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社会资源和财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北师大教授钟伟的统计资料表明，内地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1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另外，中国社科院在一份年度调查报告中也指出，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除了社科院之外，一些媒体也就此做了抽样调查，结果同样让人担忧。《中国青年报》于2006年12月底发表的报告显示，90％的受访者都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太大。
来自国外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警报。一份2006年10月17日由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大陆共有2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而这些家庭与其他阶层相比较，财富的增长速度又是最快的，他们所管理的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幅高达18％。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家庭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比例更高。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
在一个市场制度完善、法律健全并且得到良好遵守的国家，一个富豪的诞生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而在中国，这些富豪财富的攫取大多是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完成的。他们除了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直接违法犯罪之外，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积累财富的。他们的财富根本不是辛勤劳作得来的，靠的是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弱势群体赤裸裸的掠夺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原罪”。
犯“罪”手段
20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烙上“原罪”痕迹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中个别只在特定时期起作用，而大部分则一直延续到现在，愈演愈烈，至今还看不到被遏制的迹象。
第一，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实行这种制度的本来目的在于引入市场机制，但由于两种价格的存在，以及当时各类商品的紧俏行情，为权力介入市场活动、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一时间，倒彩电、倒冰箱、倒钢材、倒煤炭等等，成为社会纷纷议论的话题。一些后来在80年代发达起来的官商就是在这股“官倒”浪潮中起家，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的。“官倒”大部分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进行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先生计算，在1987年，我国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共计2000亿元以上。在1988年，上述三项合计为3569亿元。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价格的放开，以及外汇进入“市场调剂”，这两部分的价差有所减少，但“利差”依旧，且由于贷款总额的迅速扩大而不断增加。同时，随着房地产的升温，地价差的问题日益突出，据估计，1992年的大检查就不下于1000亿元。在多年的积累中，上述各项积累起来的数字是非常巨大的。当然，这并不表明这些差价全部到了个人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了私人财富，但具体有多少，恐怕将成为历史之谜了。
第二，持续20多年并且越来越严重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贪污、受贿，不仅数额越来越大，级别也越来越高。譬如最近查处的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杜世成等无不涉嫌严重经济问题。
第三，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非法流失到私人手中。这些国有资产是全国工人农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下来的，但在一些人的操作下，转瞬之间就除了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豪。
第四，大资本集团在股票等资本市场上的圈钱。这类操作手法更为隐蔽，但其造成的危害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传导到底层民众身上。
第五，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城市及其周边土地价格的升高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建国以来辛勤劳动的积累，属于全民所有。可是在房地产公司的运作下，这块级差地租被房地产公司老板、政府和银行内部腐败官员无偿拿去了。
第六，煤炭等矿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可是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中只是催生了大批富豪。
当然，以上所总结的并不是全部。尽管手法各异，但最后所造成的结果无一不是对底层民众的剥夺，造成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越拉越大。
贫富悬殊危害社会各阶层
当前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对各种产品的需要量是十分巨大的，具有无可比拟的市场潜力，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简单。
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为70％。目前更是达到了80％，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这个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知道世界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为17％。这不仅引起国内资源供应紧张、贸易摩擦频发等显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价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纤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润以由加入WTO之处的0.11元下降到了0.03元。出口价格战越惨烈，企业争份额、争市场的拼劲就越足，出口价格也就越低，呈现典型的恶性循环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得不到保证，自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无从提高。
这种状况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只能是扩大内需。其实这项政策已经提出多年了，朱镕基时代就致力于此，可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太大了。道理很简单，收入越少的人，其收入中就会有越大的份额用于各项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中只有很小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甚至有很多奢侈性消费也同样如此。他们收入中的大部分都要用于再投资。如果投资于生产领域，尽管也会暂时增加诸如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需求，但一旦投产之后将会创造更大的产品供给，加大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如果投资于房地产等投机领域，只会抬高这些产品的价格，抑制低收入者在其他产品上的需求，同样对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利。
要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减小贫富差距。所谓“效率优先”只是方便了少数富人的财富积累，到目前已经走到了它的反面，既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更谈不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公平。
这种状况对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和农民工的影响是最大的。只要我们到农村地区走一遭，看看有多少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看看有多少重病患者得不到治疗，看看有多少老人得不到良好的赡养就知道了。
就是对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也深受其害。由于国内市场容量相对萎缩，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抑制，以及国内企业在科技研发上的低投入，在国际产业链条上处于低端的现实，无不在影响着他们的就业状况。近年来，他们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难找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2006年5月底，在接受调查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
与此同时，毕业生的预期薪酬也越来越低。该调查报告显示，有66.1％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甚至有1.58％的学生为了所谓职业理想愿意接受“零工资”。不仅如此，即使找到工作，工作压力也是沉重的，他们总是被逼或“自愿”地延长工作时间。
曾几何时，大学生是社会的宠儿，他们是最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社会的上层去的一个群体。但如今，他们中除了少数与政权有紧密联系或者家庭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之外，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可能爬上去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已经特别明显地下降了，甚至他们各方面的压力比农民工还要大。由于越来越高企的房价，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准备在城市里买房子，甚至连这种奢望都没有。而毕业的大学生群体，尤其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他们，毕业之后就马上面临着这个问题。房子问题不解决，找女朋友结婚的愿望就很难实现，毕竟在消费文化以及大众媒体的影响，女人的择偶标准变得越来越高。结婚之后，生孩子也是一笔费用，孩子还要接受教育，父母也需要赡养，家庭成员生病需要上亿元，而这些费用都在一天天地上涨，如今医疗、教育和房价已经成为“新三座大山”。
就是对那些收入比较高的白领来说，再优厚的工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个城市调查感觉“压力大”的排位是：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总是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感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从目前这种经济结构中得到好处的无非是一小部分特权利益集团和富豪群体，他们的物质生活无疑是丰富的，但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中，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时时刻刻在受到威胁。固然，富人小区的保安、防盗门乃至防弹汽车能防备犯罪分子的袭击，但是，如果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引起社会动荡，恐怕这些都不会起作用了。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如果不是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得到底层民众如此广泛的拥护的，革命自然也不会成功。但，一旦社会不公超越了民众的忍受极限，他们就会在共同的目标下行动起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和长江天堑尚且不能有所作为，保安、防盗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明末崇祯皇帝学不得
任何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处于社会中间层的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但在今天中国，由于巨大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并不能发展壮大起来，反而越来越被社会所边缘化。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一小部分社会阶层占有了，以受过高等教育为标志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开始向底层民众沦落，这是对中国社会稳定的非常严重的威胁。毕竟在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想象靠剩下的30％的财富培养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呢？最多不过维持99.6％的家庭的基本生存而已。
要解开这个死结，无疑要求把那些被一小部分人剥夺走的财富重新剥夺回来，用于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对原罪进行清算。应该说，我国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忍耐力是举世罕见的，在目前情况下，对剥夺者的剥夺，还是有可能在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的。但如果这种自我剥夺不能及时主动进行的话，底层民众巨大的忍耐力就很有可能转化为同样巨大的社会异己力量，恐怕那个时候的被动剥夺就不会温文尔雅地进行了。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要避免底层民众的暴力清算，就要求社会强势群体真切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拿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足够的诚意来，自觉主动地把自己非法侵占的财产贡献出来，这是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对此，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官僚集团从反面做了最好的注脚。
当时，由于土地兼并，到处爆发流民起义。明王朝为了镇压起义，就不得不征收更多的税，导致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起义更加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
当李自成率领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崇祯皇帝要求大臣们捐助银两以充军费，这些官僚们都哭穷。比如，崇祯本要他岳父周奎捐两万两，他就给女儿写信要求帮助。周后秘密送去5000两，此公竟扣下2000，将剩下的3000充数。城破之后，仅从他家就搜出了52万两现银，这还不包括无数的奇珍异宝和散处各地的田庄。号称简朴、勤勉的崇祯皇帝，其实是明王朝最大的守财奴，李自成在他的宫殿内搜出了3700万两白银，还有大量的黄金和其他财宝。据史料记载，李自成在攻破北京半个月内，仅白银就搜出了7000万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崇祯皇帝在赈灾等方面却吝啬的很。例如，崇祯四年正月，一个姓吴的御史奉命到陕西赈灾，崇祯仅拨付了10万两，面对哀鸿遍野的广大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造反的烈焰遂成燎原之势。关系到朝廷经济命脉的江南水利年久失修，有大臣奏本兴修，崇祯了解到需要不少银子，而国库又没有，他又不愿动用私房钱，于是以不便“扰民”为由束之高阁了。
我们可以假定，如果崇祯以及他的官僚们不是这么抠门的话，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地拿出7000万两中的一半用于赈济灾民的话，明王朝决不会如此快地倒台，崇祯帝也不会落个吊死煤山的凄惨下场。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教训如果不能被后人吸取的话，类似的悲剧是有可能重新发生的。中国今天的强势群体，如果不能拿出壮士断腕的壮举来，他们也是逃脱不了历史规律的惩罚的。
二○○七年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