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是我关于宏观经济思考的第六篇，也是最后一篇，谈汇率问题。汇率既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宏观变量，也是和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戚戚相关的微观变量。然而，即使是在经济学范围内，围绕着汇率也有许多迷思。

汇率大概是最不容易理解的经济学概念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8元兑换1美元，多数人自然会认为，人民币没有美元“值钱”。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静态地比较两种货币当中哪种更“值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让人民币和美元一样“值钱”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发行新版人民币，让它的1元纸币的面值等于现在的6.8元，这样，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率就变成1：1了。但这个比率是临时性的，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变化，它必然要发生变化。换言之，简单地让人民币更“值钱”是没有意义的。

用汇率来比较两个国家居民的财富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指标是购买力平价，即购买同等数量和同等质量的物品所需要的两国货币数量的比例。比如，在中国，到麦当劳买一个汉堡包套餐的价格是22元，在美国是4.99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1美元就相当于4.4元人民币。

因此，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比用汇率计算的人民币更“值钱”。 美国人指责中国通过压低人民币币值获得了“不应得的”收益。这显然是得了便宜卖乖的孩子气哭诉：美国人每消费1美元的中国物品，中国为其补贴了3.4元人民币。

回到正题，购买力平价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实际价值，而汇率仅仅是两种货币之间兑换时使用的名义价格。汇率的决定除了受购买力平价影响之外，还受其他短期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活动。

这个道理，至少是对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了。然而，当讨论汇率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汇率只是众多价格中的一种，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其他价格的载体是实物，而汇率的载体是货币。表面上看，这种看法没有错，但是深究起来，它是错误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想一下，倘若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世界政府，有能力管理世界经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看到，世界上出现单一的世界货币，汇率因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世界政府再有能力，也不能取消实物的价格。在这里，汇率和其他价格之间的差别就清楚了：汇率只是一个名义参数，而其他价格是实物参数。

这个差别很重要。汇率可以调节外汇市场上货币的供求关系，但对实体经济变量，如进出口，其作用十分有限。比如，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进口汽车应该变得较为便宜，国内的汽车价格也应该同时下降，然而，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了20%，国内汽车价格却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在国内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国内实体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汇率变动所起的作用；城市收入大幅度提高，更多年轻人加入中产阶级行列，这些因素支撑着汽车价格。

即使是在国际收支方面，汇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徐建炜和我的研究表明，汇率顶多只能解释中国对美国贸易盈余的2%，而中国对美国在制造业和人口结构上的比较优势可以解释60%-70%。换言之，实体经济中的长期因素是决定性的，汇率只起到边缘性作用。

当然，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的外贸盈余可能会降下来，但其效果不可能持久。外贸盈余的下降必然对人民币产生贬值压力，在市场预期的作用下，甚至可能出现贬值过度的现象，人民币币值就会出现震荡。最终，长期因素决定着中国外贸盈余的大势，而人民币币值的变动只带来围绕着这个大势的扰动。

宏观经济学家可能会反驳说，扰动对于缓解国内的宏观经济失衡是有用的。我同意，这在短期是成立的；但长期而言，想通过汇率调整达到消除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借用卢卡斯货币中性论的说法，汇率调整在长期必然是中性的，它的作用只是让实体经济围绕着长期趋势扰动而已，而长期趋势是实体经济变量决定的。

反过来，汇率调整暗含着风险。一种风险是增加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如果一家企业老老实实做贸易，它就不可能欢迎汇率的调整；对它而言，汇率的变动完全是一种风险。另一种风险是人民币失去成为强势货币的机会。

美元作为一个强势货币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好处。在平时，它消除了贸易中的汇率风险、赚取了铸币税；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它帮助美国把调整成本分摊给全世界。我们不想获得这些好处，但也不能由着美国仗着美元霸权获得超量“不应得的”收益。在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做强人民币，并最终在世界上形成几种主要货币竞争的态势，应该是中国追求的长期目标。

然而，人民币的浮动绝对会损害这个目标的实现。没错，美元是浮动的；但别忘了，在经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英镑的过程中，美元的价值是和黄金挂钩的。一个反面例子是日元。尽管日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贸易量世界第三，还有大量的海外投资，日元却没有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剧烈的浮动难逃其咎。

目前，周边国家居民大量持有人民币，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有升值的空间；如果人民币浮动起来了，这种情况很难持续。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妥的办法是根据国际收支变动，缓慢地调整人民币币值，并保留升值的空间。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应该是，在五年之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然后视情况实现人民币的全浮动。全浮动的惟一理由是缓解国内的短期宏观经济失衡，在全浮动之前，政府应该加快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以此控制国际失衡，为稳定短期宏观经济创造条件。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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