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上期封面报道“奢侈动车”，揭示了高铁列车高额采购的秘密，“政企合一”的铁路管理体制的惊人弊端再次暴露。近来，国际舆论描述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时，屡用“国家资本主义”概括，而高铁模式常被例举。因此，在反思动车系列事件之时，我们正可对“国家资本主义”加以辨析。

对于国际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说，中国国内的看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认为，以此解释中国成功并不准确，因为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自有一套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包括过去30多年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成长、对外开放及全球化等。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描述中国发展路径，则于过去是误读，对将来可能造成误导。另一类认为，以市场手段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特别是在战略领域，提升国有经济实力地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标志。虽然他们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对其理念其实是颇为赞同的。

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中国经济学界并不陌生。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进入市场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它是资本主义后期出现的一种金融资本形式。在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初期，它侧重国家资本对制高点的占领。在中共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国家资本主义被定义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并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当然，此后，中国所实行的苏式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排斥市场、连国家资本主义也拒斥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也伴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部分复归。不过，这终究只是经济发展的局部，不应成为主流更不是目的地。然而，经过多年反复，在当下中国，国有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高，控制了所有战略性产业，其扩张势头十分强劲。国有资本强化垄断、压抑竞争、影响市场公平的负效应愈益显著;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相比效率低下，更为经验数据所证明。国有资本极易催生部门或其内部人利益最大化。“高铁奇迹”中不断曝出的事故、腐败等一系列丑闻，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微观注脚。

经济史表明，国家资本主义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凭借自身的强制力，以权力资本方式对一般资本实施或显或隐的强制，甚至结成裙带关系。在中国的现实政经环境中，国家资本主义若不进行有效抑制，就极有可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排斥国家的作用，也承认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之必要性，特别是在自然垄断领域。但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需要强调平等的市场主体，需要保持充分的和正当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正如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权利的公平，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正因此，由“国家资本”而“主义”以强化之，与中国所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不兼容的。

早在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就做出了对国有资本实施战略性调整的决定，要求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国家只保留极少数非由国家来支配不可的领域。这一决定的执行至今，现实难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在中国，国有资本具有“体制粘性”。由于同国家权力的同构关系，国有资本除了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及政府合同，还很容易通过游说，通过庇护自己的法律，实现于己有利的再分配。这种以市场主体的面目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更易形成市场扭曲。在当前，对这种发展方式已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必须大声喝止，坚决改革，下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并使国有资本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中国经济在旧模式下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未来能否顺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即在于此。

中国从来没有宣布过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战略，但是，旧体制惯性仍然刺激着国家资本大举扩张。当前对于国际舆论发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惊呼，需要冷静思考、审慎对待。我们希望，把国际上的惊呼，变作对中国的盛世危言，成为凝聚改革共识的力量。

如果改革的步伐仍然赶不上国家资本主义扩张的步伐，那么，下一场危机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