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背景解释：本文原是我在2000年巴黎/北京跨文化研究会议的一个发言,其中有些观点似乎有点过激，因此一直没有打算发表。乐黛云先生希望还是把它发表出来，以供批评。现在进行了有限的改进，加入某些新内容，但仍然远远不够成熟，论证并不充分，还是个提纲，仅供批评）

1. 思想准备：一个关于“文化重构”（re-culturing）的问题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想象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不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哲学。这种哲学当然包含着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思考，但还特别包括文化反思，因为文化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可以称做“文化政治”问题。

马克思早就指出哲学的真正问题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但这一见识在很长时间里被现代哲学认为是偏离了知识论的正规道路。实际上是现代哲学偏离了哲学原本的正宗道路，无论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正宗哲学中，还是在孔子和老子的正宗哲学中，知识问题与道德和政治问题都是一致的，知识问题是依附着政治和伦理问题而具有意义的。在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不仅是对世界的表述，而且是对世界的重新创作，不仅是“说”，而更是“做”。选择一个好的世界就是去选择好的知识。于是知识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写作”问题。写作不是反映事实，但也不能离开事实，而是改写事实，就是说，至少就人文社会知识而言，“知识”这一概念强调的不是对世界的“如实反映”（reflection of）而是“有效相关”（relevance to）。在新的知识概念中重新构造知识体系是关于世界未来的一种政治责任。

在科学兴起的时代，知识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开发自然，自然科学、逻辑和数学的基础问题就成为了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今天，人们主要的困惑是关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的问题，于是，人文社会知识就成为了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把人文困惑当成主要的思想问题，这并非新鲜事物，而只不过是对正宗哲学问题的回归和重新提出，即重新回到希腊和中国先秦的问题体系。人们一般都承认，人文社会知识所提出的“知识问题”与自然科学所提出的很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但由于人们对科学已经建立了宗教式的崇拜（现代社会的真正宗教并不是那些传统宗教，而是金钱、科学和人权这三种变相宗教），于是，现代的知识概念至今仍然主要追随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而基于人文社会知识特性的知识标准还没有建立。罗蒂曾经对“镜像式”的知识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去生产社会科学显然是荒谬的，既不可能又没有用处。他声称哲学不应该继承追求“真理”而应该成为“文学”。这个见解已经多少涉及前面说到的知识成为“写作”的问题，但罗蒂把哲学化归为文学，却是个错误答案，这一后现代理解缺乏思想的严肃性，它毁掉了思想性的写作。思想必须是高度严肃的写作，尽管是与科学不同的另一种严肃。显然，文学可以基本上与世界无关，可以是幻想或者个人的奇异经验，它可以是严肃的，但在本质上可以是不严肃的。如果不具有与世界和社会大事的高度相关性，就没有严肃性。除了真理以外，至少政治和道德都是具有高度严肃性的问题。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在解释卡尔 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时所说的，一个政治终结后的世界只是一个“娱乐世界，逗乐世界，没有严肃性的世界”[1]。因此，除了关心真理，我们还必须关心政治。

全球化正在生产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非常可能是对现代性的超越，但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目前还没有把握。许多人愿意认为新时代有着“后现代”特征，这一点很是可疑。正如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论证的，后现代只是现代的自身反讽，是一个消除了严肃性的现代景象，它不可能超越现代性，因为不存在一个后现代制度，正因为后现代缺乏属于自身的制度支持，所以它只是现代的一个“娱乐性”部分而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哈特和尼格瑞的《帝国》[2]似乎有着一个不同意见，他们的理论暗示说，美国式的具有“网络性”支配力量的新帝国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权力制度，至少将来会是如此。也许在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这个意义上，新帝国可以被说成是后现代的，不过，事情不这么简单，新帝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和明确了的现成知识对象，这说明了它不是一个可以明确刻画的历史时代，而是一个通向某处的“过渡期”（杨念群认为历史的过渡期尤其值得分析），而“某处”正是还不清楚的东西。新帝国只是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某些不稳定的尝试，至多是一些当下策略，但远远还没有成熟到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有着完整理论支持、有着充分的合法性论证和法律化安排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目前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有着稳定运行方式的世界，所以还是个“非世界”（non-world），因为它是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3]。

当下的美国就是这个不成熟的新帝国，它有着帝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却欠缺与之匹配的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也就是说，有了帝国的能力却没有帝国的理念和制度。所以，所谓新帝国，只是一个过渡状态而不是一个制度事实。这个过渡状态可以有许多种描述方式，新帝国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描述，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分析框架。还可以有别的分析框架，到底什么是最合适的分析框架还未见分晓。例如又有4位中国学者（其中包括《超限战》的作者乔良和王湘穗）共同提出了“新战国时代”的描述框架[4]，这也是一个关于过渡时期的分析，他们相信这个历史过渡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割据”时期，而这个多头的割据形成了多种变数的局面。而欧盟近来所代表的“欧洲理念”又是另一个必须分析的思想，它很可能是一个更加有理论价值的分析对象，尽管欧洲没有美国那么强大，但它却是“有理念的”，至少是正在形成理念。美国的政治理念仍然是属于民族/国家层次的，而欧盟概念至少部分地则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是个“大区域”共同体。欧洲理念利用了从希腊以来的追求德性和公共性的精神传统，特别利用了康德关于政治联盟和世界和平理论以及福利社会实践经验，试图推出在欧盟共同体模式下的“社会市场”和“生活质量”等理念。中国同样是未来世界和时代的最重要的分析对象，中国具有当今世界上最宏伟的发展变化经验，它成为了研究世界未来的最重要的材料和理论依据，而且也正在产生出新的政治和社会理念，而且，中国拥有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政治理论”，我愿意称之为“天下理论”，它完全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外去思考政治治理的问题[5]。如果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不是基于对中国的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就不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理论。

在关于未来世界的理念没有成型之前，我们不能肯定未来是个什么时代。问题是新时代将要来临，关于未来的理念准备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相信未来时代首先会是个“文化重构”（re-culturing）的时代，可能有些类似文艺复兴的情况，它将是人们重新反思各种古代问题而进行思想创新的时代，那些古代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解决，而是被遗忘，今天人们重新意识到那些古代问题才是真正深刻的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各种文化都会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形成某种新的文化，就像过去各种文化生成的时代一样，是一个文化重生的过程，它将全面地修改社会制度和生活制度。

2．Eurasia, Pacificia and Atlantia的文化政治格局

理解这个关涉着社会和生活制度改造的“文化重构”过程首先必须分析现成的政治格局。Carl Schmit有个分析政治问题的哲学框架，所谓政治问题无非是个“区分敌友”的问题（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iend and enemy）[6]。这一见识与毛泽东关于“朋友和敌人”是首要问题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框架不仅可以用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分析，同样可以用于作为广义的政治关系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目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大概可以分析为Atlantia, Pacificia, Eurasia（大西洋区，太平洋带，欧亚体）这样的框架，以便能够比较简练地分析几种可能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新战国时代》的作者们也有一个三分的分析框架，他们是以经济关系为依据的，分析为“美元区”、“欧元区”和作为潜在可能的“东亚元区”。他们的分析很是尖锐，不过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却有所不同。

我准备给出这样的直观：1）目前已经相当明显起来而且在未来可能会更加明显的Eurasia, Pacificia和Atlantia的三分关系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关系，于是我们必须复杂地给予思考，而不是单纯或偏重考虑比如说意识形态关系，或者仅仅考虑到经济利益关系，就是说，我们必须谋求一种在综合因素下的总体利益最优策略。在这里特别表现为，在思考利益最大化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利益的综合利益最大化，而不能仅仅考虑到其中的某种利益，或者认为某种利益（例如经济利益）就足以决定其它各种利益[7]。这样的总体思维意味着一种与科学知识论的还原（reduction）/分析(analysis)模式不同的新知识论，可以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分析”（synanalysis）。由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事实都是在实际上具有不可以分别分析的混合相关性质的存在，而传统的专业化分析总是对某些相关性质的忽视，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混合文本（syntextual）的理解。这不仅仅是所谓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理解，而是在多学科之上的哲学总体理解。强调综合性分析是为了能够理解一个事物、一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总体利益。真实的情况是，人们所需要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的，还需要其它同样重要的利益，例如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利益的总体利益。

经济利益往往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潜台词：经济利益虽然不等于所有利益，但各种利益都能够通过经济利益而获得。这样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假设是错的，就像金钱不能购买幸福，经济也不能保证好生活和好社会，更不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化和高尚的精神生活。经济地思考一切，不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总体利益计算。比如说，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看，Pacificia的合作关系对中国和美国，还有中国和日本，就非常可能是各方的最佳策略（不过这些问题的变数太多，这里无法非常肯定）。但这样的经济最佳策略是否就是“总体利益”的最佳策略就不好说了。当然，这里决不是否认经济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经济是“国富民强”的最重要基础，问题是我们需要比经济利益复杂得多的总体利益。经济不是决定一个社会是好社会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根本的因素，而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一个好社会和有质量的生活，这样就不能忽视欧洲的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忽视eurasia的合作。甚至，经济也不是决定敌友标准的唯一根据，在这里还需要引入文化作为分析敌友关系的重要指标，因为文化不仅是决定“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制度的基础。好的制度需要有好的文化作为根据。当然，“好”是个含糊概念，不可能完全明确，但一种好的文化必须具有多品级的结构，并且有着以高贵德性、深刻思想和卓越品质所导向的整体精神境界，也就是说，必须有着“向高贵和卓越看齐”的内在结构（可以称做“柏拉图结构”），否则生活就必定走向低级趣味和庸俗品性[8]。

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错误很多，尤其是关于“西方对抗其它地区”这一基本分析框架是完全的错误，但他无疑发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世界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文化尽管不像经济那样是一种明显的物质利益，但它是更深刻的精神利益。文化通过生产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而操纵人们的几乎所有行动，进而最后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整个生活，所以文化是最大和最终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变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与亨廷顿的文明类型划分不同，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厚文化”（the profound cultures）和“贫文化” （the poor cultures）之间的“文化阶级”鸿沟而不是不同种类文明之间的冲突。各种“厚文化”之间无论风格多么不同，都具有悠久伟大的智慧，这使得它们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区别于“贫文化”。那些伟大的智慧之间可以存在分歧，但都是值得互相尊敬的。因此，从中长时段的历史观来看，厚文化之间的合作会比经济上的合作更能够深刻地改变世界和创造未来。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愿意推荐把“厚文化” （the profound cultures）和“贫文化”（the poor cultures）的区别作为文化政治上的“敌友之分”的一个根据。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论点是一种后冷战的对世界未来缺乏善意的期待。目前各种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冲突，这是事实，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些冲突还会继续，因此亨廷顿不是在胡说。可是，仅仅说出一些事实是不够的，这不是思想，甚至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期待。由目前事实来推论未来至少是一种坏的策略和期待，因为“事实”永远是坏的（人们总有理由对现实不满）。有意义的思想必须同时是关于未来的一种积极的和善意的理念，如果不能说出希望之所在，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说它干什么？显然，只有当世界有希望，或者说世界有可能变得好一些，思想才是有意义的。假如世界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任何话语都成了废话。于是，不管未来实际上会是怎样，为了使思想和话语有意义，我们都必须假定世界是有希望的，未来必须被理解为不同于现实的创意或想象，而且这种创意或想象必须是善意的和美好的，否则无意义，显然，如果决心让坏的现实继续烂下去，就不需要创意了。所以，关于人类生活的任何一种知识如果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if-and-only-if），它是一种创意并且是善意的。这是思想的一个秘密：思想只能往好处想，否则就不用想了，只有往好处想，世界才会有希望。

在分析Eurasia概念时，我准备坚持一个互惠博弈（Reciprocal game）的假定。虽然能够作为给定的出发点的只能是非合作博弈，而且，按照经济学理性，非合作博弈往往导致一个“两不赢”的坏结果（尽管不可能是最坏的），但是我疑心这样的计算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和理想主义要求，还忽视了人们对短期和长期、小事和大事的不同处理方式。人们在短期事情和小事情上也许更倾向于按照经济学理性去思考，但在长期事情和大事情上则可能更有理想主义追求并且希望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达到共同利益，就是说，在长期的或大的事情上，无论是否合理，人们都下定决心以理想主义的甚至浪漫主义的态度去往好处想，而这种不合乎理性的思想正是人类做成好事的希望所在。没有一种伟大的事情是计算成真的，而是坚持成真的。在长期的事情和大事情上，从所能够追求的总体利益最大化可能性上说，只有当各方的利益都最大化才能使得任何一方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最大化他人，才能同时最大化自己，只有让他人获利自己才能获利，因此，在处理大规模的事情时，非合作博弈必须转变成为一个互惠博弈，于是，人们不仅仅“在博弈中”选择占优策略，而且同时也在对博弈方式甚至“博弈”本身进行选择，以便使得互惠策略同时就是占优策略。这个假定更像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学的博弈论。

3。“形”和“势” 的分析方法

在这里我希望利用中国思维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形”和“势”作为方法论来想象一种关于政治/文化博弈的哲学理解。

假定一个政治/文化实体可以表述为特定的资源配置，那么两个以上的政治/文化实体之间的静态关系就构成一个特定状态的“形”，而如果进入动态关系的理解，如何利用实际上的“形”而构造一个最有利的“形”，这样一种关于“下一步”以至无穷的总体利益最大化行动策略，就必需理解各种潜力和倾向的可能变化，也就是“势”。以形造势，就是动态博弈的关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可能变化的理解过程在理论上说是停不下来的，是无止境的，因为人类的思维能够面对所有可能性因此可以有无限的创意，如果一个生活博弈规模足够大，便有无穷复杂的变化，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有关的充分信息。当然我们仍然希望获得足够多的知识，可是理论上的谨慎又可以是一种实践上的缺点。这里有一个可以称作“知识/行动悖论”的事情：假如我们试图获得充分的知识或者“尽量多/足够多的”知识而后行动的话，那么结果将反而失去更多的知识，因为历史进程不可能停下来等待我们的决定，在我们不做决定的同时，别人的决定就会把事实或历史进程做成了另一种样子。这种事实/知识对象的改变恰恰使得许多现成的知识/信息失去与事实的对应性而报废，因此，这个悖论就是：如果我们追求事先的充分知识，那么将失去知识。于是，获得关于社会博弈的有效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实践上的“争先”，让自己“所做的”成为别人的新的知识对象。成功的行动不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知识，而且同时消解了原来不利于自己的、在别人手里的知识。中国哲学一向把“行动/知识”互动关系看作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且是知识论的基本问题，尽管这种知识论非常不合乎西方知识论的模式，却是另一种知识论境界。我曾经把“存在”（to be）的原则解释为“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可以比较Berkeley 的to be is to be perceived），也是表达了中国知识思路中对“存在”的理解[9]，“存在”不是“摆在那里的”（to be there），而是“做出来的”(to be made here)。

这种“形势思维”是开放性的综合性思考，它要求思考必须同时包含许多种类的问题，因为各种因素，无论是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是地理的、心理的、历史的各种因素，都是属于给定的“形”和潜在的“势”的某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形势”的某个不可省略的部分。形势思维作为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关于“道”的思维。从具体的意象上说，道是某条道路（相当于Via），同时，道不仅是一个通达方式，而且总是意味着某个可通达的目标，正如实际上的道路那样；从抽象的意义上说，道是方法（ 相当于Methodos），即关于“道路/通达方式”的元（meta）思考，同样，方法也不仅是实践方式，而且还蕴涵了实践目标。由“道”而综合为一身的实践方式和实践目标之间存在着非常灵活的互动关系，它意味着，从根本上说，没有哪一个目标也没有那一种方法是绝对的，只要必需，都可以根据特定情况而确定或改变，尽管对于某些特定情况总会有某些目标和方法几乎是绝对的或最佳的。

可以这样比较，通常的思维模式是：1）给定目标x，那么存在着方法（a，b，c，d），其中a为最佳方法，那么以a去做x；或者2）给定方法a，那么有可能目标（x，y，z），其中x为最可取目标，那么以a去做x。

这两种包含着给定的、无论如何要坚持的东西（不管是原则、理念还是制度）的思考方式是“逻辑的”，而“道”的思维则要在各种可能的目标和方法的复杂动态关系中发现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的最佳组合。每个因素都被看作是变量，而且所有因素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动态的，于是，所谓“知--道”或者“得--道”，就是连续地知道每一个时间点的最佳策略。这是一种哲学层次的博弈论思维。

4．Eurasia的文化政治

从Eurasia, Pacificia, Atlantia三种互动关系的“形”中，可以想象存在着三种潜在的互惠关系“势”。正如前面提到的，文化是决定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因此有理由认为1）文化是一种最长远的和最大的利益；2）文化必须保持自身成为一种有活力有创造性的“文化行动”。

对于Atlantia来说，欧洲和北美之间有着文化的连贯性和相似性，都是“西方文化”，这种血统相似表面上看有着最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在事实上也确实使得欧洲和北美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相当一致的意见，但美国正在毁掉欧洲。强大的美国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正在削弱西方文化的传统并且使之庸俗肤浅化，而正是因为欧洲和北美都是西方文化，这种血统的相似使得庸俗化的腐蚀和演变更加顺利。例如自二战后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在文化市场上的大量的投资和宣传，把各种不需要创造性、思想和技艺的美国式垃圾艺术成功地推销成世界性的“当代艺术”，包括抽象画、行动绘画、装置和行为等等，以至于今天人们以为这些不需要付出精神劳动的垃圾艺术就是当代的“先进文化”。这一艺术运动成功地颠覆了精美的巴黎模式，也就是打倒了欧洲艺术[10]。同样的成功还有把创造性的思想演变成一些简单的可以计算的材料统计的美国学术，如此等等，就像美国式的垃圾食品的全球性成功一样，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被美国人当成“生意”做了。如果说欧洲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正宗和精华，那么美国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的低俗或无品版本。美国所制造的大众庸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世界人民的心灵，毁掉了对高贵、卓越、精致和深刻的文化追求，再生产了全球性的简陋心灵和低俗趣味。假如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美国文化将会是对欧洲文化的终结。

至于Pacificia，情况甚至更危险，东亚（中国和日本）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它们本来与美国的大众工业文化在精神上有着深刻冲突。但是人们已经看到强大的美国文化席卷了亚洲，到处再生产了带有地方特色的通俗美国文化，形成对亚洲传统文化的文化生态破坏。美国文化在亚洲的成功，除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之外，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简陋，简陋的文化容易被理解，不需要巨大的学习和训练成本，因此它通过亚洲数量惊人的贪图“容易”的大众而排挤了亚洲本身那种需要心灵修炼的文化。

在我看来，上述的这两种文化合作都不能表达人类文化发展的最优策略，除了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统治和经济利益之外，对欧洲和亚洲以至世界的总体利益没有任何好处。美国式的对文化的败坏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无数人已经进行了批评，但还是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文化危机。事实表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它的自然而然的生长方式都是一个“高端文化引导低端文化”的文化内在格局，也就是说，文化的自发生长方式总具有“以高品质的文化精神为准”的基本方向，这种“向高看齐”的文化方向类似于“见贤思齐”的自然心理。所谓“传统”就是“以高端为准”所形成的层层文化积累，所以也能够精益求精，才能够有真正的伟大创新。很显然，如果“以低端为准”，向低看齐，以低品质的精神去引导文化活动，文化的内部品级结构就被瓦解，就无所谓“精华”、“伟大”和“深刻”了，所有关于质量的概念都不再存在，只剩下数量，只剩下大众“喜闻乐见”的数量标准。可悲的是，这不仅仅是逻辑分析的结果，而是现实。美国文化就是一种以低端为准的大众文化，它解构了文化所必需的内在品级结构，把“向高看齐”的天然结构颠覆成“向低看齐”的堕落方式。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大众商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可是现代性却是欧洲的发明，这怎么解释？毫无疑问，现代性是欧洲的发明，但欧洲主要实现的是现代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并没有把现代性彻底地推广到文化方面，至少是留有余地的。现代性的完成是美国的工程，只有当现代性统治了文化才完成了现代性，才彻底修改了人的灵魂和毁掉了精神，这样才达到彻底的商业和技术统治。也许，现代性在人的政治解放方面（人们在政治和法律上获得平等）可以被认为是对人类有益的，但这种被尼采刻画为“平民反对贵族”或“低贱反对高贵”的现代性运动是否可以推广到文化和精神领域，则是极其可疑的。文化中的品级制度和政治上的等级制度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文化的品级制度是一种文化能够创造出伟大成就的必要制度保证，它保证了文化有着向上追求的生长方式，而伟大的作品是属于所有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它不可能被某个阶层所垄断。文化的品级制度不会形成文化垄断，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现代性也许在政治和经济上是一种积极的贡献，但在文化上却是灾难。现代性的灾难性发展是美国所完成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美国文化。无论对于哪种文化，美国文化都不是一个良好的合作对象。

所以，Eurasia概念就是更有潜力的文化概念。特别是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合作，可以考虑以下问题：

1） 至少就欧洲与中国而言，目前的一些精神上的冲突似乎更多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使各自获利最小而成本和代价最大。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根本上是由所习惯的不同信念体系所导致的，严格地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充分论证各自的信念，因此往往只不过是个“看不惯”的问题，并不像有些理论家通常想象的那样有着不可互相理解和调和的冲突。固执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家有时会误导人们的思维-----如果不说是经常误导的话。例如波普、海耶克和伯林等的政治学理论往往被用来论证那些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是如何的危险。但这些理论本质上只适合于用来批判苏联模式和纳粹模式，并不是普遍有效的理论解释，尤其不能用来理解中国。进一步说，这些理论家原来就很少考虑到中国，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也不懂中国。这在知识论上讲是个很大的缺陷。中国是个巨大的时空存在，是世界极其重要的一大部分，一个知识体系如果不包含中国知识，那么肯定不可能成为关于世界的有效知识。中国文化具有超强的灵活性和合作能力，任何一种信念体系（不管是中国自己传统的还是来自西方的）在中国实践中都会被因地因时而制宜地去理解和解释，各种所谓的危险都会在中国式的弹性理解和形势思维中被消解或削弱，意识形态的分歧不是什么大问题。

2） 欧洲和中国在文化上没有亲源关系，但同样深刻厚重，都是具有伟大历史分量的文化。两种完全不同的厚文化传统相会时能够产生互相反思能力的最大化发展。另一种伟大的他者文化，按照Jullien的说法，能够成为从根本上有别于自己的思想的“另一个原始发源地”，也就是能够提供强大的新的思想刺激，从而使文化获得创新的最大动力。

3） 文化阶级问题。文化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深厚的传统，而深厚的积累会形成文化的分量，有厚文化背景的欧洲和中国属于同等的文化阶级，尽管文化风格非常不同，但都各自拥有永远值得研究的深刻观念。这种文化阶级上的亲和力比家族相似的亲和力要更深刻。相比之下，美国大众商业文化与欧洲传统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之间都缺乏这种深层的亲和力，缺乏在深层上可交换的文化资源。尤其是，美国文化具有“向下看齐”的文化结构，这种大众文化对任何其他文化都是破坏性的，因此缺乏文化合作的意义。

就我目前的眼力而言，Eurasia这个概念至少蕴涵着一种最大化互惠的文化发展策略，而且这个文化策略同时具有政治合理性。这里说的政治合理性必须被理解为把人类文化总体发展和人类共同命运看作是不可怀疑的责任的思考态度，而不是主要理解为对某些特定和暂时的经济/政治利益的过度关心。如果所思考的时间跨度足够长（相当于想象一个非常长久的博弈），文化结构而不仅仅是经济结构就必须被认为是决定历史的深层结构。因此我相信Eurasia概念蕴涵着发展一种最大化互惠的知识共同市场甚至知识共同体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想象的文化合作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欧洲而不是中国，因为，中国文化在现代已经足够开放，或许已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中国引进了几乎所有欧洲的思想文化，造成了中国当下文化的多种资源，可以说，欧洲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部分，欧洲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发展创新的一个丰富基础。相反，欧洲所接受的中国文化是很少的，几乎没有什么中国思想被接受而成为欧洲的思想，这是欧洲自己的封闭性和狭隘性。

总之，中国文化如果要在未来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必须发展一种开放的讲究品质的文化，重新建立“高端引导低端”的文化结构，这样才能以文化的优势而德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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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o strauss: Notes on Carl Shim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In Carl Shim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6, p.101.

[2] Hardt &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 press, 2000.

[3]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王建、李晓宁、乔良和王湘穗：《新战国时代》，新华出版社，2004。

[5] 赵汀阳：“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年度学术/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7]王建、李晓宁、乔良和王湘穗的《新战国时代》对世界格局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强大的论证，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不过在我看来，他们的分析方法论仍然是单元路径的，他们以“经济利益”为分析基础，得出许多惊人的结论，例如欧洲被认为是与中国缺乏共同利益的竞争对手，而日本才是中国特别应该联盟的国家。这是值得商榷的。

[8]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看不起民主制度，理由是民主制度不是以卓越品质为追求目标，而以个人自由为目标，这就必定鼓励了堕落和庸俗的生活。

[9] 按照中国的理解，存在是做出来的，人不仅可以“谋事”，甚至可以“参天地”。而西方的“存在”只能被观察，是理论的对象。

[10] 相关材料参见河清在2004年3月在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的讲演，载Tom.com。

（原载《跨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