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厦大蔡厚言教授来绩溪讲学，后陪往胡适故居,同行有蔡之高足及此间科委办公室人员，在胡适像前行三鞠躬礼。唯独蔡教授特增加一鞠躬，以表敬意后的歉意。盖其在北大进修期间参与对胡适的“大批判”，显然当年只是执行了钦定的旨意,难能可贵的是，年逾八旬的老者尚为年少无知受蛊惑的往事表示忏悔。虽属“迟到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没有感恩或忏悔节的国家也是非常可贵的了。尤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生在北大校园内无端被剥夺生存权的林昭，至今尚未有正义的审判。蔡教授之举引起了我们足够的震撼。打开了我尘封的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一家与这位文化巨人——乡贤胡适荣辱与共的往事。
胡适他终身弘扬“德、赛”，是现代版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照亮了专制王朝的黑暗，推广白话文，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培养一大批卓有成效的人才，惠及中华每一位国民，曾经是举国景仰的明星（连开国之君也成了他的粉丝）。我们家与他忝为世交，也为他在故乡做了许多慈善事业。难以预料的是开国后对胡适开展的一系列的批判，却影响波及了我们。
胡适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同样是一度被开国之君高度赞赏的楷模人物。但是建国以后随着国君权利的提升，许多知识分子成了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因而胡适遭受了科学院院长牵头的“八大兵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数百万字的大批判。一个瘦弱的老人只能亡命海外，但仍不失其“士”的尊严，不领“绿卡”，过他孤立无助的寓公生活。而他的小儿子以怀念诺贝尔奖得主杜威命名的“胡思杜”则难逃57年的“反右”劫难。他虽然在唐铁道学院组织的学习小组会发言，表示与其父划清界限，他的发言稿当时还能在香港的媒体上发表，除了钦定的旨意，谁还能有如此能耐？
为什么胡适能引起如此的憎恨和惧怕？一著名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全在于胡适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重怀疑、重实证，与愚民政策不可调和，这也是开国之后发动一波波运动特别是针对胡适及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主因。胡适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粉丝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正应了西哲的话：“权利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利使人绝对的腐败”。
尘封近半世纪的往事，在胡适像前一一涌现。是家事也是国事：那就是胡适与我们家的一段经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折腾曲折，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历程。不堪回首，但也只有回忆，才能引起以“史为见鉴”的作用。
我家原来与胡适家只有一桥之隔的瑞川，现同属上庄镇，与胡适有世交之谊。我家世业医，先祖慈善为怀，每逢贫苦病人不能付药费，则为其挂帐买单。略有余款，开办国民学校——耕心学校，为贫困村民免费提供入学机会。1922年先祖逝世时，胡适为其题词：“泽舟先生，温文可亲，病者之友，一乡之仁，一别十年，生死永隔，题君遗像，凄然太息”。先伯父柯湘帆幼承家学后悬壶上海，执教中国国医学院，1917年，胡适完婚之时，携友人同游采薇之墓，其中就有先伯父。先父柯莘麓幼承庭训，后筹款去上海亚东医科大学，喜公益活动，业余参加徽宁同乡会（NGO），所办的《微音》月刊，关心故乡文化教育建设，鞭挞社会黑暗。胡适与陶行知作为该刊顾问，影响很大。后来返故乡服务桑梓，成为最早的新式诊所，最先使用抗菌素，并呼吁旅外同乡会捐资购买青霉素，以急救当时流行的流行性脑膜炎。
抗日战争时，先父出任92兵站医院军医，为抗日健儿服务。抗日胜利以后，地方实行参议院选举，先父以声誉当选为县参议员。从现有的档案看，还是为当地人民“鼓与呼”，如：要求政府为歉收减租减税和提高邮政职工待遇。选举代表竞争还是很激烈的，由参议员选举的国大代表胡钟吾在会议上面对蒋介石提出要求还政于民，这远非后来所说的是花瓶装饰品。1947年，我县地下党与当局斗争激烈，大会山老区数十人被捕，先父受当地群众委托，曾赴江村利用其地位进行保释，后还被国民党追究，当时的《徽州报》有载。故逃离故乡远避上海。解放之初，先父率先响应号召在上庄成立第一联合诊所，并兼任全县医师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说明当时先父是能紧跟形势的。但随着批胡适的声音日益高涨，先父的处境日趋恶化，先是受社会监督；58年更被判入狱3年，当时本人在医学院就读，但毕业前夕也被替补为右派。应该说明的是这时候“反右”已结束，进入了交心阶段，我因受故乡“邑小士多”的熏陶，开诚布公，向党交了一份迄今经得起检验的正确意见。本来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言者无罪”，但是却陷入了其“阴阳谋”交织成的陷阱。其中也应该说是受家庭间接受胡适的株连。
62年甄别平反以后，方知“先父罪行”，竟是任伪职（抗日时期任军医）与胡适有交往。当时的胡适虽被批，臭名远扬，但根本没有正式的罪名，公开戴上“帽子”，而所谓交往，仅指胡适通过先父在家乡为文化教育事业服务。修建家乡图书馆，担任修建绩溪到旌德山路之义务职务而已。抗日有罪，善良有过，夫复何言？文革开始，我家更罹厄运，抄家无数次，挖地三尺，多年图书报刊包括胡适、陶行知、熊十力的对联墨宝和累世所存的医书悉数付之一炬。传说暴君秦始皇对医、农书尚能网开一面，但现代开国之君却真正实现了他的诺言——“要超过历史的秦始皇百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胡适所提出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国人们破除了“两个‘凡是’”带来的个人崇拜的迷信，拚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一系列和平发展的文明建设。胡适的学识及其著作逐渐成为研究的热门。我们家的后代都能顺利通过高考，进入高等医科大学任职或任教，这在过去则是天方夜谭。
痛定思痛，痛定更思“治”，我们之家如千万家庭的苦难，不正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社会大夫，不正是由于缺乏“德、赛”先生？胡适虽然给我们家带来了“株连”，这使我们领悟到治疗“民主缺乏”这一顽症的良方还是“民主”。因而胡适是一个最佳的社会大夫，他终身推介的“德、赛”先生正是治疗专制痼疾的最佳方案！
个人虽退休多年，临近耄耋之年，但仍愿学习推介这良医，以尽绵薄之力，挽救个人与全民族的损失于万一。1989年社科院近代史负责人耿云志等，牵头一批胡适的同事、学生、亲友包括梁漱溟、江泽涵、冯志远等，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研究丛录》一书上专门发表回忆胡适的文章。我也以《胡适与故乡》为题作为切入点，列举胡适对故乡文教建设的关注，从而证明胡适对家乡国家的热爱。一位社科院学者撰文在《读书》上指明是“打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2008年适逢“反右”50周年，也是百年难遇的奥运年。在举国上下欢欣雀跃之时，本人希望通过个人家史，实则整个国家的苦难史，希望人民不要忘记国家曾经遭受的这一段苦难史。希望国人都有蔡教授感恩忏悔的情怀，发挥奥林匹克精神，充当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火炬手。今天在胡适面前，我们更缅怀他终身所追求的民主、人权，拥抱他孜孜以求的共同的价值观。庶几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才能美梦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