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财政部发布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核心内容就是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力争2012年底前实现“省—市”、“省—县”财政直接联系（据７月１０日《新京报》报道）。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这项改革涉及到省、市、县三级重新划分财权，取决于中央与各省之间已施行14年的分税制如何调整。对于这项改革的实际效果，我个人认为尚需仔细观察。

我曾经在10个城市进行过专题调研，听到最多的反映是，财政省管以后，行政仍由市管，一些地方出现了人权、财权与事权管理上的不一致，产生了摩擦，市里尴尬，县里为难。我了解到，从1982年算起，“市管县”体制已经实际运行27年，基本上与改革开放30年同步，形成了完整配套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有些县已经成为地级市的利益共同体，处在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中。现在要剥离开来，相当于对地级市的“断筋取肋”。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这次改革首先要把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但从我掌握的情况看，一些省把上述大县全部纳入直管范围，无形中架空了地级市。这样做实际上破坏了合理的县域经济结构，导致弱县更弱，加剧了县域经济的两极分化。还有一些获得直管的县，建设热潮空前高涨，“遍地开花”的无序建设越来越严重，形成了新的地方壁垒。我个人认为，省管县财政改革仅仅局限于改变政府资金的转移支付方式，局限于解除市与县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不可能激活县域经济。

客观地看，除了海南、浙江两省外，“省管县”财政改革在其他省都存在操作层面的问题。海南省陆地面积3.54万平方公里；人口820万人。1998年建省之初，共有两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4个县和6个民族自治县，市、县在行政和财政上由省里直接管理更为便利。浙江省也是省小县少，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只有58个县（市），其中的80%又集中于杭州周边200公里范围内。更重要的是，从1953年开始，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还分别在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6年四次下放权力。尽管如此，浙江省的杭州和宁波两市仍然实行“市管县”体制。

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海南、浙江两省的做法，放在其他省根本无法复制，紧迫性和必要性也不尽相同。以江苏省为例，无锡、苏州等地级市的发展势头，更多地源于所辖经济强县的支撑作用。通过优势互补、设施共建和资源共享，市与县之间已经实现了整体发展的有序互动、集约高效。我了解到，江苏省13个地级市都需要县域经济的动力支持，需要周边县域的空间资源，需要市与县协调统一的政策环境。如不切实际地实行“省管县”财政改革，地级市发展的动力、空间和政策供给必然大大减少，发展势头就会受到抑制。

因此，我认为操作上的可行性，决定着“省管县”财政改革的实际效果。一些试点省已经出现了省辖市与扩权县（市）争夺中央与省下拨款项的情况，财政直管而行政改革不能及时跟上，导致扩权县（市）由省、市两个婆婆共管。由此可以看出，要想全面推进“省管县”财政改革，就必须正视法律规范、经济利益、行政管理和城乡关系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能搞“一刀切”。对于河南、四川这些大省来说，应当尊重并吸收地级市的建议，在细节上全面考虑，统筹兼领，区别对待。 财政体系是整个行政体系中的一个方面，加强县域经济需要其他行政体系的配套改革。我建议慎重试点，先观察一段时间，跟踪省、市、县三级政府的适应情况，在此基础上再作出准确的判断。（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