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应该独立地提出自己对社会的判断和看法，而且要用事实说话

2009年7月4日早上八点半，北京通州宋庄镇画家村——小堡村。一位修理自行车的老大爷听到“哪家是南街71号”的问询，低着头说：“你找老于家呀！”

“老于”乃中国学术界动静不断、声名赫赫的于建嵘。

于建嵘是社科院研究员，却将家安在北京通州宋庄画家村。他喜欢卧底潜伏于民间，进行艰苦而富有风险的社会调查。他的调查成果常常将中国学术界搅得炽热鼎沸。而小堡村空气的澄澈、栖居的静谧、画家村的洁净则与他声名的喧嚣形成鲜明比照。

转型期的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矛盾集聚，对改革的反思与继续深化改革并存。如何透彻地透视当下的社会矛盾真相？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被社会誉为“用脚做学问”，自己坚称是“问题导向型“的于建嵘凸显出他的独特意义：他首先发现并详细调查了湖南衡阳农民集体抗税事件；他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成为高校教材；他关于农民抗税、复员军人、农村土地问题、家庭教会、宪政改革、信访改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屡屡摆上国家最高领导的案头，他也因此常常被召见、讲课、咨询“民间实情”；他的“集体泄愤”、“刚性稳定”等论断对解释目前中国内部矛盾冲突性质和正确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于建嵘的研究独立、深入、深邃、客观，形成了学术界的一道风景。但他并没有给人学术骑墙者的印象，反而经常是火气冲天地斥责某些官员的不端行为，慷慨激愤地抗议对社会底层利益的侵害，甚至经常揭开事实真相弄得信访官员们恼羞成怒。

不过，《中国改革》记者面前的于建嵘休闲而率意，坐在躺椅上晃晃悠悠，一口湖南腔抑扬顿挫：“总的方向，我应该是建设性的，是合作主义的态度”。

研究历程：四个阶段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媒体以我的研究历程来采访我”，于建嵘边给《中国改革》记者冲泡咖啡边回忆起来。

1997年至1998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于建嵘做农村调查时，看到湖南发生三起农民因为抗税冲击政府的事件。“我当时很惊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调查后，于建嵘得出结论：当时的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掠夺是致命的，而且这种掠夺与黑社会相关。税费问题已对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大冲击和政治风险。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的乱作为与不作为，造成很多地方黑社会执政。

于是，他写了两篇文章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2002年3月7日，20 0 3年4月7日，社科院将他的两篇文章以“要报”的形式先后呈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两个要报的标题是：《从湖南40个‘失控村’的情况看（引题）——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方式与手段（大标题）》；《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情况与建议（大标题）——湖南省衡阳县调查（副标题）》。两个报告（注：现已解密）的核心内容是：农村税费必须改革，否则，就会产生巨大的政治风险。

两个要报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公开的说法是：中国最后取消农业税与两个人有关， 一是讲“ 农民苦，农民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一是发现并研究了农民因税费过重而组织起来抗争的于建嵘。

2001年12月，商务印书馆将于建嵘的博士论文以《岳村政治》为名出版。这一年，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晓山将于招到麾下：“你以后到我们这儿做研究吧”。

“这是我的第一阶段研究，大概从1997年到2003年，我主要研究农民因税费问题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这段研究奠定了于建嵘在学界的地位。

现在的于建嵘有时也被称为“三农专家”，这与他的第二段研究农民土地问题相关。早在第一研究阶段，于建嵘已经发现农村农民因为土地问题而引发的抗争事件日益突出。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由于建嵘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专题研究农村土地问题。

调研后于建嵘得出： 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成为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往往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因此，这决定了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使这一问题具有了相当大的政治爆炸性，有可能诱发较大的社会冲突。于是，于建嵘向中央高层写报告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当时很多文章批评于建嵘，说中国不存在土地问题。某“著名学者”甚至公开宣称：中国农民都等着卖地，怎么会有土地问题？事实证明于建嵘的判断是对的。土地问题目前依然是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于明确指出：现在流行全国的土地流转，农民对土地没有真正的支配权利。他坚决发对“公司+农户”的股田制。

于建嵘说，很多地方将土地流转当作了政绩，成了考核指标。他坚决反对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主张土地流转要以农民为主体，要遵循自愿有偿原则。而未来的土地改革，一是“确权”，明确土地就是农民的。二是，改革土地的二元制度。现在中国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不一样。他透露，他以首席专家的身份刚刚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内容就是调查研究城乡土地一体化。

合乎逻辑的是：一些农民因税费问题、土地问题而成为了上访代表。那么，于建嵘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他的第三个研究阶段：信访问题研究。经过艰苦卓绝的调查，2004年10月19日，于建嵘《关于我国信访制度的调查》又以社科院“要报”形式上递中央最高决策层。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对报告做了批示，国内迅速掀起信访改革的讨论热潮，延续到现在尚未平息。于建嵘强调， 中央提出强化信访， 而于的观点是弱化信访。“我对信访问题的研究加快了信访改革， 只是改革的方向我认为错了”。

于建嵘认为，中国现在的信访制度不仅不能缓解社会矛盾，反而是增加压力的一个体制。那么，应该怎样减轻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压力？于是，自2008年开始，于建嵘进入了他的第四阶段研究：县政改革。

于建嵘认为， 要解决上访问题，必须要解决体制性问题。而中国的体制改革关键在于县政改革。有意思的是，于提出的县政改革和中央提出的县政改革内涵又不一样。中央的改革路径是省管县，加大省对县的垂直管理。而于提出县一级政权不应该对省负责任，应该对人民负责任。

在这四个研究阶段之间，作为群体事件问题专家的于建嵘还提出了两个轰动性概念：“社会泄愤”与“刚性稳定”。于建嵘解释说，“社会泄愤”解释了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不是敌对性质， 不是利益抗争，而是发泄内心，便于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时采用合适的方式。“刚性稳定”则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表面上中国社会稳定，但社会动荡的风险存在。

有专家指出，这两个定义是于建嵘对群体事件多年研究的总结。刚性观念回答了两个问题：西方学界很多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会发生混乱，但中国这么多年没乱；中国决策层不要得意忘形，中国的稳定是刚性的，也是很脆弱的，并且成本是很高的。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于建嵘对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社会稳定形势的准确判断。

研究特色：独立性+问题导向型

2008年，于建嵘在学术界又捅了大马蜂窝：他做了不到一年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研究便在媒体界风头强劲。中外学者在北大组织宗教研讨会，于建嵘是唯一主题演讲者，演讲主题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当时好多研究基督教多年的人甚为不满。有人当面发难：“你于建嵘不就是最早讲了‘家庭教会’几个字吗”？于建嵘笑着辩驳： “ 你们搞了一辈子基督教研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把基督教家庭教会讲出来呢？”

回忆起这件事， 于建嵘现在还像是受到了委屈： “ 你以为得到那几个字的调查容易吗？ 我们到全国各地把很多资料复印回来， 全部的材料最后就得出一句话： 秘密宗教传播。有些人不知道实情， 说于建嵘专门做中央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错了， 不是我专门做中央感兴趣的问题， 而是我的研究中央感兴趣”。

于建嵘坚持，学者的真正意义在于独立性：研究自己独立发现的问题，研究其他学者没注意或者其他学者根本不愿意做的问题。“我对很多问题开始调查时人家都不感兴趣，都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我有一句话：中国没有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天天这敏感那敏感，还有办法做研究吗？所以，一个学者真正具有了独立性，就不会去揣摩领导人的心思搞研究，也不会去管其他学者是否也在研究。我只是想，这个问题你们没搞清楚我能不能把它搞清楚？我只是把别人作为参照物”。

于建嵘的独立性还体现在，所有的社会事件、运动联名他不参加，所有的组织他不参加。“我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不靠人大也不靠政协，正面组织不参加，反面组织也不参加。我完全表达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我不算所谓的高层智囊。我研究的问题是关系到目前中国最现实的现状问题。我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人家的私人智囊。我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

他大声疾呼，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应该独立地提出自己对社会的判断和看法，而且要用事实说话。

谈到这里，亢奋的于建嵘把记者领到了他的“天下独有”的资料室。几十个整齐划一的铁皮书柜，一二百个档案袋，证实他做的每一个研究、每一个事件都有完整的文献和第一手资料。“我提一个观点，有些人不知道我做了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学界没有办法对付我，很重要的原因，我有证据。这么多年，我发出声音的基础就在于，我有详细丰富的调查。我发现问题重要就去调查。调查完之后，我认为应该怎么改就迅速形成报告”。

他发散式地解释说， 中国为什么没有智库，重要的原因是研究人员没有独立性。“独立性、独立的信仰是决定你能不能在这个社会真正立言的重要问题。这么多年我对中国改革的看法都是坚持独立法则”。这两句话，于建嵘一口气重复了三遍。

“ 这么多年， 我的研究特色就是问题导向型加上独立性，既不取悦任何人， 也不刻意反对任何人”。而《中国改革》记者发现，于的问题导向型研究颇有先后逻辑关系：发现农民组织起来抗税，给中央写绝密报告，税费必须改革；在研究税费改革过程中间，他又发现信访是个很大问题，发现基层黑社会问题，他于是写黑社会进入基层的报告。最后他发现，要解决信访问题，必须从县政改革开始，方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就是于建嵘的研究路线。

人生理想：追究制度

为什么经常给中央决策层写报告？“实际上有一个目的，就是影响他们（高层）”。

针对社会上“于建嵘与高层走得很近的说法”，于建嵘澄清说，他与高层走得并不近，也不愿意走近。他说，全国政协常务会、中央党校、包括中央高层请他讲课，“ 我在他们面前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我没有所求”。

他郑重表示，谏言者必须要坦坦荡荡，要讲真话。至于自己对高层影响多大则“很难评估”。他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本来定好出版先国内后国外。国外先出了，国内就没办法出了。为什么？中央领导批示：这本书不适合大范围阅读。而中央部门则从国外买了很多书供中央领导看。针对这本书，社科院院长也传话：“于建嵘的观点我即便不同意，但他的研究很有价值”。

于建嵘坦言，中央领导可能比较重视自己的研究，但不一定认同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什么？中央领导更多时候从执政角度考虑，他们要保证机制安全。“这么多年，相对讲我的行动很安全。院领导多次表态，说上面说的，对于建嵘的研究与生活要提供保护。所以，我的研究经费从来是最多的”。说到这里，于笑了。

因为得到中央高层的青睐，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下去考察，经常请于建嵘去当“三陪”。“我一讲话，他们愿意听，他们知道于建嵘讲话有建设性。几个领导交心般和我谈话说， 假如你从执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好了”。于建嵘则诙谐作答：“我从执政的角度考虑问题，你们也就不理于建嵘了”。

信访改革立法之后，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代表国务院专门找于建嵘“ 正式谈话” 。“ 他们听不听你的话那是一回事， 但还是要和你谈话”。

于建嵘如此表白： “ 我的观念原则是：只议政，不参政，绝对不从政”。他自言，自己对学术没有太大野心，虽然现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早稻田大学的世界顶尖学者都到他这儿来讨论，但他从来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大学者。“心里话，原来我没有钱时自己掏钱都想做研究， 现在国家给我用不完的钱，有名有利的事情能不做嘛？我的目标还是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入手，不停地看哪种矛盾可能更加尖锐。我既不为从政的人提供统治人民的工具，也不为造反的人提供推翻共产党的理论”。

于的两个老师都是到政治局讲课的角色。二老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的理论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我说那不是很好嘛，我只讲事实，怎么用那是他们的事情。我叫做‘ 无党无派， 好不自在’”！

谈到人生理想，于建嵘说湖南人有特点：小时候的事情放不下。父亲被错划为“土匪”，他小时候戏剧性地成为8年的“黑人”。此段经历让于建嵘心结难解。他如祥林嫂般一次次诘问：怎么我就成为黑人了呢？他发誓“一定要追究制度”。并且，“最大的理想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变成黑人”。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律师，曾经写一页纸便得到60万元的报酬。我至少可以做后半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学者。我在南方生活的很好，而我为什么把所有的房子都卖了，跑到北京来？我就是要来北京抢话语权的，要表达‘个人权利永远不可侵犯’的声音”。

2008年12月24日，国家信访学院在中央党校开会，请重量级的学者给各地的信访局领导讲信访原理。于建嵘则把信访劳教的几百个案例全部带到了会场。他说：“今天你们不要坐在这里洋洋得意，当公民按照法律到北京来上访，你们怎么能把人送进精神病院？怎么能对上访人员施行劳教”。而这却是于建嵘心目中天大的事情。于建嵘说，出身卑微的自己对邓小平一直很尊重，没有邓小平他就考不上大学。他说，很多学者都是社会底层出来的，应该知道底层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而自己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建议都与这有关。

他多次强调“ 不把自己当人物看”，但是“尊重自己内心的那一点尊严和追求”。于建嵘直言心中有独特的价值：第一，个人权利永远神圣不可侵犯。只有能够保障个人权利，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在他心目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弱势群体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需要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这不是取悦于弱势群众，目的是增加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的筹码。现实是，为强势群体讲话的人太多了。而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应该站在弱势一边，帮他们讲话。

“我相当于文革后的新三届，像我这么大年龄的这批人，实际上是社会反思时期的产物。文革结束时我们才十五六岁，那时整个社会都在对文革进行反思，远远超过现在。对文革的反思，我最后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个人权利受到藐视”。

此后，无论做律师，还是做研究，于建嵘都坚守一个底限：尊重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我们的目标就是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

来源：贾存斗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