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先生就目前的社会道德危机，撰文呼吁开展一场重建诚信社会的讨论。这个提议很好，诚信作为基本道德，固为一个人立身之本，亦为一个社会立民之本。但今日社会之弊端，似非“诚信”二字可以赅括，换言之，倘若囿于道德沦丧的表象，则依旧不免会回到过去对金钱社会的批判，最终流于空泛之论。

即以丁东先生所举例而言，宜城市市长周森锋遭遇论文抄袭门，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身陷民族成分造假门，其实都是无视和破坏游戏规则的结果。这种现象在今天有个通行的词:潜规则。对他们个人道德来说，这是缺乏诚信。而对社会来说，则是其利用潜规则，不公平地为己谋利。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诚信问题往往是个公平的问题。

社会的不公来自权力滥用，我曾在一篇谈论官场潜规则的文章中说过:“以现代的宪政观点看，这种潜规则的盛行，其根本原因不在官员的道德出了问题，而在权力的分配出了问题，更在每个共同体成员包括官员本人权利的缺失。”除了处在圣人理想的道德社会，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总是会趋利避害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得不到制约，社会成员皆无权利可言，有权者往往是滥用权力去获取利益，无权者则采用暴力去捍卫利益。久而久之，社会的规则便会彻底改变，无诚信反倒成为正常的游戏规则，变为丛林法则主宰的社会。

这种情况下，谈论个人的诚信有何作用?后现代派作家卡尔维诺曾写有一则寓言:从前有一个国家，每个人的生存都是依靠互相偷窃，因此人人幸福安稳，没有富人和穷人。后来来了一个诚实人，他让别人偷窃自己，却不去偷窃别人，结果就产生了贫富。几年之后，人们不再谈论偷窃，而是谈论贫富，但他们个个都还是小偷，“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这便是丛林法则支配下诚信之人的结局。因此，诚信在今天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说诚信需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一个一部分人掌握权力资源，另一部分人处于弱势的社会里，必须首先追求社会的权利公平，抑止权力滥用和弱肉强食。

诚信诚信，诚始有信。对于诚信社会的重要，古人早已言及。孔子便曾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丹教授曾将“信”释为“信仰”，一如当年台湾有人释为“主义”，皆是将孔子曲解为专制提倡者)对于这句具备了孔子基本政治思想的话，郑玄注曰:“言民所最急者信也。”认为“信”是就人民本身而言，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则云:“治邦不可失信。”则认为是就权力者自身而言。后来朱熹欲走道德内省的路子，故而折中言之:“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未免有附会之嫌。现代学者皆认为，按其文义，孔子此话是就执政者而言，非对人民而言。孔子的意思很明确，执政者首先应当取信于民，方能立国。取信者何?对民诚实无欺，不以权力谋其私也。

反过来讲，凡以权力谋私者必不诚实，必不公平。而如果权力者不诚信，人民则无以立诚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不可能要求其个个具有崇高理想与觉悟，事事牺牲自己利益，在现代多元社会，大概只有公平原则是人们最能够达成的交叉共识，无公平则无责任，无责任则无诚信。如果人们总是看到某些官员在台上大作反腐报告，在台下却又大肆腐败，掠夺国有资产;某些负面事件发生，主管官员总是千方百计隐瞒事实真相，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某些规则只是约束普通民众，对掌握权力资源者却如同废纸，就像那位篡改民族成分的重庆文科状元之父。那么，任谁都会得出结论，要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就只能是这样:撒谎者伪善，诚信者伪恶。

人性是无所谓好坏的，制度才是建立诚信社会的重要因素。对于今天社会的道德诚信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应首先建立起公信力，建立起制约权力的制度，无论何人都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如此方能真正取信于民，恢复诚信的传统美德。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