个“中国意象”共存于当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观念中，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渗透，透过“政治中国”意象，突出表现为目前西方的“中国综合症”。可以说，中国实力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中国模式”应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教条或理念是“中国综合症”的根源。“中国综合症”是“美国霸权论”和“欧洲中心论”观念下的一种心理反应，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原有记忆导致他们对中国认知出现偏差的结果。西方不能深刻理解“中国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深远意义。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作为崛起力量的中国和现行世界规则制定者的西方，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紧张与调整过程后，最终能走上相互适应和相互协调的道路。
作者单位：丹麦奥尔堡大学社会科学院；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