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在研究土地改革史的过程中，我们幸运地得到了陈翰笙教授的教诲。1982年3月28日，提出由我同李炳俊、陈廷煊合写《五个时期的中共土改政策》。那年5月31日，去陈翰老家第一次听取意见，当时他86岁。此后约每周去二至三次。为了这篇东西，我们三个人一起到陈翰老家求教12次，在他的指导下，从头至尾逐字逐句修改了两遍，三易其稿。在近5个月时间中，边干边学，对于如何写文章和做人，受益颇丰。
陈翰老常说：我爱帮助别人。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帮助和掩护，我不知死了多少次。我帮助你们，是为了读者。
他强调文章要讲究结构，讲究文字。写文章的人要时时想到读者，用词造句要准确、客观，要把读的人放在脑子里，否则马马虎虎就不会进步。“你们不想想读者有什么印象，这对自己不好，对读者也不好。”我们担心2万字放不下土地改革史的丰富内容，恨不得把掌握的资料都塞进去，结果样样说不清楚，中心意思反而模糊了。陈翰老说：“写文章像喂孩子，要一口一口地给他，不能一下子塞许多。……路线问题要只讲土改，不要复杂化。”最后用13000多字，将文章写完了。
他要求：写文章要注意文字逻辑连贯，如“为什么要没收小地主的土地，要放在政策改变之后紧接着讲。正如医生为受伤的人治病，不要等血流光了再治。”
题目要清楚、生动，有吸引力，使人容易了解，不能太呆板，如“五个时期的中共土改政策”可改为“中国农民的翻身”、“中共领导的土改过程”。
写史，先要有初步了解，然后找材料。写专题文章很重要，是雏形，是模型，不然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气魄，没有思想，没有启发性。
用辞要准确，要具体，形象，连贯，不要多写一个不必要的字。如“宣告结束”应直接写为“结束”，“进行研究”要直接写为“研究”。
陈翰老尖锐地批判不正文风，如搬用他人文章或文件中的现成字句，标语口号式的教条主义的文风。他说：不要像孙中山那样只从理想出发，要从实际出发。“只讲当然，不讲所以然，只讲结果，没有讲斗争，没有把精神拿出来。”“文章浮浅、平面、没有深度，没有谈缺点，谈其然不谈所以然”，“用辞不要乱用，写文章不要拾人牙慧”，“反对一边倒，一言堂，一刀切，一阵风”。关于引原文，要在两种情况下引，一是恐怕读者不相信是事实；二是自己说的不如原文清楚，否则不用原文。“不要以为引原文就可以回避自己的责任。”引用原话文章中要写明出处。最后，陈翰笙总结了作文的四点要求。一是题目要清楚，生动，有吸引力。二是章法要清楚。三是文字要连贯。四是用词要得当。
针对研究经济史的困难，他勉励我们：“值得做的事情要做好”。“不要着急，要用好档案，从档案中找出问题，根据问题去翻档案”，“妇女怎样参加，贫农怎样参加，要描写一二个人，写优秀党员，写其历史背景。”在工作方法上，“要集体工作，养成好习惯，大家讨论，各搞各的拼起来不行”。“自然科学研究靠试验室，社会科学靠图书资料和讨论。”
陈翰老不仅教写作，而且时时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活着要有价值，不要投机，投机是为了升官发财，我们要有点抵抗力，不要跟着一道跑。”
从1985年3月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我几乎每周两次去陈翰笙家请教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一书的修改。这一次除了修改文章以外，他讲了许多历史和做人的道理。他书橱的玻璃上贴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的话：“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泰乐。”
陈翰老对我的稿子给予很多鼓励，他说：“这是爱国主义教育，我赞成早些出版，翻译成外文。”“不要迷信种族主义，要了解阶级关系。”“你文笔流畅，写得快，但是推敲不够，这也难怪，过去很少这种训练。”这部书1987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陈翰老亲笔写了书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他还说：“我的三个烈士朋友，特点不同，李大钊（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军阀统治下建党的人，注意党的组织发展；蔡和森，搞政治的，每次见面都大谈阶级斗争；邓演达，最关心教育，在黄埔军校、武汉政府都注重教育，不光注意军事教育，也注意各方面教育。我和邓演达是1927年在莫斯科第一次见面，1930年到上海经常见面，成了好朋友。三个人死得也不同，都很惨。李大钊是被绞死的；蔡和森是被钉成十字，一刀一刀割死的；邓演达是被暗杀的。今天有的人只顾自己做官，这些人怎么对得起这些烈士啊！”“我们要共产党员，不要共产‘汤圆’”。
他常说，不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很危险。中国曾经是孔夫子加“老毛子”。过去是“以动得静”，现在要“以静得静”。不讨论，没有民主，没有议论，很危险。
他对修改文章总是采取建议和商量的方式，常说：如果让我来写，我就说……，使人感到平等，受到启发，同时开扩视野和思路。
1987年4月2日，我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送到他家中。他谈及“四大家族”的财产时说，宋子文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股票，其中大部分股票由其自己买后卖给外国人，将收入的外汇存在美国或瑞士，积蓄了大批财产。陈翰老认为，商业资本泛滥，工业资本受制，财政赤字，教育经费不足等问题令人担忧。他作为历史学家，善于将今日同历史比较。他说，人都是父母所生，总带有父母的遗传。国家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总带有历史的中国的痕迹。而历史是由领导和人民结合形成的。1987年6月11日，见陈翰笙家书橱玻璃上贴着龚自珍的两句话：“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反映了老人忧国忧民的心情。6月23日，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他说：农民在平分土地中有绝对平均主义要求，因此，夺取了中农的地权和工商业者的财产，犯了错误。共产党领导农民纠正了平均主义错误。只是后来，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意识又抬了头。我赞成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人。搞科学研究“欲速则不达”。
1987年无锡、保定第三次农村调查上马，开始时我没有参加，但是研究室有同志参加，我同本室参加这一课题的张利、朱文强等同志去看他。他问道，你们调查是为了什么目的？解决什么问题？并且说，目的不清楚调查搞不好。
1997年无锡、保定第四次农村调查上马，课题组的同志又多次登门求教于70年前这一调查的开创者。这时陈翰老已是百岁老人，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了，但精神依然很好。他对第四次调查能够上马十分高兴。2000年，我们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四次无锡、保定调查报告送去时，陈翰老已经103岁了。虽然看不见书上的字，但是摸着书，听着我们给他讲书中的内容，竟然高兴地唱起了家乡无锡的小曲，以表示对这项调查研究终于有了第一部问世图书的祝贺。
陈翰老去了。他的精神不朽。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