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参加武汉大学文化软实力高峰论坛。我想从传统文化来谈谈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我认为，从儒家思想的角度讲，文化软实力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问题。儒家讲“夷夏之辨”，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实际上是追求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离文明进步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所以离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还有很大差距。从国学或者儒家思想传统来看，我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好好去关注：
第一，今天社会盛行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这导致大家都非常狂躁，不知道自己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无论是个人的生活、生涯的规划，还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未来的预测，究竟终极目标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早晨在武大校园里散步，欣赏美景。武大校园是全国大学校园当中名气最大也最漂亮的之一，有很多非常美丽的、解放前的建筑，也有很多解放后甚至最近几十年的建筑。我发现武大校园的建筑跟我校校园的建筑有一个相似之点，即最好的、最可珍惜的房子还是解放以前建的老房子，看起来最有品位，玩味不已。凡是新中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房子，基本上就像火柴盒一样的简陋。仿佛建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拆了，没打算让它用个数十年、上百年的，所以不可能太追求美观。我们学校这几年也建了不少新房子，尤其是百年校庆的时候建了很多新房子，看起来非常的气派。但是稍微走进一看，已出现裂缝、雨后污点等等，让人感觉没有精雕细琢，很粗糙。
为什么现代人比过去有钱多了，物质条件、硬件设施、科技手段远好于古代，却建不出古人那么有品位的房子来？其实并不仅仅是技能比古人差，我想不是这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态不一样。现代人对事情急功近利，都要解决当下的问题，能够满足若干年内的政绩需要或者说在未来十年、几十年内的居住需要，就已心满意足了。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审美意识，任何人都有爱美之心，我们当然也是爱美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古人那种把美做到极致精的精神？为什么在追求美的同时，让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来主宰自己？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情绪性急躁，这种急躁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比如我们成天讲创新、翻新、革新，要不断进步，与时俱进，这种心态也是急躁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就是说世界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所以我们只知道要不断地变、变、变，但并不知道究竟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换言之，今天建房子时觉得，若干年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样式出来，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嘛，今天的房子建得再好有什么用呢，说不定还是会被推翻，所以干脆也不考虑太长远了。
现在我们每隔若干年大政方针就要大幅度地调整一次，或者一些重要的变化就要发生，我们要使尽浑身的气力去紧跟、学习、领会。不断紧跟、不断变化、不断调整，我们永远在不断调整和紧跟当中，情绪永远不能安定下来。我们忘记去问问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定下来，整个民族的情绪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定下来。如今全社会的不安和狂躁与此有关。从国学角度来讲，这也是和一个文明社会的理想不太一致的。
第二，社会风气的问题。儒家是非常重视“移风易俗”，主张“同风俗，一道德”。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风俗在儒家看来是衡量一个社会最最重要的标准。实际上儒家这个思想，我曾经在有关文章指出，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习性的一种洞察。那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一种强大的风气形成后，再健康的社会制度都可能运转不灵，再完备的法律规范都可能百孔千疮。所以要改造中国，往往就要从改造风气做起。今天全社会的人心腐烂、道德沦丧、日常生活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风气问题。我也曾经在很多文章里说到，反腐败不能够完全寄希望于严刑峻法，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历史上用严刑峻法来反腐，成功于一时、失败于最终。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太看重金钱。假如这个社会强大的拜金主义风气能够有所收敛和改变，不再普遍把金钱当作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贪污腐败的现象也会大幅度减少。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当好好地去研究我们这个社会道德风气败坏的根源在哪里。我认为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根源：
（1）“文革”当中，包括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在历次运动中鼓励大家说谎，谁说谎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谁就能够升官发财。当然不是谁有意让大家说谎，但实际情况是人们被迫纷纷说谎。当说谎成为人民普遍惯有的行为，当说谎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时，整个社会的良知已经麻木，整个民族的道德资源已被耗尽。顺此下去，当然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
（2）另外一个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太功利取向了，国家大力方针以“利”为导向，所以全民心领意会，一窝蜂地去逐利，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不择手段地去坑蒙拐骗。儒家的义利之辨，今天看来越来越显示出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不去遵守，就会有报应。
（3）还有一个导致风气败坏的原因，当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权贵阶层的兴起，给人民的示范意义至少包括：权贵们追逐私利、贪污腐败，让人民学会见利忘义；权贵们追求特权、垄断机会，让人们对正义缺乏信心；权贵们无德无能、丧失信仰，令下层人民不能心悦诚服。于是，既然通过正当、合法途径无法与权贵们竞争，于是他们违法乱纪、无所不用其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4）最后一个导致风气败坏的原因，就是本来应该由各种宗教机构、民间书院或其他民间组织承担的道德教化功能，被完全消灭光，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今天导致许多人对“道德”这个词本身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反感和嫌恶，当然也不会再愿意在生活中崇尚道德、追求道德了。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今天就不多讲了。
第三，信仰的问题。一讲到信仰很多人就会问，你是要我去信基督教，还是信儒教、道教、佛教还是共产主义？学生们常这样问。然而，不要忘记了，在所有的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的背后，应当有一个全民公共的信仰，那就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信仰。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信仰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阶层、所有的教派都可以接受的共同信仰。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去捍卫这个信仰，如果这个信仰建立不起来，反腐败再彻底也没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他的心中除了金钱和女色之外，实在找不到任何让他充满激情和快感的事情了，找不到任何更神圣、更崇高的价值了，所以他不腐败怎么行，不鬼混怎么行。
对于信仰的失落，今天我们应当要好好去反省和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找到全民都能够接受的信仰，大张旗鼓地去宣传和推广它；能否把人的尊严和价值，作为我们这个民族整合起来的一个公共信仰？在这个公共信仰的基础上，再谈某种主义的信仰要不要去坚持，各种宗教的信仰要不要去接受的问题。
大家只要研究一下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人自古至今很少把死后世界当作主要信仰，不从出发鬼神来理解人生的终极价值。过去中国人普遍相信鬼神，特别在民间，但也一般来说不会把鬼神当作生命的理想形态或生命价值的终极根源。中国人不像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之中那样，把“神”当作一切价值之源和一切存在之本。那么中国人在儒、道、释“三教”中获得的是什么样的信仰呢？其实就是对于人性尊严和价值的信仰。这就是《周易》“生生之谓易”、孔子“古之学者为己”、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所以我说我们在信仰问题上，还是要回归国学，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谈信仰重建问题。一个民族没有普遍接受的公共信仰是就没办法整合全民同心同德去做事，唤起人心安分守己去生活。
第四，中国要建成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确立行业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行业价值是社会道德的重要“蓄水池”，是抵挡一个社会恶劣风气的中流砥柱。什么叫做行业价值？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出于好奇，问山的那边是什么、大海的后面是什么、太阳升起的地方后面是什么等等。这种好奇之心，并不是由于爱国或找工作等任何外部原因。但是顺着这种好奇之心，长大了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人们热爱科学，从人性基础的角度来讲是因为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世界级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牛顿、伽利略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从小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未知欲，且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假如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科学家都打扮成爱国的典范，说这些人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为了给中华民族争光，就是因为爱国，他们都是因为爱国才成为科学家的。一个科学家爱国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人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一定能够给自己的祖国挣光。
但是，如果我们把爱国当成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要人们出于这样一种政治性或者国家民族的目的来追求科学，实际上科学真正的基础反而被掏空了，因为科学真正的基础在于满足人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你不能够说牛顿是因为为了给英国人民争光才成为了牛顿力学的发明者，你不能说爱因斯坦是为了报效德国，为了把德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才成为爱因斯坦的。恐怕不好这么说的。换言之，假如爱因斯坦从小就是为了报效德国，为了把德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他是不是能成为爱因斯坦，恐怕还是个问题。
我们强调爱国固然没错，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行业价值，每一个行业有它自身独立的基础，有它自身独立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基础在于人性的深处。一个行业的生命力在于人们从自己人性的逻辑出发，在这个行业找到了自身潜能发挥的空间，所以这个行业对它来说才是比生命还要更加宝贵的，这个行业才是它可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假如我们把所有的行业都理解为围绕着一个爱国这个目的，或围绕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而存在，那么这个行业自身在人性深处的基础反而被漠视，如此这个行业是不可能真正繁荣的。越是想为国争光，你越是出不了世界级的科学家，越是争不了光。
从今天社会现实的角度讲，破坏行业价值基础的除了有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经济因素。那就是金钱主导一切，金钱收买人心。比如说足球是大家都很喜爱的，一个小孩子从小喜欢踢足球，他并没有想到是不是可以挣大钱、出大名，他就是喜欢。每个人只要参与到这项活动里面，这个行业对于他的价值就是不言而喻的，那些世界级的球星也就是因为把这个行业原则坚持到底，把自己人性的潜力发挥到底，才成为世界级球星的。但是假如一个运动员被告知这场球他只能输不能赢，输一个球得几十万，他就不可能畅快淋漓地去踢球了，他必须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足球对于他来说本来是富有意义的一项活动，现在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换言之足球这个行业的价值被金钱掏空了。
当一个行业的价值被掏空，行业从业人员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将没有敬畏、没有崇高感和神圣感，不可能把它当作比自己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来爱惜，所以行业的规则可以随意地践踏、随意地破坏，行业永远不可能自主地建立起来。
儒家特别强调社会的自治，因为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办是不可能的。儒家在历史上讲孝道，而这个孝道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社会的自治，至少是非常有利于社会的自治。古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里面，让每一个家族自己管理自己，每个家族把自己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就安定了，国君就少操心了，这是对统治天下最好的方式，干吗不去采用呢。所以中国古代的帝王都很聪明，都非常尊重儒家的孝道思想。
以古喻今，虽然我们今天不是主要生活在家族里面，但是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行业-社会空间里。如果每一个行业都自治了，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基础，人们就都在自己的行业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宁了、太平了，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情。
行业价值的缺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非常认真面对的大问题，能够决定中华民族能不能建成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能够决定中国各行各业可否真正走向繁荣、领先于世界、给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我们能不重视吗？
（本文原为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高峰论坛暨《文化软实力研究》创刊发布会”上的发言,2016年6月5日，这里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