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威权主义概念

“权威”亦称“政治权威”，指某政治领导人或政治集团以其功绩、才干及其它特有的影响，使其属下愿意接受其所制定的规章制度、颁布的命令和要求，服从自己的权力。这种接受和服从虽然没有成文法律，但对服从者来说，却被视为正当、合法的，而且是出于自愿。古往今来，权威对领导者、领导机关或集团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实施统治的必备条件。“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也称之为“威权主义”，英文均是authoritarianism，近年来学术界都译成“威权主义”。这主要是为了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相对应。这一概念据说是由西方学者沃格林（Eric Voegelin）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的。战后特别是60年代出现了研究现代化及威权主义的理论。但“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界定很清楚的概念，学者们赋予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人们理解也有褒有贬，而且贬者居多。人们往往把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里，人们习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大类别：民主政体、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

“权威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Amos Perlmutter）将其称之为“现代权威主义”（Modern Authoritarianism），阿根廷学者奥唐纳尔（Guillerrno O‘Donnell）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权威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奥唐奈尔在探究拉美威权主义国家政治结构时，对“官僚威极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市民阶级；在取消大众部门政治活动的同时实行经济的规范化，以维持社会秩序；对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众部门进行排斥；压制公民权利，取缔政治民主机构；排斥大众经济部门活动，以利于大垄断寡头的资本积累；与跨国生产组织联姻并推动其增长；通过制度作用，用中立和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关闭大众与政府间的民主信道，只保留军队和大垄断企业的参与。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它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

所谓“极权主义”是以极少数人独裁统治为特征，主要通过强制和镇压，对社会和个人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严格控制，迫使其服从领导人和政府的意志。这种体制可以分为传统的极权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前者，在封建社会普遍实行，一般称为“暴君统治”、“封建专制主义”等。后者，一般是指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德、日、意等法西斯政权。西方学者在习惯上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称之为“极权主义”，这无疑是一种偏见。第三世界个别国家也出现过这种极权主义政治。这种极权主义与封建或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专制主义是大体同属一种类型，确切地说，现代极权主义是传统专制主义的一种现代的变种或畸形。其基本特征是：（1）一元化政治，党、政、军一体化，一党或军人集团独占政权，不允许反对党和反对势力存在等等；（2）群体在高度强制性的政治动员下，广泛参与政治及各种事务活动；（3）具有强烈的统一的官方或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这些特征不仅与民主主义有区别，而且与威权主义也有重要区别。三者概念不能混淆。

威权主义则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两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东亚威权主义的产生是以传统专制主义的消亡为历史前提的，包含有价值的传统内容的继承。东亚威权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和传统专制主义颇为相似。但东亚威权主义与传统专制主义又有着明显区别：东亚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相联系，它代表的是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而传统专制主义主要是封建时代的象征，它代表的是王族和封建主势力的利益；东亚威权主义担负着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而传统专制主义则起着维持封建秩序、保证旧制度存续的作用；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大都在形式上保持着民主制框架，这与传统的层级集权、王者为中心的构架不同；威权主义主要以执政党为依托发挥作用，传统专制主义则主要以国王居于顶峰的官僚系统为依托发挥作用。

“新权威主义”这一术语，据说西方学者很早就提出。中国学者在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后来被应用于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和拉美政治体制。这种新权威主义被看作是从旧权威主义向自由民主阶段过渡的必经阶段。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对全部人类历史一个发展阶段的哲学概括”。有的学者认为，新权威主义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东亚是一种由旧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故可以称之为“过渡时期的权威主义”。根据他们的说法，政治体制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和三种历史模式。即：（1）旧权威阶段和集权模式；（2）新权威阶段和半集权模式；（3）自由民主阶段和分权模式。三个阶段和三种模式具有各自的不同特征，如下图式：

　　旧权威阶段（集权/极权模式）；新权威阶段（半集权模式）；自由民主阶段（分权模式）

经济：传统经济/计划经济；半市场或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成熟的市场、商品经济

合法性基础：神授、习惯、征服；通过或不通过选票的赞同；通过选票的民授

政党：无党或一党；一党或一党为主体；大多是两党或两党以上

个人自由：无；部分有限的政治自由，经济上有个人自由；法律保障有充分个人自由

最高权威集体：君主、教皇或其它首脑；立宪君主、军人或半军人执政；宪法

分权：无；有相对独立的议会；权力分权

二、东亚威权主义的成因

东亚权威主义的存在与产生是同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国际等状况密不可分的。同时，它也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经济因素

东亚新权威主义形成固然有诸多因素，其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威权政治的产生，无疑有着经济方面的深厚根源。东亚作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时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相比完全不同的情况。

第一，与西方发达的生产力与市场经济基础形成鲜明对照，东亚各国独立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基础极端落后，由此便为威权主义滋生和发展培育了天然的丰厚土壤。

民主化同经济现代化从来是同步协调进行的。西方民主政治从发展到成熟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西欧历经产业革命和近百年社会经济大发展后才逐渐形成今天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历史证明政治的发展必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以后者为前提。“后发展国家并非必须也用西欧那样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民主政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一个贫穷落后、文盲成堆的国家或地区是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反过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也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威权主义专制。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很发达，社会高度分化，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很强，威权主义必然无处扎根”。东亚新兴独立国家，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畸形，工业主要是轻纺业或单一种植经济，主体人口是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很难与西方民主制合拍，倒可能是传统专制权力生存的沃土。所以当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撤出东亚后，原来由它们用强权强制性输入的西方民主制，如不适水土的花朵一样很快就枯萎了，被另一种更加契合东亚社会经济基础的威权政治所取代”。

第二，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是东亚实行威权主义的另一决定源泉。

东亚国家是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与西方早发内源型现代化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的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是内部的各种孕育了变化的动力，是自下而上推进的，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政府干预成份微弱。相反，包括东亚各国在内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从独立建国起就处于“追赶”先发展国家的状态。这种现代化是一个“被压缩了的过程”，它意味着在同一历史时空下，要完成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经历300余年才得以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就是说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通过自上而下依靠“看得见的手”加以推动，强大政府的力量发挥领导、组织、干预、扶植、推动等项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秩序”还未强壮大到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历史的因素

西方民主制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政治则与东方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政治历史中的集权主义传统乃是东亚的威权政治产生的重要因素。它们在历史上大都曾实行过一元化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地区长期仿效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韩国历史上实行与中国相类似的集权主义统治。新加坡由于以华人为主，受中国传统影响甚深。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历史上虽然受到中印两国政治制度的双重影响，但它的政治传统也基本上是东方集权和崇尚权威的政治。

东亚的权力结构共同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或权力寡头。皇权与君权至上是东亚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行政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上下一切事务、原则均听命他。在军事上，君主拥有最高军事统辖权，君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经济上，君主享有全国最大的财富，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在司法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法律、制度均由皇帝制定，法律对最高皇权无任何约束力。在朝鲜半岛，国家权力集中在中央权力寡头。有人把朝鲜的这种权力结构称之为“寡头集权官僚制”。构成东方传统政治结构中层的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文治官僚系统，它是对皇权或寡头权势负责的多层级办事机构。这个官僚系统由科举制选拔的儒学知识分子所组成。构成封建体制下层的是一个无比宽厚的底盘，是由地主乡绅操纵的、家庭本位的、高度分散的半自然经济社会。这个社会如一盘散沙，皇权官僚系统的权力行使很难达到这个底盘，这个社会底盘构成中央集权的垫脚石。这种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乃是东方传统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美国东南亚史专家约翰·卡迪在60年代初就曾预言：“民主政府在东南亚能否扎根生长，是个尚未决定的问题……民族主义一旦掌权，更可能用传统的政府形式而不是用外来的政府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世袭头领中天命君主统治的传统的基础业已削弱的许多地区，民主政治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一党统治和专政可能是一种选择。”事实后来验证了卡迪预言的正确。议会民主制在东亚实验的失败，各国领导人从历史传统政治中吸取合理有用成份，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文化因素

东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形成，与其传统政治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儒教是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东亚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教等级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它适应了东亚国家基本未曾变动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官僚等级的社会实践的需要。韩国、中国的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儒家政治文化基本特征在于：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信奉“大一统”，要求实行中央集权。东亚历史文化传统这种特点，“使该地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这就构成了威权政治的文化根源。”

韩国是典型的儒家政治文化国家，甚至“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忠孝为支持的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整体号召机制。”在历史上，这种机制曾不断用来应付外部强敌的入侵和解决与民族生存有关的各种危机。而在面临20世纪的现代化挑战时，这种挑战对本民族的压力又一次“激活”了这种整体号召机制，从而使东亚的民族国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这是东亚国家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础。新加坡华人社会也是儒家政治文化。其民众一方面“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以避免相互倾轧中财富被剥夺，这就使他们把一元的绝对权威的政治领导看成是‘自然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这种严厉的权威，避免与‘猛虎般的’政府权威发生摩擦”，而少数政治精英，则怀有一种“救世型的”报国心态，参政意识十分强烈，导致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行动党的集权统治正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张扬。

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两亚等国虽然与上述两国的情况不同。但它们毕竟也是东亚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仍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东方政治文化的特质。泰国虽然是东亚国家中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但泰国却一直小心地保持着对传统的认同感。即使到了现代，“有关国王权威的观念还强有力地控制着泰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现代精英分子也欣赏君主政体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时能起到的统一国家的作用。”印尼和菲律宾社会虽然历史上很早地被“输入了印度文化的观点”，但菲、印两国同样存在着实行威权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基础。独立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立后，传统的权威观念逐渐转变为“将政府视为保护者和家长式的权力中心”。总之，东亚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为威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促使威权政治产生的文化动因。

（四）民主政治尝试的教训

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试行西方议会民主体制。泰国早在1945年就建立了自由泰国政府。著名民主派领袖比里出任总理，并通过新宪法，从而正式确立了多党民主制。1948年，在美国的扶植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确立了西方式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实行以李承晚为总统的总统中心制。印尼于1950年建立起了统一的印尼共和国，颁布了临时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实行议会内阁制。5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许多东亚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议会政治。东亚国家相继选择西方议会民主制是和当时这些国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东亚除少数国家如泰国外，大都是西方的殖民地。长期的殖民统治已改变了该地区的传统政治制度，殖民宗主国将其本土的政治制度、政体形式、政治文化相继移植到这些国家，“输入了现代行政国家的概念”，并成为新独立国家一份重要政治遗产。加之，领导这一地区走向独立的第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大多接受的是西方民主的教育，他们在重建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类似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模式。但好景不长，大多事与愿违，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民主政权纷纷倒台，最终不得不让位于威权主义政权。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民主政体绐东亚新兴国家带来三大弊端：

第一，带来政治上的动荡和不安

新兴东亚民族国家，独立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民族等诸多矛盾。然而，事实表明：西方议会民主制在战后的东亚社会未能发挥政治整合和政治稳定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本身也是造成社会政治生活失序和混乱的原因之一。由于国家初建、百废待兴，东亚国家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急需政治稳定的宏观环境，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而议会民主制却使国家政治走向了愿望的反面，政治动荡与混乱大行其道，政治稳定成了泡影”。“西方的民主制是搬过来了，但遗憾的是，这种民主却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它所带来的最严重的祸害就是政治动荡和混乱。”泰国、印尼、韩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纷争与动乱。泰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异常激烈，先是披汶集团同自由泰领导人之间的斗争，随后是披汶、炮、沙立三派之间的角逐，最后导致了泰国政局剧烈动荡。印尼独立后，形成了马斯友美党、民族党、社会党、共产党几大新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势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为了争权夺利，角逐争斗频繁，从而使政府内的频频更换，各党势力内部也矛盾重重，不断发生分裂重组，政坛风云莫测，政局极为动荡。从l945年到1950年五年间，印尼就换了三届内阁。1955年，统一后的印尼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并组成新内阁，但次年就发生了二次军事政变，此前还发生两起未遂政变。鉴于这种政治动荡局面，苏加诺则公开宣布实行所谓“有领导的民主”，以取代西方议会民主制。

第二，个别国家民主体制由于“水土不合”转而急速实行极权“独裁统治”

典型的例子是韩国的李承晚政权。战后李承晚仿照西方，实施民主共和制度，并坐上了大韩民国总统的宝座。但没过多久，李承晚就利用美国的支持和朝鲜战争时期特殊的氛围，通过修改宪法、宣布戒严、通过“国家保卫安全法”等手段，排斥打击异己势力，不断扩大总统权力，使韩国的民主共和制蜕变为李承晚的个人独裁。为保证当选终身总统，李承晚利用种种特殊手段干预总统选举，独断韩国政治权力达12年之久。在其统治期间，李承晚是言必称“北伐”与“统一”，以此为幌子，长期陷于政治上的权力纷争，无视经济的发展和韩国现代化建设，实行所谓“政治加军事的民族主义”。这不能不引起民众的不满、抗议。李承晚最终在1960年的“4.19”学生运动中被推下了权力宝座。菲律宾也存在着西方民主制不服水土和发生畸变的情况。菲律宾在战后仿效美国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被称为“东亚民主橱窗”，实行民主制时间也最长。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与真正的西方议会民主制相去甚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历史传统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族阀主义”，带有浓厚专制主义的特色：任人为亲，收受贿赂，腐败成风。

第三，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

东亚国家在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过程中，大多不重视经济发展，无力推进社会现代化。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浪潮，虽然有些国家在独立后制订出了一些经济发展计划和改革计划，但大多有名无实，没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实行，或执行的效果较差。在韩国，李承晚统治下，实行反共优先政策，虽然大喊爱国主义，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韩国国民生产总值1961年时只有87美元。“许多韩国人的日子不能说达到糊口水平，甚至以亚洲的标准衡量也是如此。”马来西亚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在战后虽然比较快，但“用批判的眼光加以考察，它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并不那么深刻”。

农民土地问题是战后东亚国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一些东亚国家政府，如菲律宾、印尼也曾试图进行土地改革，曾先后颁布了一些土改法令，但是，由于这些改革直接触及到统治集团本身的利益，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的受挫和土地问题未能解决，使许多东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阶级冲突。经济发展迟滞或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危机。从而陷入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再政治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中期，许多东亚国家的“第一代”政治人物及其政府难于驾驭局势，只好让位于新的威权主义政权。“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显示民主制尝试的最终失败”。

（五）国际因素

战后，在冷战氛围下，特别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大肆渲染下，东亚国家面临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这种威胁外部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内部来自东亚各国的共产党势力。东亚诸国把抵御这种内外“威胁”作为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从外部说，东亚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它们构成了美国对苏联和中共所谓“月牙形”包抄圈的主要阵地。韩国、泰国、中国的台湾等成为美国反苏、反华的最核心的军事盟友或保护对象。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建立的军事同盟性质的“集体防务”组织。因此，战争和外部军事威胁是东亚国家加强其控制能力的重要契机。在内部，东亚各执政领导人均把共产党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对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内的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血腥屠杀和大清洗，严厉禁绝共产党和亲共人士的政治活动。这些国家不仅对共产党开刀，也以此为名义把矛头指向反对派势力，乘机给予压制和打击，以便迫使社会各阶层“不得不承担服从权威政府的义务”。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为日后军人势力崛起而推翻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而代之以个人独裁或军人统治提供了条件。“为对抗这种所谓内外‘威胁’的需要，从一个方面为权威政权提供了形成和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被用来作为一种‘锋利’快捷的政治手段，澄清纷乱的政治局面”。

三、东亚威权主义政治转型标志

所谓“政治转型”是指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飞跃过程，一般也称为“民主化进程”。自8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台湾、韩国、泰国等许多东亚威权政治体制均先后步入了转型期，各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形成了一股民主化潮流。这一浪潮成为世界民主化第三次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亨廷顿的分析，世界民主化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828—1926年，从美国扩大选举权开始，约29个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第二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943—1962年，从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开始，约36个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第三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974年开始的20世纪末期，从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推翻独裁政权开始，民主化再次席卷全球。威权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上的重大发展和转折，这一新的重大发展趋势，已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瞩目。东亚“新兴民主国家”（New democracies）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第三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模式。

东亚威权主政治转型标志大体有如下各点：

（一）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

东亚的多数威权政治国家的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的一个突出方面，表现在军人相继退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新的文人政府取代，并大都进行了军队职业化的改革，使军队成为为文官政府控制下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韩国，1993年，金泳三作为第一个民选的文人总统上台，结束了军人长期主导韩国政治的历史，实现了从军人政府到文人政府的转变，结束了长期军人统治的历史，开创了文人执政的新时代。在金泳三任总统的新内阁总共25位内阁成员中，除国防部长是军人出身外，其它成员均是民间人士，这与历届内阁由军人把持的局面大相径庭。在这些新内阁成员中有5名教授、学者，2名律师，以及一些有改革倾向的议员、公务员，基本上排除了那些职业官僚、政客。对军队的成份金泳三政权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金泳三相继撤换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各集团军司令，更换了73.3%的中将和68.3%的少将，以此清除全斗焕、卢泰愚安插在军内的“一心会”成员（“一心会”是指全斗焕以岭南出生，陆军士官学校学员为核心成立的军内秘密组织）。通过改革使军队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实现了分离。因而，金泳三的上台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权和平过渡”。此后，泰国，台湾、印尼也相继实现了类似的转变。

（二）多党政治迅速发展。

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开始呈现出向真正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发展的趋势。反对派政治运动开始复苏，并日益在公职选举和议会政坛上显示着自己的力量。台湾和新加坡在政治转型期政党政治发生的变化比较典型。

台湾长期实行一党专制，一直禁绝反对党的存在。但在1987年，国民党开放党禁后，民进党等反对党的力量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在新的形势下，开始由过去的“支配性、垄断性”政党向“竞争性”政党转变。台湾社会已从一党独大走向多党制衡，形成了一党（国民党）优势、两党（国民党和民进党）抗争、多党（70多个政党）角逐的政党斗争格局。1986年9月台湾成立民进党，1989年1月，台湾通过“人团法”，民进党由此正式取得合法地位。该党成为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其力量与日俱增。该党成立后几个月即1986年12月，参与中央民代选举，获得22%选票，且在数个选区获票最多。1992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得票率达到30%以上，1993年秋天的县、市长选举得票率达到41%；1994年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又一举获胜，得票率43.67%。1995年12月台湾第三届立委选举中民进党获选票33.17%，新党获12.95%。在1996年3月第九届总统大选中国民党得票率占53%，民进党占21%，新党获14.8%。1997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大胜，在23个县市中，民进党在12个县市取得胜利（国民党仅占8个县市，其余3个为无党籍县市）。这标志着台湾长期的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已发生动摇。舆论界认为：台湾“已迎来了正式的政党政治时代”，台湾政治已逐渐走向多元政党的阶段。

新加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加强，反对党政治的社会基础在增加。在1984年大选中，反对派首次在国会中夺得了两个席位，打破了多年来人民行动党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也从1980年大选时的75.6%，下降到62.9%。在1988年9月的第六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再次下降到61.8%。在1990年提前举行的第七次大选中，反对党在不利的条件下参选仍获得四个议席，比1988年增加了两席。反对党获得议席的增加和人民行动党赢得的支持率的下降，对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来说，已形成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新加坡领导人只好决定允许各小反对党的合法存在（除新加坡共产党），并鼓励小党侯选人在有限范围内当选，提倡所谓“一个主要政党和几个小党并存”的模式。现在反对党20个左右，其中社会、工人党和民主党力量较强。新加坡领导人认为“这种政治哲学最能符合新加坡人的利益。”为了确保反对党的少数议席，1984年新加坡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如果反对党在大选中不能赢得至少3个席位，可以增加3个非选区议员，而非选区议员必须是来自于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最多的几个反对党。当选的非选区议员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不得少于总票数的15%。这一规定明示，执政的新加坡领导人希望在保持一党优势制的大前提下，在议员中听到不同的声音。新加坡反对党——民主行动党领导人詹时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批评李光耀“不了解当今的新加坡”，抨击人民行动党及其继承人“总是利用我们是小国，我们易受攻击，我们是多元民族和多种语言，我们是脆弱的等借口，来证明我们不能在新加坡传播任何西方的民主。”他认为，也许20年前或25年前的新加坡的情况是如此，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我们已经进步到能够建立民主机构和在议会中有一个制度化的反对派的阶段。”这种情况表明，新加坡已出现了向真正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过渡的趋势。

（三）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

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大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修改宪法、加强立法机构权力等措施，加强立法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从而出现了由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韩国在1987年的新宪法中加强了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对韩国总统权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规定总统任期只能一届，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只有经过司法认可，总统才可采取紧急措施，如果国会多数议员同意并提出要求，总统有义务解除紧急措施等等。1992年金泳三执政后又深化行政改革，政府向民间、中央向地方转移权限，实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经过改革，韩国威权政治时期的高度集权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行政力量得到了削弱，立法力量得到了发展，较大幅度强化了国会的权力，如恢复了国家监查权和调查权，国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均设置了听证会制度，定期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并对其进行监查。国会根据1/3以上在籍议员的要求，有权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就特殊的国家事务进行调查；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如大法官由院长提名，总统任命，法官则经法官会议同意，由院长任命，大法官和法官的任期为6年和10年等。“内阁不再能通过操纵立法院来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经济官员必须准备与立法建议的内容和推行的时间表相妥协，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新加坡经过四年多的研究，于1988年提出了《宪法修正白皮书》，增加了对政府制衡的条款。1990年吴作栋向国会提出了新的新加坡共和国宪法法规，其重要内容是增加民选总统的权力，实行总理与总统分权制度。新加坡还加强了国会机构的地位，从1978年起建立了政府议员制，以影响政府决策和对政府进行监督。

（四）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空前活跃。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自80年代以来逐步活跃起来，较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表明国家控制社会的强度在减弱，也表明东亚威权主义国家在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

在80年代后期，韩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也达到空前的水平，韩国大财团的政治参与在东亚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大财团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或是贿赂，或是游说，或是人员参与）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此外，学生的暴力示威在韩国不断发生，工会的参与也日趋活跃。1987年有1400个工会建立起来，工会会员到1988年9月达到150万，罢工和示威明显增多。90年代以后，韩国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参与则越来越规范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反对党政治和舆论监督来实现了。在台湾，1987年7月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解禁后利益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活动日趋频繁，“使台湾朝向回复宪政，迈前了大步”。除出现了许多反对党外，退伍军人组织了自助协会，农场主们组建了农场主协会，一些甚至向亲政府的工会“中国劳动同盟”发起挑战，组织了兄弟工会和劳动者工会等组织。在民间社团力量活跃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迸发出来，纷纷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具有多种不同倾向的新报刊大量问世，各种政治力量加紧争夺舆论空间。

（五）总统主动让权或由选民直选。

新加坡1991年国会正式通过民选总统法令，即总统由全体合法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6年。1993年8月，新加坡举行首次总统直选，结果前副总理57岁的王鼎昌当选为新加坡第一位民选总统，这“标志着新加坡在政府机构的民主化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贵的是李光耀总理主动让贤。李光耀曾打算65岁以前离职，后经劝阻，挽留到67岁，1990年11月，吴作栋正式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理。至此，新加坡实现了建国以来两代领导人政权平稳正常的移交。李光耀早在他任总理后不久就主张尽早交班，他认识到“在还能高度机警和充分掌权的时候转交权力，我们才能确保接班人具备可以赋予权力的基本品德。紧握权力不放，直到体衰力弱才让人强行把权力夺走是无济于事的。”但李光耀坚决反对由领袖个人指派接班人的愚蠢做法，他认为侯选人必须接受选民的审查和评判，必须履行既定的程序。经过选拔出来的未来官员和领袖人物都必须参加竞选，发表他们的政见，宣传他们的业绩，展示他们的才干，接受选民的审查和评判。只有他们在各自选区获得多数选票方能进入议会。只有进入议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高级官员。如果仅有领导人的欣赏和推荐，而无选民的认可，那是不可能担任高级领导人的。“在新加坡，受人民行动党推荐，获得领导人欣赏的侯选人未通过选民这一关的不乏其人”，“这突出了人民群众对选择领导人和接班人的决定作用，避免了领袖个人由于眼界的局限而出现判断上的失误。”韩国国家权力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总统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缩小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如取消了总统的非常措施权和对国会的解散权，只赋予总统以紧急财政权和紧急经济权，并明确规定了使用此权的前提条件。在台湾，1992年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八条修正案，把“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改为全体人民选举，任期由六年改为4年，连选得连任一次。1996年3月23日，台湾岛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总统”直选。2000年3月23日，台湾岛又举行了第二次“总统”直选。这次选举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大选中遭到惨败，原来的在野党民进党领导人却首次当选，这标志着台湾民主化进程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东亚威权主义政治转型的原因

对于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动因，当代许多西方政治学者倾向于把80年代以来发生的这场政治转型看成是政治精英们战略互动的产物，或者是政党、选民主观有意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主观选择论”。如朱斯蒂·帕尔马在《培育民主》一书中则宣称：“人类的愿望和行动最终将保证民主化的成功。”阿瑞德·李帕特则宣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生长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上的一朵鲜花，它还另有自己独立的生命。”但像亨廷顿这样的学者则从更宽阔的领域客观和全面分析。他在新作《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下列各方面：国家政权政治合法性的衰败和政绩困局；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外部势力的影响，如美国、苏联政策的变化；先行走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对后来者的示范效应等。亨廷顿的分析虽然是针对全球民主化的动因而言，但对于解释东亚威权国家政治转型的原因无疑有重要启发意义。特别是前两个方面乃是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诸多动因中的两大关键要素。

（一）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是有限的合法性政权。

一个政权是否拥有合法性，是决定这一政权存亡和是否拥有权威的关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理性基础、传统基础和超凡魅力（Charismatic，音译为“卡里斯玛”）。威权政治的集权统治主要是建立在后两种合法性基础上的，东亚威权政权的权威主要体现为传统性权威和“卡里斯玛”权威的统一。而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一般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是一种法理性的权威。东亚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如前所述，是建筑在推翻原本遭到民众唾弃的民主政体基础之上，这种民主政权由于无力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很快退出当时历史舞台。因而，威权主义政权应运而生，藉此迎合民众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获得合法性。威权主义政权能够合法存在几十年，主要取决于其“将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以允诺民族振兴、国家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来换取公众对威权政治统治的认可”。这种合法性无疑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并不具备长期性，更不具备永久性。亨廷顿把这种合法性称作“负面合法性”（Negative Legitimacy）。其实，按笔者的理解应称作“有限度合法性”。然而，这种负面或有限“合法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逐渐褪色，而最终失去合法性。因此，决不能把集权政治永久化、“合法化”。

原因在于：（1）人民之所以能容忍甚至要求建立集权政府，目的无非是指望这样的强有力政府去发展经济，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此，人民宁肯暂时出让民主权利，实行威权制。然而，“一旦那个目标达到，人民便理所当然地要收回他们暂时转让出去的民主权利，而且，随着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的提高，这种政治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永久垄断和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同时，政府要充分认识这种集权制的暂时性、不可靠性和危险性，必须在爆炸之前疏通排气阀”。一位韩国学者曾描述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的状况：“尽管它（威权主义）作为一个曾适合于韩国的‘行得通’的政治制度，或许也曾对韩国社会发展作出过一些贡献，现在却显然已被韩国民众拒绝接受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如此迫切和强烈，以致于那些威权主义统治的支持者也开始承认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的威权主义政权除非转向民主政治，以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其政治统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冒被民众推翻的危险。（2）威权政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缺少监督的权力很容易走向腐败或出现重大的决策错误。“国家利益型集权”一旦蜕变为“个人利益型集权”或出现重大失误，其危害将超过一切社会动乱。即使有的国家如新加坡，有一个贤明的权威领袖正确地行使集权，但也不能保证这种政权的永久合法性。“这种贤明权威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历史偶然性。如果没有形成选择贤明权威领袖的民主机制，谁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们永远贤明，而不会出现昏庸的暴君呢？”东亚国家和地区威权主义政权的发展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上面的论证。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现代化进展，民众的政治意识觉醒，加之政治腐败泛滥并日益引起公愤，民众遂要求加强法制和对权力实行监督，要求获得被威权政治长期压抑的民主政治权利，要求将人格化的权威变成现代法理性的权威，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便陷入了危机。但值得庆幸的是，东亚的一部分威权主义政权的领导者如新加坡、台湾、韩国等主动地开启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采取较为自觉的行动。这种主动行动与民众政治参与的压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从而使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从而实现了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化的“软着陆”。新加坡新领导人吴作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国会制度本身运作得这么好，应归功于当政者的素质及良好的品格，而不是制度本身的优点。”“我们应慎重地为政治制度引入制衡的制度，不应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恋我们，在未来的30年仍会有又英明又正直的政府出现。”新加坡也逐渐走上民主化的进程。台湾蒋经国在1986年指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因应这种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进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蒋经国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30多年的军事戒严，将台湾威权政治导入了转型期。然而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一小部分威权政权，如菲律宾、泰国、印尼虽然最终也走上了政治民主化之路，但付出了较高的代价。总之，东亚威权政治的转型存在着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

（二）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坚实基础。

东亚威权政治转型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现代化发展已取得相当成就，改变了东亚的社会阶级结构，形成了市民社会及其相应的政治参与意识，为威权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层面，那么，这之后发生的政治转型的动力则主要来自经济层面。东亚在经历了几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市民社会基本形成，从而为实现从威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这突出体现在中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上。一个“庞大的都市中产阶级才是在1987年迫使政治步入民主的最重要因素。”“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脱颖而出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快速成长中长大成人。”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消蚀着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思维观念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

台湾中产阶级的组成包括政府和官营企事业部门的中上级公职人员、中小型企业主及企管人员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领域的知识分子群体。台湾六、七十年代经济高涨是台湾中产阶级的兴盛期。到1972年，中小企业由1945年的12.7万家猛增至6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所属员工占就业人口的75%，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60%以上。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大大扩充了中产阶级的队伍。根据1985年的台湾劳动力统计资料，中产阶级约合计228.7万人，占就业总人口756.5万人的27%，连同家属683万多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36%。韩国近年来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中间阶级日趋扩大。据统计，韩国的中产阶级己占全国人口的近60%，成为韩国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力量。

与中产阶级发展的同时，东亚社会人口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台湾40年代，人口的识字率不到30%。国民党政权迁台后，1968年以前，实行六年义务教育，1968年以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81年，台湾的各级各类学校总数达到5036所，比1952年增长了1.8倍，在校学生数也增至450多万。50年代，台湾六岁以上的文盲率为36%，到1985年降为8.4%，1952年，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率仅为10.2%，到1980年，已上升到44%。韩国从1981年到1991年，韩国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由60.2万人增加到134万人。韩国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超过50%，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居世界第3位，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无疑也有利于促进权利观念的形成，激发和强化着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国家前途和民族的昌盛积极地参与竞争，力图对政治施加自己的影响，参与型民主政治的文化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孕育和成长起来。”

五、东亚民主化进程的特点

相对第三世界各国政治转型的艰难曲折复杂过程，东亚转型比较顺利，没有发生重大的转折。当然目前不能说东亚政治转型已经完成。实际上，有些国家的政治转型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但到目前为止，东亚政治转型的雏型已见端倪，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已初步或大体上确立。这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向的重要标志。东亚民主化进程的特点如下：

（一）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政治转型，大多数通过威权政治精英发动政治改革而实现。

由于这一改革过程由威权政府较主动地发起，改革的过程处在威权政府的控制之下和平与平稳进行。虽然个别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过激烈甚至是军事上流血事件，如菲律宾出现过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和军事政变，泰国发生了军人政府镇压示威者的流血事件，但这只是少数特殊个案，而且，暴力层级不高，时间也很短暂。但就总体而言，在80年代以来其政治转型是按正常的选举渠道逐步实现的。这种和平性往往又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从民主化整个演进过程来看，“最初的动力首先来自民间、来自社会结构的改变，利益的多元”。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除新加坡外，大都经过相当规模的群众的街头运动，甚至较大的冲突和部分暴力事件。在群众运动和反对党的推动下，领导人逐渐由被动而转为主动，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变革维新举措，这样经过上下结合，导致政治转型的效应。亨廷顿把第三波民主化的特征归纳为“妥协、选举和非暴力”。

（二）东亚民主化具体进程存在着差异，存在不均衡的特点。

从转型的力度和变化的幅度来看，台湾、韩国、菲律宾、泰国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居中，印尼最小。从转型期的政治运作情况来看，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相对要好一些。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东亚威权各国和地区现代化水平存在重大差距。台、韩、新已经跨入“新兴工业化”的行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盟其它国家。“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国家越是富裕，坚持民主的可能性相对越大。”因此，台、韩、新等转型的过程和转型期政治运作的情况相对较为良好。另外，东亚民主转型的不平衡性也与政治转型前威权国家的政治状况相关。韩国、泰国等国军人政府转型前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高，一旦进入转型期，短时期内会发生显着的变化。相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文人集权国家，原先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对民主化的压力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政治转型的步伐反而不如军人集权国家快。印尼的情况较为特殊，苏哈托长期把持政权，直至1998年苏哈托迫于民众压力被迫辞职和哈比比出任新总统后，印尼政治才发生了变化。

（三）渐进性与初级性。

所谓“渐进性”指政治转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都是经历了几任领导人有步骤的、连续的、稳妥的改革，逐渐使政治体制转向民主政治。表面上其变迁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初，实际上始自战后起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而且以后还有长远的路要走。这种过程“没有人预先设计，更不是按照某种规律有计划地进行，而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所以往往超出常规和人们的想象。而且由于各国和地区情况的不同，变迁的程度、方式均不同。

所谓“初级性”是指东亚转型后的民主政体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当不成熟，也就是说，存在着诸多反民主的现象和弊端。这里仅以台湾为例。台湾民主化进程被西方称之为“楷模”，但它民主化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却弊端甚多。例如：台湾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大权独揽。台湾“宪政改革”后“总统”权力过度膨胀，违背五权宪法中的权力制衡原则，成为所谓“巨无霸总统”。在国民党党内，“只要与高层意见不合，就会受到冷落与排斥，以至被清除出党”。李登辉的所谓“戒急用忍”大陆政策尽管遭到民间工商界和民众的反对，但他却仍然拒不更改，一意孤行。这种准独裁式的统治作风，无疑是传统集权社会的后遗症。东海大学教授王业立在台《联合报》上著文说“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真的如同台北的政治人物所沾沾自喜的，已经进入所谓的‘民主巩固’时期，那么，今年的基层公职人员选举，恐怕只能证明，台湾的草根民主，可能仍然处于‘低开发度’的阶段”。“黑金政治”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最明显的体现。所谓黑金政治，广义上是指官商勾结、黑金勾结、黑白勾结与政治腐败等种种政治黑暗现象。狭义而言，黑金政治是指黑道通过漂白，进入权力机构，或与权力结合形成的一种黑白共治的政治现象。台湾是东亚黑金政治较为典型的地方。台湾黑金政治的一大特色是黑道猖獗。台湾前“法务部长”廖正豪在1996年一次“立法院”质询中首度公开表示，有黑道背景的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约占其民意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省市级黑道民意代表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央级”黑道民意代表则占其总数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他进一步表示，500位“中央民代”中，约有50位具有黑道背景；175位省市民意代表中，有近40位具有黑道背景；850多位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中，有286人有黑底。

（四）民主化进程将经历长期过程。

原因在于：（1）现代民主在西方发展、演变和成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长期历程。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在西欧现代化一开始时就定了型的。英国用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中期几次议会改革之后，才确立了基本的民主宪政制度。实际上，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到本世纪上半期才最终完成。美国民主制的最终完善也是在本世纪的60年代（1965年黑人的民主权利才全面被确认）。“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民主制逐步修改、补充和完善；人们也在这一漫长过程中逐渐学习、适应和实践。当人们自觉地把这一制度当成天经地义的政治规则和传统时，这种制度才不大可能造成动乱。可以想象，在东亚这些前殖民地刚刚独立之后，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时候，要实施极完善的民主制，其结果只能是动荡和混乱。正如不懂足球规则的人踢足球一样。他们也仿照人家画了场地，请来裁判，组成两个球队。但开赛之后便乱作一团。由此看来，东亚人，不论是政治家和老百姓，要实行民主，则需要时间来学习、适应、掌握”。当然，东亚民主化进程由于有成熟的西方民主制为楷模可以缩短其进程，但要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民主化模式非短期所能完成的。（2）东亚威权国家政治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这些国家虽都正处在实现由威权体制向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之中，转型较快的韩、台、菲、泰等的现行政治体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治还有很大距离。旧威权政治的残余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影响政治转型的进展。长期的行政集权体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东亚国家政府领导人和行政机构的权力仍然很大。如新加坡政治体制中，内阁仍然是人民行动党成员的天下，反对党力量极为有限，人民行动党仍然是新加坡无可动摇的执政党。此外，现在实行的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尚不够规范和成熟，东亚民主政体刚刚建立10多年时间，还有许多地方要不断补充、完善，非几朝几夕之功。这些情况表明，不仅摆脱原威权政治有一段路要走，而且创建新民主体制更需要较长路程。

（五）东亚将创造出有别西方民主的“亚洲民主”模式。

目前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均是以西方议会多党民主制为蓝本的。但这不能得出未来这些东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完全一样。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是一种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形式，但并非唯一的形式。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有机契合，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民主可以被人为移植，但它必须适合自己的土壤，否则必将会枯萎、死亡。李光耀说：“亚洲人所重视的东西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社会都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期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了“探究亚洲社会的传统力量如何为更好的民主政体制造条件”的问题。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强调马来西亚的民族特性，提出“在国民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在经济方面，在社会正义、政治稳定、政府制度、生活质量、社会和精神价值、民族自豪感和信心”等各个方面，都“应当成为自己模式的发达国家。”

关于亚洲民主问题近年来已成为亚洲学者和其它国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新加坡驻美大使陈庆珠教授曾专门撰文论证“亚洲民主模式”。她在分析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民主制建立和发展历史基础上得到结论认为，亚洲“确实存在一种新型民主，即亚洲的民主”。亚洲模式的民主不同于英美式的民主。这种民主“包含了一系列在亚洲各民主制度中常见的特点的民主”。这些特点包括：（1）“集体意识”（Communitarian Sense），即认为个人是团体或社会的一分子，而非说“个人是民主和社会的中心部分”。它强调共同的利益而非个人权力。（2）接受和服从权威和等级制。“虽然对于政权和当权者的反对也并非不存在，但它显然不是一个常见现象”。（3）实行“统治政党制度”（Dominant Party system），即指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可掌权20至30年甚至更长。（4）存在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一个强大的干预的国家政府。陈教授的说法当然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它是否成为亚洲新型政治民主模式，有待研究和深入探讨。但考虑到东亚历史传统文化因素以及其它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等因素的作用，可以预计东亚未来的政治模式，不可能是完全的“西方模式的翻版”，而更有可能是一种新型政治模式，或是融合东西方政治文明的一种综合政治模式。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