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系列之二

上一篇评论《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一）》里，笔者提及的第三大参照框架，分析家们拿它来解读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一一对号入座作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相当于如今的美国，都是老牌霸权强国，光荣依旧，可是综合实力却相对下降了，难保昔日的全球独占利益。一战前夕的德国，则如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双双急剧增长，对海外市场和经济战略资源的需求也剧增，然而却被老牌老大英国处处掣肘，忍无可忍，终于横下一条心以战争开启机会，促成加速发展，志在必得，要一步成为欧洲首强。其时的法国，仿佛是如今的日本，本来是旧大陆的头号实力大国。然而统一后的德国，民族主义高涨，发展模式强硬，一下子就猛窜上来，大大压缩了法国的生存发展空间。于是，三个大国火拼起来，打得血肉横飞，残垣满目。

新力量加进老框架的惊恐含义

不过也有少数观察家提出异议，说当下的印度而非日本，更可比照于那时的法国。印度深感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时不时地暂居下风，极力要维护并强化自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处的黄金战略地位。而且它又与中国有边境领土纠纷，再一次动枪动炮的主观客观动力都在那儿。

拿以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作参照，虽然可以向我们提供几点有意义的启发，但还是免不了带着“古为今用”的误差。在很多人的研习视野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力量，令当今的中国和主要竞争对手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根本上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争霸格局，那就是核武器的冷峻现实。既有的霸主美国拥有一大堆核武器，迅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也各有一小堆核武器，日本处在美国安保条约的核保护伞之下。这一现实的残酷含义，令第一次大战的残酷结局也相形见绌。虽然百年前的那场大战是历史上的首场总体战，英国阵亡80万兵员（其中很多是牛津剑桥的大学生和贵胄子弟），法国160万，德国180万；连稍后匆匆赶来参战的美国也阵亡了12万（前引《极端的年代》上册第38-39页）。与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后果相比，这些数字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还不能严格地顺着上述第三大参照框架推理下去，还得要从其它的维度来审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击背景。

冷战结束后的潜在敌人定位

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虽然还不是最严厉的，但它毕竟是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最重要动力来源和最可能的牵线方，比如，在引发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关系紧张化的过程中，就能看到美国政界军界的影子（Jamie Smyth, “Australia urged to counter China by boosting US ties”, Financial Times, 24 November 2017, p. 2）。冷静回顾一下美国的战略考量，就能为我们理解更大尺度上的国际关系走势提供一个相当清晰的路线图。1990年代初期美国官方和政策研究圈里，反复争论冷战结束后，谁将是美国最可能的首要威胁，至少有四个备选对手：苏联解体以后依然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俄罗斯及其一两个附属国；经济技术实力和贸易措施日益正面冲撞着美国利益中坚地盘的日本；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支撑恐怖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往区域外蔓延；中国逐渐显露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对美国霸主地位的综合挑战。

这场争论延续了好几年，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美国分析家趋向于把中国放在首要威胁者的位子上，他们的具体理由我们后文将一一列出。诸位如果翻阅1990年代末期的国际形势资料汇编，就能看到，那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作全球军力的重新配置，把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2001年5月美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国防部和战略研究机构为针对中国，推动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海基和空中攻击力量的陆续到位。只是因为这一年9月11日的那场突发大事件，才减缓了这一战略安排的及时实施。从天而降的9•11袭击迫使美国采取救火式的紧急措施，匆忙应付原来在他们的备选对手单子上居中的恐怖主义势力。即便如此，美国政界的一些核心组群也不忘提醒最高决策层：对付恐怖主义是燃眉之急，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才是常年大计（“Worldwide

threat – Converging dangers in a Post 9/ 11 world”, The CIA Director testimony, 6 February 2002, CIA Homepage）。2005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郑重告诫美国军方，反恐剿匪之余也要准备和中国可能发生的正规武装冲突（Bryan Bender, “US needs China plan, former commander says”, The Boston Globe, 26 November 2008）。

大家都知道，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总统结束前夕，规划多年的美国海军力量的50%-60%布置在靠近中国的东亚地区，基本上已经到位了。而我们不要忘记，奥巴马在美国政界和战略分析圈里，是常常被批评为“太软弱、太犹疑不决”的好好先生式的领导人。奥巴马尚且如此，遑论特朗普这样的角色！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击，从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到观点趋同初拟方案，仅仅在美国本土，就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初拟方案纸上谈兵到出钱出人调兵遣将，又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情报界军方开始安排落实操作机制到其它政府部门做出协调项目、外加工商业界的参与，还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目前实际上就是处于这个进程之中。他们眼下针对中国的那些作为，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尽管在众人眼里，特朗普的具体操作常常显得是心血来潮。

相隔虽不久，仿佛两重天

在笔者的研习经历中，有一件事特别富有反差刺激的意味。十年以前，北京2008奥运会举办前夕，全球关注的这场“中国国势秀”当时也引发了国外许多地方的抗议示威活动。我们在北京召开了几场与此有关的小型国际研讨会，大部分出席者的分析得出的初步认识是：这些此起彼伏的抗议示威活动尽管非常引人注目，有时甚至导致局部的暴力冲撞，但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草根运动型，主体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政治组织，看不出它们背后有外国政府或大财团的有效支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该国的工商界能从“北京奥运办不成了！”这种事态中明显得分或攫取到工商利益。这期间澳大利亚的首要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执行主任访问北京，座谈中与笔者分享对国际舞台上中国这样的“大块头秀肌肉”引发的种种反弹的评估。我们都承认，随着中国的块头越来越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戒心就会相应提级。但我俩都坚定不移地认为：不论美国和日本如何防范中国，澳大利亚是绝不会采取同样政策的，澳大利亚从民间到工商界到政府到军方，根本就无意于和中国作任何摩擦，更不可能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两国之间的利益重叠互惠太深厚了！

我们这么乐观认定，是基于对澳大利亚的近身观察和对澳中交往具体领域的跟踪了解。然而，最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发生的多起广泛报道的与中国相关的负面事态，把我们的乐观主义结论扫除掉一大半。最近的两件，一是推动立法防止被怀疑为来自中国及华裔商界的财金渗透，影响到该国的政策走向；一是该国联邦政府与东盟各国的峰会，其协商议题，包括确保南中国海域不受到中国海军海警力量的控制。而从2008年奥运会到现在，时间相隔还不到十年！如果眼下再相聚北京，再回到那个夏天座谈会的话题，我们将作怎样的检视反省呢？这后面的深刻变异轨迹及其动力机制，值得分析界用力探索和细心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