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王，人民照常生活；没有人民，国王可是一天也过不下去。国王与人民，谁比谁重要，就不用说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臣民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奋起反抗，但是，民主的大树从破土而出到今天的枝繁叶茂，却足足花了25个世纪。
那时花开，民主的起源
人类文明史，同样是部民主发展史。民主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却不是一次性的发明创造，甚至也不限于某一个地方。不过，每当谈到民主的起源，人们仍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雅典和罗马。
古希腊由包括雅典、斯巴达在内的数百个独立城邦组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自治权。大约在公元前507年，雅典采用了一种民选政府的制度，尽管两个世纪后被马其顿征服，但是雅典创造的民主却留传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古罗马也出现了与雅典相似的民选政府。罗马最初也只是个小城邦，当它征服周边许多地方后，罗马政府甚至也将公民权赏赐给那些位于边远地区的臣服者，然而，由于传播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管理——因为作为权力中心的公民大会在罗马广场上。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帝国圆周上的公民们来说，亲自到罗马广场去议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说，这里涉及“权力半径”和“民主半径”的问题。一方面，帝国的战车可以轻易抵达边境，画出统治者的权力半径，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发明建立在民主选举之上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也没有便捷的交通和“足够大”的意见广场，民主半径则只能紧紧围绕着罗马城生长，处于一种萎缩状态。在此意义上，像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即使搞了“党内民主”，它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国民，解决权力半径与民主半径如何辐合的问题。
显而易见，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当时的民主只具雏形。雅典政府的核心部门是公民大会，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其中选举重要的官员；至于其他的公职人员的遴选，则是通过抽签产生。据说，按人口密度计算，理论上每位公民一生都会有一次机会当官，有点“村长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味道。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有没有民主遗迹？答案似乎并不完全令人绝望。在中国还没有长成秦朝这个大一统的怪物以前，那些曾经空前繁盛的民本思想或许可视为民主的起源。笔者曾将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解释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之古代版，而那时花开于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度，又何尝不是民主早逝的源流？只不过历史风云际会、造物弄了中国人，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这些可能生发民主的种子终于被飞鸟衔走，变成历史的有机肥，却始终没有长出民主制度甚至思想的大树。至焚书坑儒横空出世，往日光辉的思想无奈只有流落于江湖，消失于草莽。
所幸，东边不亮西边亮，人类终究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而此时的雅典，生机勃勃，已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
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
必须承认，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毕其功于一役的民主，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即使是那些今日看来已然玉树临风的民主国家，其公民权的普及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拉拉扯扯。
比如说，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就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事实上这里的“人”并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甚至也不包括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美国废奴运动持续了近九十年，最终还是通过内战，黑奴才成为自由人。直到三、四十年前《民权法》通过，黑人的公民资格才得到真正的承认。
同样，公民权的普及在人权与人道主义故乡的法国也有着相同的坎坷命运。1791年法国宪法仅赋予450万人以选举权，不到当时法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尽管该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序，名义上取消了等级，却又采取政治隔离政策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凡不符合财产规定的消极公民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荒谬的逻辑，对于生活在几百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难理解——2004年湖南人事厅对女公务员提出“双乳对称”的要求，何尝不是将妇女的天乳分成了“消极乳房”和“积极乳房”，并在此基础上宣告“有奶便是公务员”，正如“有奶便有选举权”？
尽管政治平等的原则在1789年已经被法国“公民们”接受，然而事实上，包括卢梭本人在内，没有哪位启蒙思想家赞同一人一票。显然，此时的权利更多是面向经济意义上的有产者，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专事普选史研究的法国著名学者罗桑瓦龙在《公民的加冕礼》里写到：此时的社会更像个大企业，积极公民就是社会大企业的股东，他们具有投票权，而消极公民则是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人。
大革命前后占法国人口1/12的家仆是没有选举权的。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没有主见，而且，既然主人已经去投票了，他们的投票就只能是重复票，仿佛他们是不知权利与思想为何物的“鹦鹉公民”。当然，有一点还算“公平”，既然没有选举权，他们也不必向政府纳税。梭罗因为抗税而引起的那些麻烦事在这里倒也免了。
除此之外，“流放家中”的妇女同样没有选举权。甚至像卢梭这样自称被人类抛弃了的平等派，依旧认为妇女不过是“有缺陷的男人”，解放妇女只会使妇女堕落。
如罗桑瓦龙所指出，此时“就妇女的地位本身而言，在人类学上没有完成；就家庭的认识而言，在社会学上没有完成。”在这个“情欲放纵悖论也放纵”的世界，一方面男人们热烈地追求女人的爱戴，并自称是爱女人的，另一方面却又让她们手无寸权。直到1801年，法国甚至还出现了禁止妇女读书的法案。“理性希望每种性别各在其位……理性希望妇女保持礼仪方面的优势，不要向往政治方面的优势。”显然，这里的理性是奴隶的理性，这里的礼仪是花瓶的礼仪。
英国也不例外。17世纪中叶，英国“平等派”战士为了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甘愿牢底坐穿，然而即使到了19世纪，平等逻辑仍只是对少数人才有效。一则来自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资料表明，平等派运动结束近两百年后的1831年，英国20岁以上投票人数的比例仍只占到了总人数的4.4%。直到1931年，这个比例才扩大到了97%。从平等派起义到97%的投票率，英国足足花了三百年时间。
民主与宪政
没有民主的推动，就不会有真正的宪政；没有宪政的坚守，也不会有可持续的民主。今天我们不难理解民主与宪政之间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宪政约束但不反对民主，它巩固和加强民主体制。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卢梭、潘恩和杰斐逊在内的“全球十佳青年”都认为民主与宪政水火不容——因为宪政强调现在对过去的某个静止状态的遵循，而民主则更多是着眼于未来，关系到变化与进步，具有一个动态的视角。
反对宪政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宪政是死人设计出来的，而民主却是活人参与的。如果人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却要服从宪政的条条框框，那么这就无异于做“蝴蝶梦”，让活人接受死人的管束，让死人折磨活人。正因为此，宪政被视为死人统治活人的工具，有如魔咒。
主张“每一代人都要来一场新的革命”的杰斐逊相信宪政是反民主的——“地球是活人的天下，不是死人的天下。”言下之意，接受宪政就意味着今人坐古人的牢。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反民主的宪政主义者则认为民主是一种“暴民的统治”，最后结果必然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由此出发，宪政主义者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公正、有序的政府。
然而，这种对立并非不可救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识：民主将受到宪政保护并使后者有尊严地运转。显而易见，有些非民主国家之所以像微软推出 Windows新版本一样马不停蹄地修宪，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纳民意，并获得一个实用的、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文本。
在民主与宪政的理论融合方面，佛罗伦萨政治学家布隆代尔曾有深刻挖掘。在他看来，宪政与民主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对人类两种天性的防范与弘扬。宪政所面对的是人性悲观的一面、恶的一面，宪政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约束人类。相反，民主所面对的则是人性乐观的一面、善的一面，民主主义者相信通过民主参与人类将拥有美好未来。他们相信，这个美好未来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今天，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哀或许就是，我们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结果少数人成为了暴君。
简而言之，民主与宪政并非一对天然矛盾，它因人性而设，其目的就在于“阻恶扬善”。前者，人们通常以为，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公权、保障民权。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但是宪政的作用并不止于此——它不仅要限制公权，同时也要为民主设一个底线，防止出现 “多数人的暴政”。殊途同归的是，无论是限制“唯一政府”还是限制“多数民众”，无论是立足宪政还是民主，一切目的莫不都是为了保卫具体的个人，使其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幸福，免受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侵害。
幸福在哪里？社会在哪里？
“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管理学家德鲁克如是说。
无疑，民主不只是选举，不是几年赶一次集匆匆投票了事。民主的意义更在于不断地培育与促进一个社会的成长。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时，我们同样看到，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功能正常的社会，而没有“社会”，“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在民主国家，社会力量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以美国为例，除了由国家政党、总统政治以及官僚机构等操持的“政治”外，还有一种广泛存在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民主。如果说前者是吸引眼球的“华而不实的想象”，它使公民成为旁观者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参与，那么后者则更像是“后院里的革命”，虽然悄无声息，却在一点一滴地哺育这个国家，小河有水大河满。
社会民主无疑是民主生活最重要的组成，它与开放的政党政治一起构成民主生活的两翼。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打断了这条锁链，使其环环脱落。当社会进入散兵游勇般的陌生人状态，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维护自己的自由。为此，社会必须在独立中合群，重新组织以求自治。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今日美国活跃着百万余非营利性组织，它们的活动不仅为美国贡献了十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成为美国最大的“就业机构”。
民主与社会主义
站在今天的中国，如何重新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推崇者认为中国过去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唯我独革”、“唯我独社”、“唯我独马”的僵化思维，不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吸纳世界，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撰文指出：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止议会活动时，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在哪？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与西方其它国家一样有条共同的民主底线，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
反对派则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为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争论归争论。但是，无论实行怎样一种制度，国家必须捍卫民主与自由等价值。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左派和右派的互相攻击和拆台而分崩离析，便是因为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晖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之就是“权界要划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权责要对应”。显而易见，在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在此，不妨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土耳其大选风波”。由于遭到维护世俗势力的土耳其军方的抵制，5月1日，土耳其宪法法院以议员出席人数不足为由，宣布大国民议会4月27日进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结果无效。此前军方暗示可能因为反感总统候选人居尔的妻子戴头巾而发动政变。然而，如《经济学人》所说，“无论军队多想维护世俗政体，也不能以践踏民主为代价，因为惩罚政府的职责在于选民，而非军队。”显然，这篇《为土耳其之魂而战》的封面文章所坚持的立场，同样是为了共同底线。
或许我们并不能毫不犹豫地说出什么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但可肯定的是，只有守住民主与社会的共同底线，我们已有的幸福才不会得而复失。
眼镜蛇不是鸽子
为什么实行民主？21世纪的今天，在经历无数次历史的磨难之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许多理由，略述民主的好处。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国民基本权利、普遍自由、独立思想，可以让人性在宽阔舒展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让社会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走向和平与繁荣，等等。不民主的恶果同样显而易见。在极端的年代，“意识形态屠杀”和“种族屠杀”一起将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极致，使人类文明濒临破产。
从1789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到今天全世界60%以上的国家实现民主化，民主的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世界上不乏民主国家的同时，也不乏“冒牌民主”国家。
遥想萨达姆先生当年手握枪杆、威风凜凛，甚至要为美国穷人捐款时，伊拉克是何等的民主与团结！伊拉克民众不但可以参加选举，而且还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万众一心地投独裁者的赞成票。全票当选？！真可谓“给民主一个机会，还领袖一个奇迹！”然而，谁都知道，此时的投票不过是枪杆子指挥笔杆子交朝廷作业。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军压境时，这位全民拥护的总统先生，竟无人救驾，甚至忠心耿耿的共和国卫队也都用脚投票——跑光了。
对于这种冒牌民主国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这样评价：“一只眼镜蛇不会因为它的主人说它是鸽子它就成了鸽子。无论一个国家的领袖们和宣传家们说得多么动听，只有当它具备了民主所必需的全部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民主国家。”
好东西？坏东西？
从民主在雅典生根发芽，到罗马共和国的建立，25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历程不可不谓艰难困苦。有史料记载，斯巴达的民主其实比雅典还要早一百年，只不过中途夭折，从此斯巴达以专制的面目跳上历史的擂台。
20世纪，民主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被专制政权取代的例子不下70起。直到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掉，这一局面方有所改观。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顿）的席卷之下，在某些地区非民主国家变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
如罗伯特•达尔所说，“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去。”20世纪，不仅让建立在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袭的贵族制、寡头制在人们眼里丧失其合法性，同样让那些披着进步马甲的反民主体制消失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废墟里。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运的工具，所以并非全能。如有学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自由市场及“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可能导致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权有着良好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考虑产油国，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了印度及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是非民主国家。民主不是万能药，但却是其他灵丹妙药的先决条件。
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抛开争论，民主首先是个为人所用的“东西”。今天，历史翻过极权的一页，从价值理性上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从工具理性上说，认识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坏东西”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毕竟希特勒是通过竞选握住了第三帝国的权柄。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人们不惜冒险犯难，坚守民主的价值；同样，认识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坏东西”，民主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史。我们不能因为偶有飞机失事而否定人类全部的飞行理想。而时光永远流逝，不难想象，后人站在未来观看我们，就像我们坐在波音飞机上回望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1号”一样。当我们洞悉了雅典民主的粗陋，也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见证了今日民主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成长。作为工具，民主并非十全十美，可以不断进化与修正；但作为价值，我们看到的则是人类想飞的信念始终不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