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走了，昨晨（11日）8时50分左右从北京301医院走了，享年98岁。
尽管在去年有段时间，有关季老“私人藏品被盗卖”一事吵得沸沸扬扬，让媒体与公众不得不担心季先生的晚境，但令人欣慰的是，据季羡林弟子钱文忠称，季老最后两个月过得很幸福，一直有儿子陪在他身边。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季羡林这个名字太过熟悉。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当我们用这些词语描述季羡林生前的荣耀时，却难免有些苍白。人们痛惜他的离去，不仅因为世间从此少了一位博学多思的学者，一位精于语言的英才，一位连接中印文化、中西文化的摆渡人，更是因为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活到98岁高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早就活超了“预算”。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羡林时谈到，季老的书里人生，同样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是在“牛棚”挨整时，也没丢掉自己的信仰。更令人敬佩的是，季羡林甚至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与季羡林齐名的香港学者饶宗颐说，季羡林笃实敦厚，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张中行则认为季羡林以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但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毕生认真，饱尝苦头”，而他的《牛棚杂忆》也因此被出版界视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在《病榻杂记》一书中，季羡林力辞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三项桂冠，以求“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羡林表明自己不做“国宝”，但他心里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即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新京报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