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应正视中国对铁矿石供应进一步集中的合理担忧；中国不能陷入“阴谋论”猜测，要承认市场供需的力量。

近期，中澳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被形容为“跌至十年来最低点”。究其原因，当可溯及中铝对澳英矿企力拓收购的失利，以及由此触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参见本期文章“中澳关系探底”）。

这是相当出人意料的。中澳两国之间几乎有着一切修好的理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交恶。

就从最早引发龃龉的铁矿石纷争来说，首先应看到，双方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铁矿石供应国，中国是铁矿石最大需求国。在这类投资巨大、周期漫长的资源产品产业链中，上下游在保持供需关系稳定上有强大的共同利益。这比任何口头上的政策宣示都更有力地要求双方建立良好、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

经济之外，中澳关系有着同样强健的支撑。两国间无重大战略利益冲突，也不存在相互威胁，在诸如遏制全球变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当今国际重大议题上，观点类似，立场接近。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曾作为外交官在北京驻节多年。他上任后提出“中等强国”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便是全面融入亚洲，借助多边合作的力量，提升其国际影响力。顺应中国的兴起，既是这一外交政策的背景，也是这一政策的内容。没有良好的对华关系，“中等强国”外交就无从谈起。

然而，此次中澳关系的恶化，恰恰揭示国家间关系，哪怕是交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时时面临掉进“资源陷阱”的危险。能源与资源往往是一国命脉所系，自工业化以来，便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史，往往围绕对能源与资源的竞争展开。进入21世纪后，各国之间在能源与资源议题上的零和游戏观依然根深蒂固。一涉及这类所谓战略性资产，各国之间戒心便故态复萌，相互间容易丧失信任，更难建立信任。

中国人对此不再需要更多的教育：2004年，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失败；本世纪以来，中国在能源与资源富国的开发努力，也一直被欧美大国置于放大镜下端详。

此次围绕矿业资源的纠结，正暴露了中澳这对本应和衷共济、互惠互利的国家之间关系的“软肋”。中澳要建立长期互信，必须正视“资源陷阱”，恰当解决当前纠纷，并为未来的中澳资源战略性合作铺设轨道。这需要两国决策者拿出勇气，打破观念窠臼，实现真正的双赢。

“症结”何解？我们的看法如下：

澳大利亚政府应正视铁矿石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内涵，放弃假装这是一个纯粹商业问题因而政府只好保持距离的“驼鸟政策”。

澳大利亚政府应理解，作为最大铁矿石需求国，中国对已经高度集中的铁矿石供应格局将进一步集中非常担忧。全世界可供贸易的铁矿石有70％来自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2007年，必和必拓要求收购力拓，2009年必和必拓与力拓宣布将合并铁矿石业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担忧。这种担忧是强烈的，也是有合理性的。

可惜的是，在现有的两国商业交往和外交框架内，中国的担忧无法找到恰当的缓释渠道。必和必拓对力拓的全面收购，变成了这两家公司合并铁矿石业务，但铁矿石业务的集中趋势未变。中国也无法指望通过国内的反垄断调查来对这一趋势施加影响，因为对其做出的所有惩罚最终都会被转为对中国钢厂的惩罚。

在承认中国担忧合理性的前提下，澳大利亚政府应考虑积极作为，在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主动和创造性地寻找新机制，将澳大利亚矿业整合的商业冲动与中国对上游资源进一步集中的担忧，集合在新的讨论平台上，保证彼此有切实的对话，并促成妥协。如果澳方继续对这些担忧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将会付出代价。

中国一方，要避免陷入“阴谋论”的猜测，不能过度夸大上游资源集中的威胁，以此来否认铁矿石价格主要决定于供求关系，价格上涨主要系国内钢厂需求强劲所致的事实。同时，中国也应在法治框架下，运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来处理可能存在的不正当商业行为。在此次力拓“间谍门”事件中，中方在逮捕有关力拓员工时所援引的罪名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非先前披露的“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这是一个进步。

我们欣喜地看到，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两国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性质。8月21日，澳贸易部长克林高调宣布，中澳下一轮自贸谈判将于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迄今举行了13轮、耗时四年半，但依然纠缠于农产品贸易的自贸谈判。此时重启，被外界解读为澳大利亚急于拉回偏离正轨的中澳关系。另外，近期中石油与美孚澳大利亚资源有限公司达成的液化天然气购销协议，也被认为是中澳关系重近正轨的表现。

前有殷鉴，中澳关系转暖虽不能毕全功于一时一事，但只要双方关注彼此关切，平等恰当呼应，当可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毕竟，中澳终需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