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推进、中澳自贸区建立不久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对华仍持较强的战略疑惧心理。澳大利亚之所以对华疑惧既有国际力量格局转变的权力因素，也有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原因，还源自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本文从权力政治、历史渊源、文化制度的视角来剖析澳大利亚对华战略疑惧的由来，论证澳大利亚对华战略疑惧或是强权政治理论的偏见、或是殖民时期的历史遗毒、或是文化隔阂产生的信任赤字。对此，两国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中国或还应提供普惠性经贸实惠，尝试以“同理心”换位思考，以减轻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惧。
关键词：权力；历史；文化；中澳关系；战略疑惧
作者简介：许善品，湘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澳关系；张涛，湘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澳关系。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动因、障碍与前景”(项目批准号:18FGJ009)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疑惧心理是澳大利亚“中国观”的重要维度，并一直作用于其对华政策，具体表现为对华防范、信任不足。澳大利亚的对华疑惧心理，不仅包含对华疑虑、防范的成分，也含有对华畏惧、恐慌的因素。澳大利亚的对华疑惧心理，不仅来源于两国实力差距的扩大、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来源于殖民主义时期澳大利亚国民身份的建构和历史的记忆，还源自于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因此，仅仅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澳大利亚为何对华持疑惧态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国家身份、历史记忆、社会文化的视角来补充、丰富研究视角。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澳关系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对华认知等问题，而针对澳大利亚的对华疑惧心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第一，对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研究现状。韦宗友认为澳大利亚对华战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冲”特征：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华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则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在此影响下，中澳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但政治互信受到制约。 王光厚认为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以“接近”和“融合”为主，应努力实现中澳美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持“有限乐观”态度，澳应适应中国崛起，力促“中美分权”。寺田隆（Takashi Terada）认为由于澳大利亚既是美国的忠诚盟友也是中国的资源供应国，所以只能在经济上对华友好、安全上对华防范。查尔斯·米勒（Chalres Miller）也认为：对“他者”（Outgroup，如移民、少数族裔、澳洲土著）的态度,而不是经济相互依赖，塑造了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认知。国内外学者大多从权力政治的视角来观察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认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中确实存在着制衡、防范的一面。
第二，对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研究现状，已有研究成果对此问题可以分为三派：休·怀特、郝若素、许善品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总体对华友好大于防范、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皮特·詹宁斯（Peter Jennings）、罗伊·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保罗·迪博（Paul Dibb）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一直对中国持防范、恐惧心理，澳有理由也有必要警惕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大于挑战；罗德·莱恩（Rod Lyon）（2009）、麦克·韦斯利（Michael Wesley）（2007）、威廉姆·托（William T.Tow）（2001）等学者认为澳将中国视为“不确定因素”，中国崛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澳应两面下注，对中国既接触又防范。国内外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程度的疑虑，甚至是恐惧心理。
第三，对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排华、反华的研究现状。费晟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淘金时期，澳大利亚种族分子借口华人造成环境污染、疾病传播，掀起反华浪潮并出台歧视华人的法案。王宇博认为澳大利亚的联邦独立运动与排华运动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澳洲白人在反华、排华中完成了从“澳大利亚英国人”到“澳大利亚人”的转变。赵昌认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发育不健全，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始终受种族主义影响，华人长期受到排斥、歧视。大卫·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认为早在联邦建立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担忧和华人占据澳洲的恐惧就一直存在，中国威胁一直是澳洲政治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认识到，澳大利亚建国时期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影响掀起排华、反华浪潮，致使“中国威胁论”在澳国内仍有市场。
由此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也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观”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存在着疑惧心理，但对疑惧心理的由来缺乏充分、全面的研究。权力政治是国内外学术界分析澳大利亚对华疑惧的常用（也是重要）视角，但不应是唯一视角。权力政治视角不能充分解释为何澳大利亚对美国霸权持欢迎态度，却对中国崛起持疑惧态度，因此仅从权力政治角度分析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历史记忆、文化差异的视角来予以丰富。因为澳方对华疑惧心理，不仅源于两国实力差距的扩大、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源于澳大利亚国民身份的建构和历史深处的记忆。由于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其对华政策、态度始终受其建构、支配，对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透析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背后的政治心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权力政治、历史文化的视角深入探究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并提出因应之策。
一 澳大利亚对华持疑惧心理的表现
进入21世纪以来，在贸易互利的有力推动下，中澳关系渐入佳境：2009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澳大利亚不顾美国的反对，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投行；2014年，中澳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6月，中澳正式签署自贸区协定，12月，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截止2018年，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长。同时，中国还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和旅游客源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澳大利亚对中国仍然抱有较强的防范和焦虑心理。中国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巨额福利并没有换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信任，两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没有显著改变澳大利亚对华疑惧的态度。
（一）对华外交日趋强硬保守
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之时，澳大利亚第一时间向台湾海域派遣了一艘驱逐舰，支援美国的航母战斗群；2009年，陆克文政府发布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崛起可能构成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同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实施“重返亚太”后，澳大利亚喜形于色，高调欢迎美国重返亚太。2011年，澳大利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军事协议，允许美国250名海军陆战队以轮驻的方式驻军北部港口达尔文，并计划于2017年将驻军规模扩大到2500人；2015年，澳大利亚不顾中国的反对，追随美国派遣军机来南海巡航，使南海问题日益国际化、复杂化；2016年，菲律宾提出的南海非法仲裁案宣判后，澳大利亚立即伙同美国、日本要求中国遵守所谓的南海国际仲裁，无理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军事化”和大规模岛礁建设；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无端指责中国对其进行政治渗透，通过了针对中国的“反外国渗透法”，掀起新一轮反华浪潮。“澳虽然在实际行动中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收益，但在战略层面却避免对‘一带一路’战略做出积极回应，并表现出对中国发展成就及未来规划的恐惧，而后据此做出政策应对，体现为国家政策、行动中的对华防范和牵制。”
（二）对华外交日渐失衡
冷战结束之初，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奉行“平衡战略”，在从中国获取经贸实惠的同时，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同盟。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霍华德曾多次表示，“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并非不可避免，因此澳大利亚无需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做出选择。”进入21世纪，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不断崛起和中美权力转移加速，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疑虑日甚，美国在中澳关系中由积极因素转变为消极因素。中国的不断崛起被澳大利亚视为“不确定性因素”。面对中国不断崛起、影响力日益扩大带来的“潜在威胁”和中美竞争加剧，澳“选边”（Take sides）倾向日益明显，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越走越偏。“如果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导致澳大利亚决策者被迫做出‘选择’，澳大利亚很可能会支持美国。”2016年2月《2016年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澳大利亚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源于“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不安”，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亚太秩序的挑战者。
由此，澳大利亚对华外交逐渐由平衡滑向失衡，如积极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追随美国推行“印太战略”。
（三）对华恐惧心理日益加重
恐惧，一直以来都是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认知的因素之一。中国21世纪之初的崛起可能像20世纪之初日本的崛起一样，引起澳大利亚深深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意图和影响的无端猜测还会引发其间歇性的疑惧心理。虽然中国是澳大利亚的头号贸易伙伴，但中国仍是澳大利亚安全考量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大卫·沃克指出，作为位于亚洲的西方国家，澳大利益面对北部亚洲邻居始终怀有焦虑、疑惧心理。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伯特也承认：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受到两种情绪的驱使：恐惧和贪婪。
在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潜在的军事对手。担心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一直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最大忧虑。虽然中国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地，堪培拉仍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攀升保持警惕，而对美日等传统经济伙伴和安全同盟并不担心。事实上，澳大利亚一直怀疑中国投资背后的战略动机，说明澳一直对中国影响力保持警觉。虽然中澳政治交往和经贸联系达到空前水平，但澳大利亚政策精英仍然对中国长期意图保持高度警觉，这种警觉在澳民意调查中也有反映。
二 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的权力政治原因
权力政治是国内外学术界分析澳大利亚对华疑惧的常用视角。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崛起势必打破亚太地区的势力均衡，直接冲击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中美之间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权力转移”可能演变成冲突，而中美之间的任何战略摩擦和碰撞都势必会波及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澳大利亚。因此，澳大利亚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对澳大利亚构成潜在威胁。
（一）中澳实力差距的不断拉大
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中澳实力差距的不断拉大助推了澳大利亚对华疑惧、戒备、防范心理。澳大利亚相对中国来说综合国力有限、军事实力不足、人口规模过小，对华经济依赖程度很高；在中澳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澳大利亚处于相对脆弱、敏感的一方，因此非常担心中国将经贸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甚至是运用政治经济实力干预澳国内政，这些都导致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担忧和畏惧心理。
澳大利亚对中国政府和平崛起的承诺心存疑虑，无法确定中国崛起后未来的战略走向，担心中国会重走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强权政治老路。澳大利亚还担心中国会利用在双边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对澳大利亚挥舞贸易大棒，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来实现外交目的。所以，“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虽然在澳大利亚国内影响力大不如前，但也没有彻底消失。
（二）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过度依赖
在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外交思维中，澳美同盟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澳美同盟不仅是安全、战略意义上，同时也具有身份认同含义，澳美同盟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澳美同盟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仅是“安全感”，更重要的是“认同感”。“与西方大国结盟”是澳大利亚西方国家属性的一部分，如果不与西方大国结盟，澳大利亚就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了，身份认同的基础也将发生动摇。“无论澳大利亚政府如何组成，澳大利亚都难以放弃（与美国）的结盟意愿。”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一直与美国进行全面的战略协调，以实现战略同步。澳大利亚担心，如果没有澳美同盟、美国霸权的存在，澳大利亚在亚洲地区不仅将暴露出安全的脆弱性，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不确定性。对盎克鲁-撒克逊人高度地认同感深深地铭刻在澳大利亚的民族情感中，这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态度，而对澳美同盟的过度依赖阻碍了澳大利亚理解中国。
19世纪，澳大利亚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前哨；20世纪，澳大利亚成了美利坚帝国在亚太地区的边疆。无论亚太形势如何变化，与美国的同盟仍然是澳大利亚外交战略、国防战略的基石。澳大利亚将美国视为亚太地区经济繁荣和地区稳定的保证，认为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和军事存在符合自身利益。在中国日渐崛起、美国可能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担心在东亚地区独自面对强大的、“不确定的”中国，担心二战期间被英国战略抛弃的悲剧重演，所以欢迎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和关注度。秉承“美国第一”理念的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继续维持军事存在的能力虽然没有显著下降，但是继续为亚太盟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意愿徒然生变，甚至有所下降。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第一次可能独自面对非西方盟国主导亚洲的局面，这使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局促不安，甚至是不知所措。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对中国流露出戒备心理和慌乱情绪也是此种逻辑的自然结果。
（三）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的对华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澳大利亚的自我想象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无辜、脆弱的中等国家，与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和政治氛围格格不入。中国近年来坚决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被澳误读为具有扩张倾向。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强大后，会倾向于使用武力手段来解决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边境争端，这会引起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加剧紧张态势，甚至酿成冲突。而澳大利亚对东亚的经济依赖程度极高，因此东亚地区任何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都必然波及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海上航道安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正在改变澳大利亚人熟悉的地区秩序，中国迅速崛起和美国优势的衰落，将意味着自越战以后形成的亚洲秩序的终结。这同时也预示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亚洲海洋控制时代的终结，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建国以来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澳大利亚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构成威胁，但很难确信中国的崛起肯定会带来繁荣或稳定，也无法确认中国在确保亚太地区安全与繁荣方面会比美国做的更好，因此总体上仍然愿意支持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
权力政治视角固然是分析、解释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原因的有益视角；但是，仅凭“权力转移”陷入并不能全面、充分理解澳大利亚对华疑惧的原因，也需要从国际制度、历史文化等其他视角予以丰富、补充。比如，权力政治视角无法充分解释澳大利亚为何愿意接受实力更为强大的美国领导，而对目前综合国力相对较小的中国崛起心怀恐惧。因此，从历史、文化角度剖析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 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的历史原因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与恐惧心理、威胁意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澳大利亚在民族主义建构中始终遭受着种族主义的影响，不仅历史上曾推行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 White Australia Policy) ，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后，虽从官方层面终结了种族主义，但是仍多次爆发种族歧视事件，这说明种族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以新的更隐蔽的形态存在下来。”
（一）殖民主义时期的历史遗毒
在澳大利亚建国初期，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一直让澳洲殖民者如芒在背、心生畏惧。
澳大利亚殖民者担心：中国庞大的人口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最终将淹没人口稀少的澳洲大陆。对中国可能入侵的焦虑，一直是澳大利亚长久以来的一块难以治愈、挥之不去的心病。此外，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数量稀少的人口，使澳大利亚担心不列颠人统治澳洲大陆只是暂时的，早晚会被北方过剩的华人所淹没。“当时，面对亚洲新移民的到来，人们满腹狐疑，流传着种种捕风捉影的假设，假如华人从北方如洪水倾泻而下，在澳大利亚殖民地上生存的不列颠民族的未来将受到直接的威胁。”当时令澳大利亚恐惧的并不是积贫积弱的满清政府，而是数量庞大、吃苦耐劳的华人移民，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何日渐强大的中国更令澳大利亚感到畏惧、担忧。
澳大利亚殖民主义者还将中国劳工渲染成自然资源的浪费者、水土环境的破坏者、流行疾病的传染者。在澳大利亚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浪潮中，野蛮的淘金方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作为第一大少数族裔的华人就成了澳洲殖民者指责的对象、“环境焦虑”的替罪羊。淘金热引起大批淘金者涌入澳洲东南沿海城市，急剧的城市化、过度拥挤的人口造成了公共卫生的恶化和传染病的流行，华工又被渲染为传染病的源头和主要传播者。澳洲反华政客污蔑华人易感染天花、霍乱等疾病，是造成流行病广为传播的罪魁祸首。由于华人抵达澳洲时间较早、数量较多，就成为了澳洲殖民者重点排斥的对象。
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非欧裔族群，在外貌、语言、地区和习俗上别具一格。中国人遭遇了最为恶劣的对待。所以，殖民主义叙事方式一直扭曲了澳大利亚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歪曲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态度。
（二）澳大利亚将中国作为澳联邦运动的“他者”
研究中澳交往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一直参与了澳大利亚历史的建构，中国始终与澳大利亚相融共生，中国在内部扮演着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角色，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历史的一部分。在联邦运动过程中，澳大利亚将中国建构为“他者”，以此来确定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澳大利亚的国民性一定程度上是在排华过程中形成的。
澳洲殖民地创立之初，各殖民地之间矛盾重重，但在排斥华工方面则高度一致，反华、排华事实上促进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联合，乃至后来走向统一。可以说，华工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不幸的“他者”，催生并巩固了澳大利民族“自我”意识的建构。正是通过排华运动，澳大利亚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意识才日益清晰起来。澳大利亚通过限制华人入境，发现自己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民族思想活跃起来，结成联邦的口号随之流传开。
澳大利亚的联邦独立运动与排华运动相互交织、相辅相成。18、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建构时期，也正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的时期。当时大英帝国由于清政府的不断抗议和日本盟友的不满，希望澳大利亚殖民者在种族主义政策上有所收敛，这引起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的不满。澳大利亚民族独立分子有意在排华移民政策上与伦敦作对，以此彰显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独立。
在澳大利亚国家身份、民族意识的构建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他者”始终参与其中，在大量关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叙事中，中国成为了敌视、对立的对象，中国经常被“想象”为威胁的来源。正是在排华运动中，澳洲原先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英国移民才形成了“澳大利亚人”的“自我”意识，最终完成了由“在澳洲的英国人”向“澳大利亚人”的转变。自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以来，中国一直扮演者“他者”的角色：正是中国作为映像，澳大利亚才得以建构自身。
（三）澳大利亚的西方中心主义情节根深蒂固
澳大利亚在近代历史中一直自视为欧洲文明在亚洲的前哨基地：孤悬海外、地广人稀的澳洲被近在咫尺、人口众多、动荡不安的亚洲所包围，这造成澳大利亚的东方主义根深蒂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抱有与生俱来的偏见、焦虑，对亚洲国家的人多势众和动荡不安深怀恐惧，唯恐“黄祸”会降临澳洲。防范来自亚洲国家入侵威胁一直是澳大利亚制定国防政策的核心关切。对亚洲强国可能入侵的极度恐慌、对澳洲漫长而又脆弱边界的极度担忧使澳大利亚一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强国持强烈防范心理。
作为与亚洲国家相邻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一直有严重的忧虑心理和不安全感。自近代以来，澳大利亚认为自己一直担负着保卫白人世界、捍卫大英帝国的光荣使命；作为欧洲文明在亚洲的前哨基地，澳大利亚需要保卫西方文明、白人种族在澳洲大陆的前途。帝国情怀、母国情节、殖民者编织的神话继续阻碍着澳大利亚理解中国。在殖民主义时期，澳大利亚自认为是英国在亚洲的前哨基地，担负着守卫盎克鲁-撒克逊文明的责任和使命。在澳大利亚的对华记忆、对华态度中，仍然可以见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毕竟，在种族、血缘、历史和文化等意义上，澳大利亚都与西方紧密相连。
澳大利亚是大英帝国散落在亚洲边缘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具有浓重的恋母情结，却远离他的“母亲”，因此自然也狐疑地看着周边的一切。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是在东方势力崛起引起日益关注的背景下确立的，这也反过来影响了澳大利亚人如何看待自身作为澳洲前哨来面对亚洲的角色问题。
总之，帝国情怀、母国情节、前哨心态、殖民历史仍然妨碍澳大利亚形成客观的、公正的“中国观”，仍然对疑虑、畏惧中国的疑惧心理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 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的文化原因
虽然澳大利亚不再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分部”，但仍将自身界定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仍然以西方传统思维看待中国。“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德华和托尼·阿博特认为，由于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相似性，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
（一）澳大利亚的战略文化深受西方影响
战略文化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其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取向。国家身份界定战略文化、战略文化塑造战略认知、战略认知决定战略选择。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和西方思想文化渊源造就了澳大利亚独特的战略文化，具体表现为：关注北部海上航道的安全、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与西方大国结盟、外交具有现实主义传统、重视价值观和文明属性、视南太平洋为势力范围。
作为大英帝国曾经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自然也继承了大英帝国的海权思想。由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澳大利亚极其重视海上航线的安全。在海权思想的指导下，澳大利亚将其海上航线视为“生命线”，尤其是澳大利亚—东南亚—东北亚航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引起了澳大利亚潜在的担忧，由于自身海军实力有限，澳大利亚只得依赖西方盟友——美国，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增长带来的潜在挑战。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能够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而现行的国际制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创设并主导的。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已经表现出修正现行国际制度的倾向，中国不会一直安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之下。而澳大利亚一直视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是其繁荣与稳定的保证，因此维护现行的国际制度，要求中国尊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担心中国另起炉灶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决策者和学者大多信奉西方现实主义尤其是权力政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会走“国强必霸”的强权政治老路。“权力转移论”基于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历史，认为崛起国与挑战国由于相互恐惧、争夺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战争。在“权力转移论”驱动下，澳大利亚认为中国作为崛起国，必然会倾向于以武力方式挑战霸权国（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乃至国际秩序。
价值观和文明属性一直对澳大利亚外交决策和国家战略施加影响。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澳大利亚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会倾向于采用武力来实现外交目标，因此应重点予以防范、遏制。而新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中印自卫反击战、越南战争都被澳大利亚视为社会主义大国穷兵黩武的“铁证”，固化了民主和平论视域下中国倾向侵略的刻板印象。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政治的冲突将主要以文明间的冲突而非国家间的冲突为主，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必然会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受此影响，澳大利亚认为，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与作为儒教国家的中国存在着“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差异，因此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虽是国际社会的中等国家，但在南太平洋地区，相较于周边的南太岛国，澳大利亚自视为当仁不让的“超级大国”，视南太平洋地区为势力范围，甚至是不容他国染指的“自家后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加大了海外投资和发展援助的力度，受到澳大利亚的无端猜忌。澳大利亚对中国影响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上升感到恐慌和不安，指责中国进入南太意在利用“债务陷阱”来控制南太岛国的基础设施和战略资产。
在权力转移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下，澳大利亚认为作为非西方民主的亚洲崛起国，儒家文明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倾向于以武力方式对当前美国主导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秩序提出修正。植根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战略文化扭曲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认知，使澳大利亚政府难以彻底摆脱西方语境下对中国根深蒂固地疑惧心理。
（二）中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存在差异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有所消褪，但从未消失。尤其是9·11事件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国家间冲突此起彼伏，“文明间冲突”也若隐若现。澳大利亚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总是受西方文化传统支配下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影响。“文化尤其是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世代相传的规则、理念、秩序、信仰，其对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既能产生因果性的影响也能产生构成性的影响，其往往是自我证实的预言。”
中澳关系本质上是两国相互适应的持续过程：中国是拥有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东方大国，澳大利亚则是亚太地区倾向于保持现状的、具有领导力的中等国家。
历史上，由于中澳间存在的差异，造成两国主流的国家价值和社会体制存在差异；两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差异导致了中澳在追求战略优势时会出现竞争，甚至是冲突，进而可能导致安全困境。中国仍然坚持主导其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成长为东方强国，这使习惯了西方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感到不悦。中澳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政治化”已经造成了两国关系的紧张。中国是持有东方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国家，澳大利亚是信奉基督教价值观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两国在人权、自由和民主领域都持不同观点。
澳大利亚明确的将国家身份定位为“位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要做“最了解亚洲的西方国家”，因此“从本质来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立场是从属于西方的，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在维护澳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澳大利亚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语境出发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政策，认为中国近年来坚决维护主权和领土的行为是“咄咄逼人、刚愎自用”。“虽然中澳间经贸联系不断紧密，但澳大利亚精英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体制仍感到不安。”“必须承认，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也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挑战。虽然近些年中澳双边关系不断增强，中国仍然毫无疑问的是澳大利亚相处并非融洽的非西方大国。”
澳大利亚维护现行国际制度、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而中国推动国际制度的转型、建立国际新秩序、变革国际法；澳大利亚实行资本主义多党制度，中国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党执政。中澳间的文化差异导致难以互信，制度差异又加重了疑惧心理，意识形态因素则从未消失。正是由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导致澳大利亚对中国存在不信任情绪，对中国崛起持疑惧心理。在对华疑惧的大背景下，中国对澳大利亚国内华人华侨的正常侨务工作被误读为政治渗透；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被澳大利亚误解为“第五纵队”；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软实力宣传被澳误认为是干预其内政；中国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军事现代化被澳大利亚解读为咄咄逼人；中国对澳大利亚农场、矿场的正常商业收购被澳大利亚解读为具有政治意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被澳大利解读为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与美国争夺战略主导权。在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不难看出澳大利亚对中国坚决维权行动的误解与偏见：在澳方看来，中国的行为正在影响着既有国际秩序与地区稳定。
（三）两国社会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差异
澳大利亚之所以对华持疑惧心理态度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澳大利亚犹如一个白人生在异域他乡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不仅寻求母亲的保护和帮助，而且对周围不同的意识、文化、传统的人怀有戒心，甚至过于敏感。由于两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缺乏足够的了解。“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仅有百余年的独立历史；另一个拥有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个实行民主制度、有着自由的经济体系；另一个是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不定的大背景下，中澳如何加强互动？这意味着澳大利亚需重新定义自我，努力尊重中国并增加中国与亚洲其他文明和共同体的对话。澳大利亚的“中国观”时常是消极的、狭隘的、自私的，中国的“澳大利亚观”无疑更富有想象力。在中国看来，中澳之间距离较远，存在不小差异。与之相反，美国强调与澳大利亚具有共同历史和超越地理空间的价值观，都是英语世界的成员，在诸多方面享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共同标准。
哈洛韦尔指出，“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对于任何行为者来说，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澳大利亚正是通过西方文化的透镜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澳大利亚过去在处理中国事务时，总是抱有一种对中国不切实际的错觉，一些自我产生的幻觉，虽然这些错觉和幻觉时常也由中国方面固化。澳大利亚前外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Towner）也曾评论：过去，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总体上呈现出过分情绪化的特征，时而强烈谴责、时而过分乐观。
在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或岛国社会（如澳大利亚）中, 影响政治家和外交政策决定者的知觉倾向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会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想不到可能存在什么别的行为方式，而澳大利亚的行为方式则直接来源于自身的西方文化传统、殖民历史记忆、西方政治制度、民族情感。“在文明属性上，澳大利亚无疑属于西方文明，无论是种族、语言、宗教、价值观都来自于西方。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自视为欧洲文明在海外的延伸部分，对英国的母国情节根深蒂固，对欧洲文化、宗教、价值观有着强烈认同。”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澳大利亚仍然对中国保持文化和制度上的优越感，认为其西式民主制度、自由主义、人权观念仍然优于中国，甚至认为有必要向中国说教，以推广、传播西方普世价值。澳大利亚对中国仍然存有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在潜意识里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中国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劣于自身。
由于没有经历过帝国主义的羞辱和领土主权备受践踏的不堪，澳大利亚无法理解中国为何坚决捍卫南沙岛礁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样无法理解中国为何强烈希望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更无法理解中国领导人不惜以武力方式维护国家统一，并将之视为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甚至无端揣测中国背后的战略动机。所以，澳大利亚选择介入南海争端、妄议中国维护主权、助力美国重返亚太。
五 中国的因应之策
澳大利亚的对华不信任使其很难与中国在战略合作中建立默契。这也说明了双边经济相互依赖未必会推进政治互信、强化共同体意识。澳大利亚的对华疑惧心理不会成为分析中国的透镜，反而会成为观察中国的迷障。因此，澳大利亚需要自我反思国家建构过程中反华意识形态的构建机制，走出对华疑惧的迷雾，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崛起。如何破除对华战略疑虑，需要中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面向未来。
（一）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面向未来
在中澳170多年的交往过程中，两国虽有过不快和敌视，甚至兵戎相见，但在绝大部分时期，中澳之间总体上保持和平、互利的关系。中澳须正视两国过去交往中存在着尴尬不快的情感包袱。正视历史不是为了纠结于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继往开来”,“共同的历史”方法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继往开来”的目标。
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叙事中，殖民者的叙事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后殖民时代，澳大利亚的历史需要经历非殖民化的过程，将历史上形成的对华先入为主的偏见通过完整的梳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性的反省来去除。澳大利亚需要正视其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种族排他性、反华排华历史，这可能会令其在政治上难堪、道德上复杂，但又十分必要。澳大利亚并不了解中国复杂的战略思维，总是倾向于简单地将中国想象成机遇或威胁，应尝试以更复杂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仅仅了解中国的语言、与中国通商并不等于理解中国。
中国应通过积极互动，助力澳大利亚树立更为积极、正面的“中国观”。中国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不幸是一个屈辱的、负面的镜子。但民族意识的构建是长期的、变动的过程。现在从来都不是过去简单的延伸，历史创造人类，人类也在创造历史。中国过去是、将来也可以是澳大利亚的一面镜子。
澳大利亚没有理由继续对华持疑惧心理态度，需要及时调整对华认知。正确、积极的对华认知才能指导对华合作，而消极、负面、偏狭的对华疑惧只会使两国交恶，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知带来的偏见，而非有理有据的分析。中国也可以考虑在某些问题释放善意，允许澳大利亚在某些领域发挥特殊作用，适度缓解澳大利亚的对华疑惧甚至是恐惧心理。中国和澳大利亚可以在交融中碰撞，也可以在碰撞中交融。
（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
中澳两国应冷静对待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方面的客观差异。由于战略文化具有动态性、变化性，中国可以在中澳交往的过程中，鼓励澳大利亚形成独立、自信的战略文化，增强外交独立性，给予澳大利亚更广阔的外交空间。澳大利亚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也应深刻反省近代以来形成的殖民主义历史观，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澳大利亚需要自我反思国家建构过程中反华意识形态的构建机制，走出对华疑惧的迷雾，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崛起。
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的差别，中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持不同立场，这本身不足为怪，也不应成为两国合作共赢的障碍。中澳两国既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也没有历史积怨的负担，澳大利亚没有理由继续对华持疑惧心理态度，而需要调整对华认知，以及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识。正确、积极的对华认知才能指导对华合作，而消极、负面、偏狭的对华疑惧只会使两国交恶，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知带来的偏见，而非有理有据的分析。中国也可以考虑在某些次要领域释放善意，允许澳大利亚在某些领域发挥特殊作用，适度缓解澳大利亚的对华疑惧甚至是恐惧心理。中国和澳大利亚可以在交融中碰撞，也可以在碰撞中交融。
（三）中国应提升对澳民众的普惠性经贸实惠
对华经济高度依赖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复杂性影响，既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恐惧。在最坏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对华高度经济依赖可能并没有缓解反而是加深了澳大利亚对华疑惧。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会消除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也不会让“中国威胁论”自行消失。澳大利亚认为：在过度对华经济依赖的情形下，自身会变得更不安全、更加脆弱，而不是相反。大量的历史案例证明，经济相互依赖对促进政治互信的影响不宜高估，“贸易和平论”很早就被证明缺乏现实依据。以增加中澳经济联系为手段来缓解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心理并不是有效手段。中澳自贸区的建立并没有显著提升两国关系的亲密度，纯粹倚重经济手段或经济优势以求实现自身国家战略目标，可能存在难以避免的政治约束与限制，过分依赖经济手段可能并不能有效消除澳大利亚的对华疑惧心理。如何将中澳在经贸交往等低级政治领域积累的互信“外溢”到政治交往、安全对话等高级政治领域，是中国周边外交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
中国为澳大利亚的矿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额的福利，保证了澳大利亚经济持续的繁荣。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经济福利在澳国内分配并不均衡，获益的主要是跨国公司、金融集团、矿场主、农场主，澳大利亚的劳工阶层并没有得到多少切实实惠，有的甚至利益受损。中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抬高了澳大利亚局部地区的房价、学费和生活成本，而正是这些利益受损的澳大利亚民众构成了反华、排华的主要力量，他们也是澳洲个别别有用心的政客蛊惑人心的重要对象。中国应探讨如何将贸易实惠深入到澳洲基层民众，开展“精准式公共外交”，将民间外交落到实处，让澳洲民众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切实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好处，让澳洲反华政客无机可乘，让“中国威胁论”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让澳大利亚基层民众成为推动中澳友好的主力军，而不是相反。如此一来，澳大利亚的民众，而不是政客，会成为推动中澳友好的主要力量。
中国应及时反思对澳经济外交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在将中国发展成果惠及澳普通民众和地方发展的同时，以民心相通为重点，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使澳民众能够切身感受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中国发展的实惠性、中国崛起的和平性，缓解澳民众对华疑惧心理。
（四）双方多以“同理心”（Empathy）换位思考
研究中澳关系史可以发现：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要远大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影响，澳大利亚对中澳关系的重视程度要大于中国；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担心要远大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担心，而中国时常会忽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担忧，认为澳大利亚的担忧完全是不必要、缺乏依据的。中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深度参与到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和民族意识的建构中。当然，虽然澳大利亚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没有中国对澳大利亚历史的影响那么大，但也并非是微不足道或可有可无的。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从未做过伤害澳大利亚民众情感的事情。反之，虽然澳大利亚对中国曾经有过歧视、伤害的过去，但澳洲传教士也曾来华传经布道，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其经历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中国应进一步促进与澳大利亚的沟通，提升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了解，避免澳大利亚在不甚了解中澳历史的情况下制定对华政策。澳大利亚既需要进一步理解中澳早期交往的不快，也要理解中国复杂的传统文化、思维习惯。澳大利亚必须认真聆听中国的声音，评估中国的反应。中澳想要深化相互了解，就要植根于对对方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开诚布公地交流、沟通。对于现行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中国已经反复表明无意推倒重来，无意颠覆现行国际秩序，并声明中国是现行国际制度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将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主张的国际新秩序是国际制度必须考虑、照顾弱势国家和团体的立场和利益，否则会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
中国应也努力换位思考，以“同理心”去理解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中国似乎很难理解澳大利亚为何会在中国对其并无恶意、两国并无重大冲突的情况下仍然对中国崛起持担忧、畏惧心理。中国时常将澳大利亚认为是美国的附庸，误以为澳大利亚只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棋子，对澳大利亚的外交独立性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而实际上澳大利亚是从其自身利益（而不是美国利益）出发、从自身（而不是美国）角度来制定对华政策。只有在与追随美国符合澳自身利益时，澳大利亚才会配合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由于地缘政治的作用和国际利益存在差异，澳美的对华政策并不总是趋于一致，美国对澳大利亚制定对华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既不能低估，也不应高估。
六 结论
20世纪70年代，为了有效应对苏联扩张构成的威胁，中、美、澳形成反对苏联侵略扩张的联合战线。随之，中澳之间形成了高水平的战略互信，中澳关系甚至成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发展外交关系的典范”。在中美友好、联合反苏的大背景下，中澳关系面临的战略压力很小，合作的空间和动力反而很大。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权力转移的加速，反苏阵营不复存在、中美战略矛盾日渐凸显，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诚如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所指出的：澳大利亚首次面临经济合作伙伴并不是我们安全伙伴的情况。美国因素不再是中澳关系友好发展的积极、促进因素，反而日益成为消极、阻碍因素。中澳关系也由澳大利亚占据优势地位日益走向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外交优先次序不断下降、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则空前重要；中澳关系不再是“特殊关系”，而是务实、理性的商业关系。虽然澳大利亚相对于中国的种族优越感、文化优越感、制度优越感都开始发生动摇，但澳大利亚显然尚未真正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并未在心理层面、认知层面并未完全适应、接受中国崛起，仍然动辄以文明者、传教士、先进者心态自居，居高临下地俯视中国。中国不再以仰望的姿态、求教的心态、弱者的心态来面对澳大利亚，而是日益自信的将澳大利亚定位为资源提供国、地区合作对象。中澳观念结构的变化远远落后于物质结构的变化：中澳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导致了相对身份的变化，相对身份的变化却并未导致相对认知的适时演进。
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身份的形成、联邦运动的勃兴，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发展路径。澳大利亚对华疑惧并不必然引起对中国崛起抱有最大恶意的揣测，它虽有可能恶化为对抗和敌视，也有可能演化为适应和协调。中澳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互相协调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两国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从中澳交往的历史大趋势来看，理解和信任在增加、疑虑和恐惧在减少，“中国机遇论”已被广为接受并成为主流，“中国威胁论”虽难以消除但也日渐式微。毕竟，中澳经贸互惠不是单纯的利益驱动，而是国家利益的天作之合；中澳友好也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的外交目标，中澳关系已经进入“黄金时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纵使澳大利亚国内残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遗毒、中澳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依旧，也无法阻挡中澳友好的历史大势。（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