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信任的社会，是不能住人的。当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信任危机时，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原因很多，但我个人认为，吏治在这个持续恶化的信任危机中，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有信任的社会，是不能住人的。当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信任危机时，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原因很多，但我个人认为，吏治在这个持续恶化的信任危机中，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姑且从陕西的“周老虎”事件开始，尔后由瓮安的“俯卧撑”，到云南晋宁的“躲猫猫”，以至杭州飙车的“七十码”，再到上海塌楼的“压力差”……一连串的风波都与地方吏治是否获得舆论的信任有关。地方政府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布真相，但舆情好像总是不领情不买账。有时，即使地方政府说的是真的，所获得的舆论效果也不理想。那么，这种现象应该责怪谁呢？针对如此状况，笔者不妨现身说法，我是一个教师，职分就是对学生讲话。如果我的话在学生那里不获信任，那么，责任在我，还是去怪学生呢？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个主张来自法家。秦火之后，在法家主导下，秦政权取消春秋以来的诸子教育，强制推行法家政治。不但以法作为全社会的唯一教育，而且直接把官吏作为民间的效法对象(即“师”)。因此，吏和吏治，本身对民间就有一种师范作用。我固然反对法家学说(不能把它等同于西方法治)，更反对法家这八个字的统治方针；但在事实层面上却不得不承认，“以吏为师”的确是一种现实中积淀已久的古老传统。根据这个传统，当吏治恶化时，社会也随之恶化；当吏治发生信任危机时，民间的信任危机更是大面积溃败。
不妨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福建南平因患者死亡发生一起激烈的医患冲突。是医生“治病不治命”，还是不负责任的医疗事故，这只有通过医疗鉴定才能作出判断。可是，患方的态度是：“我们是农民，大道理，听不懂，鉴定专家都是你们的人，我们不鉴定。死了人，赔钱就是了！”医方的举措无可非议，可是患方的说辞也未必没有它的道理。更糟糕的是，我是一个第三者，看到这里时，连我也不敢轻易相信医方的鉴定就一定没问题。此一事例，堪足为忧。在生命交关的问题上，医患双方和第三方都缺乏基本信任，它足以折射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水准已降低到何种程度。
然而，诚信失范，很容易被视为道德问题；要进一步加强诚信教育，更容易被当作救治之举。但，这样的认知和举措，于问题无补。因为，社会信任问题如果来自吏治信任的恶化，此一问题便不仅是道德问题。当年，孔子在子贡问政时说：“民，无信不立。”对民而言，包括吏治在内的整个政治，如果未获民的信任，就立不起来。因此，与之配套的表述就是取信于民。取信于民，重在吏治，更在体制。如果看起来是吏治的信任出了问题，那么，它所暴露的肯定是体制上的缺陷。这个缺陷说到底就是“法治”缺席。法治目标树立已久，但在黑幕层张的吏治面前，它始终没有获得制度性的进展，而是久久悬于口号与姿态。
法治即“法治国”，这一政改目标落实到刻下，不妨就具体化为“法治吏”。治国当从治吏始，以法治全面整肃吏治，面对近期出现的恶劣个案，不惜重典。在我看来，这是国家权力取信于民同时化解自身信任危机的根本之措，更是当务之急。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紧迫感，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将进一步遭受重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