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什么中国屡次投资国际金融总是巨亏，而国际金融屡次投资中国总是巨赢？难道这只是贪官污吏、买办内鬼、垄断利益集团所致？全球一体化时代，争夺金融制高点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目标，那些关乎国家命运的核心信息情报则是这一竞争中的关键部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出了答案：在西方占据信息绝对优势的现行博弈规则下，中国的核心信息早已被惊人掠夺。面对这场庄家看得见底牌的游戏，参与“我知道”对“你分析”的博弈，中国没有取胜的可能，更甭提崛起。
总是巨亏：中国的国际金融成绩单
中投公司，1.55万亿的特别国债作为其注册资本，在世界金融股股价最高的时候入仓，前些时候这些股票基本上是跌了2/3，只不过我们的会计准则把这样的亏损叫做浮亏。中国平安保险投资富通，海外亏损高达到95%，虽然有比利时等政府的恶意操作，但这些恶意操作也不过是把亏损从90%增加到95%而已。中信证券算是比较侥幸的，由于先前的入资程序出了问题，未能投资贝尔斯登，才幸免于难。再看我国的航空业，三大国有航空公司交出2008年的经营业绩，以总计279亿元亏损创下中国民航史上最大规模的年度亏损额，放眼全球，中国这三家航空公司的亏损额几乎占了全球航空公司去年亏损额的一半左右，航空公司是油价上涨也亏，油价下跌更亏，这样的尴尬境地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类似的还有其他案例：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巨亏、中铝入股力拓被耍……为什么中国投资国际金融总是以巨亏告终？
上面的案例还只是些明亏，其实暗亏比明亏更加可怕。暗亏的损失并不反映在账面上，但却是巨大的。暗亏之殇，不仅仅是巨大的金融损失不易察觉，更主要的是它是滋生各种腐败的温床，是内鬼们可以操作的地方。
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股。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股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竟达9.3倍。
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瑞银集团(全称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股。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股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达6.6倍。
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下属机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之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而且以后每年还都有300％以上的超高回报。
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多亿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
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0元多，净赚一倍以上。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500亿落入对方囊中，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银行，实质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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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亏的原因能简单归结为内鬼吗？
对于这种齐刷刷的巨亏，中国老百姓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有内鬼。在中国，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已经达到极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归咎于这些人的恶行。今天的中国百姓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一旦出了问题，那肯定就是我们内部有大量的贪官污吏、买办内鬼、垄断利益集团。但是问题真是那么简单吗？
其实，中国对于国企行为的监控是比较严格的，我们的监控体制中不仅有监察部、国资委、检察院的反贪局和枉监局（渎职枉法监督局的简称），同时还有党的纪检组织，更何况在大的海外金融操作中还会有情报部门、安全部门介入。因此，即使有灰色、黑色的成分，也不可能太过于离谱，面子上一定要经得起审查。因为内鬼在获取非法利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攫取利益。明显成为众矢之的当过街老鼠的事情，是没有人敢干的。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也是损失惨重，连民主国家冰岛都举国破产了，这难道也是我们一致认为的黑色问题吗？显然，这其中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平安和中信的海外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大家都是以利好来看待，所以当时这些企业领导层做出的决策，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我们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当事人。那我们总是巨亏的原因是什么呢？
投资有风险，但如果风险百分百的发生，那就不是风险能解释的了。这种理论上超小概率的事件，统计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就不是统计上的随机问题，其中一定有某种必然因素。这种必然因素是什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如此亏损，那就是肯定有人巨赚，因为金融衍生品交易是场零和博弈。即肯定有人知道石油要跌下来，肯定有人知道会发生危机——可以说这次危机是场庄家看得见底牌的游戏，是一场“我知道”对“你分析”的博弈——我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确定结果，而你只能分析事情出错的概率。这样的博弈我们是没有取胜的可能的。为什么有人是“我知道”？本质上就是有人在信息上取得了绝对优势，我们的核心信息被国外惊人掠夺。
这些巨亏的根源就在于这是一场绝对不平等的交易，而交易中不平等的根本因素就是交易的规则是谁制定的。公平只有在大家都在规则下博弈并且有公证的裁判才可以，但是对于只能遵守规则的人，与有权制定规则的人或者充当裁判的人进行交易时，怎么可能有公平？世界这个市场的博弈舞台现状是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均不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尤其是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心中一定要有市场相对公平的概念。而对于制定游戏规则和裁判的权利，在博弈中更体现为信息掌握上的不对称。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不但可以知道信息，甚至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制造信息，其根本也是在信息权上。而在国际金融中，美联储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大鳄们就是这些的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
中国核心信息的被掠夺
早些时候，有一个流传得非常广的故事，日本为了分析中国在东北大庆是否发现大油田、油田储量如何，就仔细分析《红旗》杂志(今天《求是》的前身)上的报道，对铁人王进喜照片上楼梯扶手的粗细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运算，从而得到了中国油田的真实信息——当时我们把这样的故事当作中国流失“情报”(在日文中，情报就是信息，信息就是情报)的反面教材。然而今天，国际资本不再是通过照片分析获取中国的信息，很多情况下，恰恰是我们自愿主动地将自家的核心信息送给别人，难怪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屡屡受挫。
1．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
现在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不是一般的小企业，而是中国的战略核心企业。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的核心企业在海外上市，将导致关系国家经济命脉行业的整体信息被外国掌握。石油行业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电信行业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金融业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还有积极争取海外上市的农行，再加上若干地方上的中小银行；交通领域的中国远洋、中海发展；航空业的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等。这些国有大型企业的海外上市，使我国的核心信息惊人地流失海外。
按常理来说，中国的电信、金融、石油、交通、航空航运、网络等等都是事关我国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这些行业的核心信息应该是绝对保密的。但是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的过程中，不但要告诉那些国际投行这些产业的全部信息，而且还要自己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信息绝对是真的。海外上市，需要披露的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仅仅只是那些上市公告的信息，也不仅仅是每年年报的信息，还有很多非公开渠道的信息。对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来说，全球主要企业都由他们辅导上市，我们的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其中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球的信息都被他们掌握。这些企业上市以后，每年年报的审计基本都由境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安永、德勤、毕马威)完成。在审计中，审计师关心的财务数据我们必须给他证明，各种交易、采购、销售、生产成本等等数据，都在境外事务所审计师的审计范围之内。另外，由于中国这些主要行业的大多数核心企业都在海外上市，而汇集这些企业给国际资本提供的信息将再次产生更大的利益——对方可以汇总这些信息，绘制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蓝图。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国际接轨的成果。
2．中国的招商引资
中国的招商引资长期以来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各个地方政府也以引资金额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招商引资的背后，就是中方企业的核心信息被外方套取，很多情况下还是免费套取。
一般的，外方套取我们企业和市场信息的手段就是广泛参股多个企业，似乎每一个企业所占比例都不大，但是每个企业的核心信息却都被外资占有。同时外方还自营着与我们的合资企业有重大竞争关系的业务，然而我们的国家审批机构一般都是形同虚设，招商引资被认为一项重大政绩的指标，哪里可能有否决的想法？另外一点，在我们法律条款中对外方同业竞争的禁止也没有更多的具体规定，我们的《公司法》最多只是对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同业禁止，即限制董事、经理、监事，却不限制委派这些人员的股东。所以对于这些企业的入股，不仅仅是控股，哪怕是很小比例的参股，进行反垄断审查也是必要的，就如澳大利亚审查我们的中铝入股力拓一样。
现在外资进入我们的核心企业，我们希望的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把他们当作战略合作者引进来，把他们当作老师给供养起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得他们尽管只占有不多的股份，却取得了公司整个的核心信息。然而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却是限制同业投资进入董事会，例如我们的平安投资富通，身为第一大股东却没有董事席位。如果有，想必平安也不会遭受那样大的损失。
在现实中，外资要套取我们若干行业的核心信息，甚至都用不着实际地进行合资、投资，只要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企业提出投资意向，从企业到政府官员就会唯外商马首是瞻，要什么给什么，就可以逐个地把中国整个行业中上规模的企业洽谈一个遍。再加上中国企业还特别有恶性竞争、同行揭短的传统，就在中国企业的互相揭发中，所有的行业秘密都被抖给了外商，最后外商对中国行业的了解，甚至比我们的政府、业内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多很多。
3．保险公司的外资渗透
中国的保险业是被外资渗透最为非常严重的行业，除了几大保险公司的海外上市以外，更有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国平安被外资控股。再加上海外保险公司与国内公司的合资，成立的若干合资保险公司，可以说整个中国的保险行业对国际金融资本来说都已经透明了。保险行业之所以特殊，要单独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涉及到一个国家更加基本的核心信息。
我们知道，保险公司为了确定赔付比例、确定保费收取，都必须进行严格准确的精算，而精算所依据的资料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人口信息，其中寿险是人口、财险是经济，所以掌握保险行业，就相当于掌握了中国的人口、经济、社会等等几乎所有方面的核心信息。保险公司的保户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等于是对中国的基本信息进行了一次统计抽样，而且这样的抽样绝对没有水分，谁也不能作假，作假就是保险无效或者骗保犯罪。如果汇总各大保险公司获取的核心信息，就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进行全面的分析。控制了保险公司的核心信息，这个国家就透明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国外对外资进入保险行业有着及其严格的限制。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首先是不让平安进入董事会，对于一个公司的最大股东在董事会中却没有董事席位，这在中国能够想象吗？甚至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政府不惜违反法律，也要处理富通公司，这样的政府行政干预在司法独立的西方社会是极其罕见的，不到非常情况绝对不会采取。三国政府耍诈，平安再怎样的主张，也就是赔偿损失的事情，损失好用钱来计算的，是简单的问题，而核心信息的价值是无价的，不好计算的间接利益。三国政府的违法操作，代价是巨大的，比利时政府集体辞职了。对于这样的代价和风险，这些西方政客事前不可能不知道，明知故犯的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利益。从此例，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国对其国家的核心信息是何等的重视。
控制中国的核心信息，就是遏制住中国发展的根本
中国的快速崛起让世界震惊，但是在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背后，世界资源分配方式的改变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挤占了西方的资源，遏制中国的发展是西方世界一个共同的主题，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表现得很友好，但这绝不会是牺牲该国利益的友好，而不过是一些政治家的策略而已。
遏制中国的根本在于破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也就是让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正如我们平时所熟知的“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推品牌，三流企业搞技术，末流企业做生产”，我们要进入标准、品牌领域，最根本的就是要拥有这个产业的核心信息，掌握这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否则永远只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等你发展了，想要提高工资了，西方老板就会再找一个比你更加便宜的工人来顶替你——与我们相仿的东南亚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就是这种情况。
当今世界的发展特征就是全球一体化，争夺金融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主要目标，而那些关乎国家命运的核心信息情报正是这一竞争中的关键部分。现在我们实际上在同西方进行着一场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这种不对等就是集中体现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西方的金融霸权之上——让你的错误判断把自己的资源和财富，在现有的信息规则下流给西方世界。
无论西方的主流公开的是什么论调，本次金融危机前他们把世界的资源和大宗商品炒作到天价，背后算计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是新兴的超大经济体，增加的资源需求大头在中国，而西方世界由于早就有长期协议和参股，因而所受资源价格的变化影响不大。危机后，他们又把资源价格打入地狱，背后算计的是俄罗斯，因为加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给多半出自俄罗斯——利用资源的高价让俄罗斯担保借入巨额外债，再利用资源价格暴跌逼债、低价购买俄罗斯的资源产权，而暴跌对于有长期协议的西方社会，仍然是影响不大！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套期保值要是不进行就好了！问题在于你不进行套期保值，价格就不会下来，而在价格的持续暴涨中你一样是亏损，就是等你什么时候套期了，西方什么时候就套死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核心信息在人家手里，西方正是那个看着你手里牌的出牌人，还是那句话：“我知道”对“你分析”，这是一场必输的战争。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趋势中，谁也不能说中国没有钱，但是你信息不灵，有钱也只是输钱的份，这是一场赌徒与赌场庄家的博弈。在核心信息上制约中国，让中国的信息不灵，不断的决策失误，不断的亏损，基本上西方就是这样一个策略。中国需要的就是改变这样的国际博弈环境，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能只是一个规则下的参与者，要拥有制定游戏规则和裁判的一部分权力，否则就如赌徒与庄家的关系一样，在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安全处境是无法改变的，虽然谋求这样的改变之路还是非常漫长和渺茫，但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之路，必须有深刻的思考，必须有明确的思路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到此，大战略问题浮现了：若今后还是处于信息的弱势地位，试问中国将如何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