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甲子”纪元。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的历史经验如此，新中国60年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说，也是如此。60年的伟大成就，说到底，就是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回答了上述四个问题。这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这四条基本经验。
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从新中国60年历史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总体上是清醒的、正确的。195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间，犯“左”的错误时是不清醒、不正确的。“***”的指导思想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不仅清醒、正确，而且有创造性发展。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言，新中国60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主要有三条：
其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归结为“实事求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第二次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还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语破的，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其二，强调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实事求是”时，就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他要求全党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要破除迷信”。（《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0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被称之解放思想的两个宣言书中。一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否则现代化事业没有希望。二是在南方谈话中，破除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迷信，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思想障碍。江泽民、胡锦涛在新时期新阶段一再号召全党：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胆探索，使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些思想对于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作用。
其三，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和科学的进步，进行理论创新，强调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和科学进步，进行理论创新，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上世纪60年代初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指出：世界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在十六大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迫切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胡锦涛在去年底讲话指出：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又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当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间不完全清楚。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认为社会主义至少有五大要素：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邓小平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第3卷第137页，第116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过去的历史经验，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有一系列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其中最具创造性的有四条：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归根结底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完全搞清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始，邓小平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个界定纠正了过去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势，特别是忽视生产力的错误观念，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地回答。
第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还包括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说：过去犯“左”的错误，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就在考虑我国的历史方位，重新认识基本国情。1981年的《历史决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党的十三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在十五大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理论的内涵。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创造性回答。
第三，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条主要是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基本路线的思想因子，在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但不可能有明确的和整体性的认识。改革开放后，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首次作了概括，称为我们党的主要经验。此后，邓小平、江泽民都不断强调它的重要意义。胡锦涛在十七大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第四，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具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从实践层面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的对内改革和兴办经济特区推进的对外开放，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说，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探索它作了重要理论准备。就邓小平而言，自改革开放始他就在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此后，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活力。
三、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党的建设历来是我们党十分重视的问题。新中国60年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很丰富。对这个问题最富积极意义的创造性地探索，主要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七大开始讲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建国后的八大党章基本上是七大的说法。“***”时期的九大党章和受“***”影响的十一大党章，强调党是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十二大，才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至于党的代表性，七大党章讲“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此后的党章，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直到十二大党章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个表述，一直沿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才加以改变。十六大党章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和宗旨作了新的表述，对党的先锋队内涵讲得更全面，对党的先进性规定得更完整，更具时代精神，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第二，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毛泽东关于执政党思想已包含着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探索。后来发生“左”的错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已蕴含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诸多基本问题。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这是对党的执政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三，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解决在中国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到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对新时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进行探索。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集中地代表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新认识。关于非公有制群体社会成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中的优秀分子只要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 符合党员条件,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新思想，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新的思想，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第四，关于反腐倡廉建设。还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开始考虑执政以后消除腐败的问题。建国前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从严处理了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改革开放后，腐败问题有如高悬的达摩克里斯神剑，需要与之不断地坚决斗争。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日益蔓延的消极腐败现象高度重视，并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作为向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交代。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成为抓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努力开拓反腐败斗争新局面。经过30年来坚持不懈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许多重大阶段性成果，并逐渐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等制度，对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中国共产党成立就肩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说到底就是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艰辛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包括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内。此后，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在前进中仍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在总结新中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提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
其一，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尽艰辛，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终于探索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形成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和拓展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赋予党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形态。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共产党宣言》说：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江泽民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重申这个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理念的回归，并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现阶段关于人的发展目标作了区分，即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同时兼顾个人权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进一步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是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
其三，科学发展观实现由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社会发展，即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的发展则指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等的发展。这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根据《共产党宣言》，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相当长时期也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为凸显。这样，发展观由以社会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就将以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个转变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需要指出是的，在胡锦涛同志将“四个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经验提出时，经常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将发展问题同前三个问题并列提出呢？我以为，首先要明确这里讲的发展不是作为哲学范畴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而是同辩证唯物论的“物质”一样是指高度抽象的客观存在。所谓“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乃经济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发展问题。它同前三个问题在同一个认识平台上。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是改变中国走什么道路，党的问题是由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来改变中国，发展问题是要中国改变成什么样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这四个问题是相匹配的。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