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革命，比革命更多的是有关革命的故事与诠释。

严格说，除了现在的互联网以外，我没有亲历过传统意义上的任何革命。即使是那一场被人们称为“大革命”的反文化运动，我也因为年少只有懵懵懂懂的印象。整体而言，我所有关于革命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所看过的一些书和电影。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官方对革命的叙述。这主要包括历史和政治的教科书以及小时候看过的一些革命题材的电影，整体印象是“革命就是打仗”，“坏蛋就是反革命”。

其次是上大学及工作以后陆续读到的一些经典书籍。比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柏克的《法国大革命论》，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等等。

此外就是外国电影了。首屈一指的是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拉尔夫•费因斯主演的《盲者之国》，还有其他如《风吹稻浪》、《摩托车日记》等短剧。

当然，时至今日人们有关革命的印象还可以从一些文化品上找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格瓦拉。尽管这位被人亲切地称为“切”的男人生前曾经切下不少“反革命”的脑袋，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在几十年后继续以革命偶像或者时代消费品流行。与此潮流对应的是，在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流的年代，人们不断地诋毁并且厌倦了革命，“反革命”由此大行其道。无论是“反革命”，还是“告别革命”，其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对革命及其源流的清算。

最后的诊断结果往往是，革命是一种传染病，病源在法国，而罪魁祸首是卢梭。仿佛革命是这个多愁善感的疯子在他的政治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科学怪人，当弗兰克斯坦跑到大街上杀了人，卢梭必须对此负责，至少在道义上脱不了干系。

对于这种单方面的清算，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并不认同，其中最有力的回击者当属法国著名思想家弗朗索瓦•傅勒。他在《思考法国大革命》里重新评价了二百年来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阐释，不仅以其深厚的实证研究论述了时代变迁对对法国革命的评价的微妙影响，而且摈弃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全盘否定或肯定态度。

而我印象中另一位最旗帜鲜明地“为革命辩护”的学者是哈佛燕京学社的黄万盛先生。黄先生与巴黎颇有渊源，2007年10月，我在巴黎与他相遇并且一起聊到了他《革命不是原罪》那篇雄文，其时他的新书《革命不是原罪》刚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批判，黄万盛显得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些人夸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与法国革命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区别，把英美民主当作现代典范，忽视法国革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革命的本土原因远大于外来思想的影响，假如法国革命的思想传到俄国，就出现了俄国革命，传到了中国，就出了中国革命，那这思想就成了点石成金的法宝了。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很容易误导历史研究，把经验教训推诿到外部原因，反而影响了对一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在黄先生看来，卢梭对历史的真正贡献是确立了“公意”，而法国大革命则使政治权力从王室的深墙后院走到了人民中间。人民成为政治权力唯一的源泉，这一民主政治的实质，也是法国革命最重大的贡献，而这不是英国。英国不仅在克伦威尔时代没有理解权力来自人民，克伦威尔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仅仅因为教派的不同，拒绝天主教徒参加对王权的讨伐。

在《革命不是原罪》一书中，作者对当代中国人弃绝“革命”抱以同情之理解。在经过了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了那么多与革命许诺截然相反的惨痛历程之后，急于摆脱革命的魔咒，告别革命的图腾，是能够接受的心情。每个人都应该谴责雅各宾派以革命的名义枉杀无辜的暴行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可以用道德主义的立场来审判革命，消解革命所拥有的合理性。

卢梭是不是该为革命的恶果背书？不得不承认，这种清算或多或少有“株连”的意味。无疑，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有影响，但这并不意味他应该对此负责。波尔•布特当年在法国是《人道报》的忠实读者，但是当他回到柬埔寨后杀人如麻，谁能说《人道报》应该为此负责呢？同样，一个人在餐馆喝了几杯酒后跑到街上去杀人，谁又能说这个酒馆满是原罪？

我曾经说，强奸民意是最高境界的色情。或许，革命被视为一种原罪和基督文明中将性交视为原罪有着同样的荒谬成分。显然，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人民的强制与对公意的践踏，正如性交并不必然意味着邪恶。真正的原罪，是深藏人心中的蠢蠢欲动的强奸的欲望，而且很多时候，有人真的将头顶上的乌托邦变成了摆荡在胯下的武器，就那样去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