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2，东亚国家对政权采取强制型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军人集权政府，半军事集权政府，还是文人集权政府，基本上属于强制型稳定政权。正是这种强制型稳定才保持了东亚的政局相对稳定。由于长期饱受贫困之苦，东亚人民有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在自由与发展之间，他们宁愿牺牲部分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明显地倾向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改变落后，只有稳定才能促进发展。因此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威权政治。威权领导人出于巩固权力需要，又强化了威权体制。然而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对抗和矛盾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或者政府对对抗和矛盾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使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均可称政局稳定。这种强制性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做法。
3，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组织者与推动者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相当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他们或依附于某些权势者，或依附于某种势力，根本不能独立自主的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们身后没有背景，那么就很难在生意场上生存。这一具有东方特点的发展取向与威权政治相结合以后，又被进一步强化。
在世界民主化潮流影响下，东亚各国先后不同程度的走入了民主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韩国、泰国、新加坡等许多威权主义国家和台湾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开始确立，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转变；多党政治迅速发展；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统主动让权或由选民直选；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空前活跃，成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准，但它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从目前东亚转型过程看，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转型，即按正常的选择渠道逐步实现的；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最先来自民间与社会力量的推动，而后领导人由被动转为主动，采取缓和矛盾的变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渐变性和自然性”的特征。
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是有限的合法性政权。一个政权是否拥有合法性，是决定这一政权存亡和是否拥有权威的关键。人民之所以能容忍甚至要求建立集权政府，目的无非是指望这样的强有力政府能发展经济，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此，人民宁肯暂时让出部分民主权利。然而，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人民便理所当然地要收回他们暂时转让出去的民主权利，而且，随着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的提高，这种政治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永远垄断和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政权除非转向民主政治，以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其政治统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冒被民众推翻的危险。
二是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东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市民社会基本形成，政治民主化的主体作用得到锻炼。从而为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这突出体现在中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销蚀着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思维观念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总之，东亚威权政治的转型，存在着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
三是国际民主形势发展的影响。威权政治发展必将受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离不开总的国际环境。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民主化、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世界所有国家，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军人政权、一党独大与个人专权对一切合法性资源的绝对垄断已经做不到了。受西方老牌民主制国家的影响和新兴国际民主势力发展的影响，根据亨廷顿的“滚雪球”理论效应，东亚的威权政体也渐次向民主政治迈进。
东亚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具有不平衡性、渐进性和初级性。转型后的民主政体尚处于初级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过程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对政治体制做出适时合理的调整，使其逐步达到自我发展和完善。转型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要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思想的颠覆，防止民主回潮强权专制的影响，还要应对偶然的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突变，东亚威权国家需要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并保持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几点启示
在当代民主化浪潮冲击下，政府要积极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的成长，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
首先，强政府是现代化有力的推进者，肩负着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为社会制定发展目标，提供法律保障、纠正企业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急功近利行为的多重使命。不仅如此，政府还承担建设基础设施的任务，他们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足够的权力，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有系统的组织与人才队伍，其护航作用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政府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他们要求财产权利得到保障，政治权利不断得到加强，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如果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基本需要，人民就会对政权产生怀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就会有逐渐削弱的危险。因此，现阶段，应该努力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党的执政能力。政府要时刻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从过去的人为性质强，计划经济、指令性、命令性强、政府包办代替，转变到逐步放权，以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为主导推动力的方面上来，逐渐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转变到为经济发展、企业壮大服务的角色上来，转变到协调各阶层矛盾、统筹规划、再分配资源、创设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上来，并做到抑制腐败，清政廉洁。我们知道，经济领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如果政府对其干预过度，一但经济遭遇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突发事件，政府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调整不好，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会增加。执政党也要逐步转变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来，逐步扩大人民民主权力，真正做到还政于民。
其次，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实质就是要引导人们进入政治过程和了解政治意图。”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人们将关注的视角越来越多的移向政治领域，人们越来越关心政府行政是否有效，政党执政是否科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廉洁，政治体制结构是否合理，本国的政治地位在国际社会是否有所提高，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越来越重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重视自身的监督权利等。市民社会的民主、平等意识增强，人权和法治观念得到提升。市民社会与政府机构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影响越来越深远，从而使政治社会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有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利于政治稳定，尤其在社会转型期更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威。的确，市民社会一定的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权稳定，但政权的稳定并不代表社会矛盾的消除。相反，让民众积极合法的表达自己合理的愿望和要求，争取自身利益在社会矛盾中不受侵害，这本身有助于消解社会在转型期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政府应该积极面对矛盾、问题的产生，寻求解决路径，而不是消极逃避或者进行强制性封锁镇压。此外，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市民社会健康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在威权政治的合法性衰退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生成后，威权体制国家必然要面对向民主化转型的压力。既然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各国能够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本国历史传统与特点，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方向的现代化道路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各国自当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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