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经验。吏治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当前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吏良，则法平政成”
先贤很早就认识到吏治败坏会导致国家灭亡。《左传》桓公二年（前 710），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针对这种“非礼”式纳贿，鲁大夫臧哀伯进言劝谏：如果君主有德行俭，百官就心存戒惧，不会贪污腐化；假如君主失德去俭，带头贪贿，百官就会效仿，国家随之衰落，走向灭亡。虽然这是针对君主发论，但他提出的“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吏治思想的经典表述。
刘宋史家裴子野批判当时吏治腐败，认为“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南宋史家胡寅针对北魏元叉肆意贪污、败坏吏治的现象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明清之际王夫之重申：“《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与！”清代史家赵翼揭示明朝中后期监察体制弊端与权力腐败的关系：“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好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
吏治成败关乎国家盛衰兴亡，治国必先治吏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共同认可的治国经验。韩非认为，“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贤明君主通过治理官吏来治理民众，而不是直接治理民众；抓住治吏，就抓住治国理政的纲。“治吏”比“治民”显得更为迫切。当然，韩非不是不重视治民，而是强调通过治吏来治民，“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这一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新唐书·循吏传》序：“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吏者，民之本纲也，圣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韩非废”。
丰富的吏治思想
吏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以民为本、选贤任能、严以治吏等。
以民为本，强调官吏在治理实践中要注重为民、安民、富民，在行使治理职能时要行善事、尽职事。奉法以利民，是廉吏良吏的首要标准。为民兴利除弊、为民请命、重视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造福百姓等，都是历代有为官吏的重要表现。“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既是太平之治重要体现，又是封建统治者长期追求的国家治理典范。
官吏选拔是吏治关键。尚贤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为政之要莫先乎得人。何谓“贤”？儒家以德为主，注重道德修养；而法家则以功为先，强调功劳事业。对于“德”与“才”的区别与联系，前人有很多思考和认识。司马光提出“惟才德兼者贤士也”，“才”就是人的能力、智慧与意志，即“聪察强毅之谓才”；“德”就是人的品质和人格，即“正直中和之谓德”。他认为，“德”需要借助“才”来发挥作用，“才”的运用需要以“德”为中心，即“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针对不同的治理目的，司马光对任官者才德两方面的要求，提出了辩证的看法：“为国家者，进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
选人用人要关注民意，即“察吏于民”。选官用人要注重官吏的实际能力，“量能而授官”，任其所长而避其所短，避免“画地作饼”。唐太宗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强调选官用官是为了治理天下，不是为了某人升官发财。与之相应，实践考察、先试后用、宽取严用等思想主张，也是选贤任能方面的重要经验。
官吏考核与监督管理是严以治吏的重要方法。所谓严以治吏，既有法家所谓的功过赏罚分明、以法为教，又有儒家倡导的以廉德为本。韩非提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司马光也提出：“臣闻致治之道无它，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君主可利用“赏”与“罚”两种手段，至于如何“赏”、“罚”，不同时代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原则是“任公不任私”。王夫之一方面提出“严治吏”，另一方面强调“宽养民”，明确区分宽严相济的施行对象，是严以治吏思想的深层表达。
在继承中超越
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创造出丰富灿烂的思想文化成就。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要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古代，囿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统治者难以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为以民为本的真正落实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本思想的精神内核，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制定政策、推动工作都必须倾听人民心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幸福不幸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一根本性超越，成为我们扬弃古代吏治思想，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前提。
治国先治吏的思想，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的政治智慧。要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严以治吏是遏制腐败、维护国家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是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历史教训得来的。治国理政，人才是关键。选贤任能必须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党员干部之“德”注入新内涵、提出新要求。新时代的“德”，包括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秉承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清正廉洁、敢于担当、坚持真理、守正创新的政治品格。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为政以德、为政以廉、执政为民。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