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马论竞技”一文中，尼采把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是从普遍人性来理解古希腊意义上的竞技，而是从古希腊人的竞技中理解什么是人。尼采单刀直入地指出，古往今来，人的概念都要通过与自然的分离和区分确立起来，但这却正是一个极大的谬误。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好像离自然越远，越有“文化”，就越有“人性”，但尼采却指出，事实上，人与自然根本是无从区分的，因为人作为人的特质与其“自然”的性质是难分难舍地一起生长起来的。尼采写道：
“人，就其最高、最精华的力而言，乃完完全全是自然本身，并因此而在自己身上负载着自然的不可思议的二重性。人身上种种令人生畏的、被视为非人的能力，却或许正是一切人性生长的肥沃土壤，一切人的情感，人的事功，人的劳作，都植根于此、蓬勃向上。”（Friedrich Nietzsche, “Homer and Competition”,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edited by Keith Ansell-Pea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7-194 ）
治古典语文出身的尼采谈起古希腊，可谓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他告诉我们， 被视为古代西方最富“人性”、最“有文化”的古希腊人，身上实带有一种残忍的本性，一种“老虎般的对毁灭的快意”。古希腊历史世界和神话世界的两大英雄，即亚历山大大帝和阿喀琉斯，就是两个例子。亚历山大攻打加沙和巴提斯破城之后，把守城勇士的双脚刺穿，挂在在战车后面拖来拖去，让他受希腊战士的嘲笑；而这不过是对阿喀琉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模仿”。在《伊里亚特》里面，我们读到阿喀琉斯在夜间毁坏赫克托尔的尸体， 把它拖在战车后四处兜风。苍白的现代人读到这里，放佛直视“仇恨的深渊”、“恐怖的暗夜”。尼采问道，为什么希腊人会如此沉溺于仇恨的尽情宣泄？为什么整个希腊都在为《伊里亚特》里的战争场面欢呼？为什么古希腊雕刻里到处充斥着对战争和搏斗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人的躯体抻开来了，全身的血脉因愤怒或得胜的傲慢而贲张，受伤的人弓起身子，濒死者在剧痛中呻吟”(188)？
尼采对古希腊世界的欣赏，不在于它如何压制或消除了种种自然存在的冲动，而恰恰在于它如何把这些可怕的力量视为理所当然，视为必然性的体现。尼采在这里不是渲染暴力，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到，古代文明乃是人面对“持续不断地裸露在战争和残暴的面前的世界”所得出的合情合理的结论：生存是惩罚，需用整个有生之年去承受；生存也是感恩和还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剩余。但尼采马上又指出，这是古代文明的一般特征，却不包含古希腊文明的特殊性。在追问古希腊同整个东方世界的不同时，尼采发现，在古希腊人对战斗和胜利快感的态度里，包含着古希腊文明之特殊的人的理想：在竞技中，我们发现了决定了古希腊文明“个体伦理概念的色调”。
熟悉古希腊神话的人都知道， 古希腊有两个嫉妒女神（Eris），一个把人驱入无休止的贪欲、战斗和争执，她代表“你死我活”的敌意的黑夜；一个通过羡慕、妒忌和好胜心把所有人都推入竞争和工作，为财富、技巧、荣誉而奋发图强---她“让邻人相互嫉妒，让一个陶工嫉妒另一个陶工，一个木匠嫉妒另一个木匠，一个乞丐嫉妒另一个乞丐，一个游吟诗人嫉妒另一个游吟诗人。”（189-190）尼采告诉我们，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事实上所有古希腊人都赞同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对两个嫉妒女神的描写，喜欢后者，排斥前者。
尼采的问题出发点看上去好像并不有悖于追求“克服自然”的现代性意识，因为他同样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人的世界，即文明本身，是如何既脱胎于自然，又不再“受制于夜的子孙，被冲突、肉欲、欺骗、衰老和死亡所左右”。但尼采对“竞技”精神的理解，却旨在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城邦或国家的对立；天才同大众的对立；从而把作为自然的人的令人震惊的、乃至“非人的”的力量和冲动原原本本地保留在文明的肌体里，而不是将它们扼杀在现代人的道德律令或观念的颓废之中。 在尼采看来，竞技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不是出自闲暇的奢侈之举；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生活的内在基础”，是维持生活世界的天真、活力和创造性的源泉。它将人的冲动、能量和技艺发挥到极致，却排斥战争和阴谋的有害性和毁灭性，消除了各个领域里司空见惯的那种你死我活、玉石俱焚的冲突和较量，也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以逐利为目的、无视人的伟大内涵的所谓“竞争”概念形成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
正因为竞技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不是一种狭义的“竞技”或“游戏”，而是事关整个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安排，所以它也是古希腊人的教育的一个基本、核心的组成部分。尼采指出，古希腊城邦的全民教育规定，每一个天才都必须通过斗争产生，但现代教育家却视雄心和抱负为洪水猛兽。尼采写道：
“每一个雅典人都通过竞技发展自己的技能，直到变得对城邦最有用、最无害。这种志向和抱负并不是漫无边界，闪烁不定的，而大多数现代人的野心却正是这样。恰恰相反，当雅典的青年男子参加赛跑、投掷或歌咏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养育他的城邦；他想以自己的声誉为他的城邦增光；裁判戴在他头上的花环，他把它献给自己城邦的神。每一个希腊人自孩童时代起，内心里就燃烧着一种欲望，要在城邦间的竞技中为自己的城邦争得荣誉。在这种竞技中，他的自我被点燃，但同时也被修正和限制。因此在古代世界，个人其实比现代人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的目标更近，更容易达到。相形之下，现代人处处都碰上了无限，就像埃里亚的芝诺寓言里的阿喀琉斯：无限性绊住了他，他甚至连乌龟也赶不上。”(192)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许是当今世界同尼采心向往之的古典世界的唯一具体可感的联系（尽管是虚构的具体和想象的形式）。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和主要参与者都是西方国家。1936年柏林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主办国家在制度、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某一方面同“西方文明”核心价值体系有冲突、或至少是有所不同的例子。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主办国，在上述所有方面，与仍执世界牛耳的“西方” 全方位地处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关系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位置和局面的前提并不是中国但求作为西方的“内部”（也就是局部）被接纳，而是一个由完整的文明体系和历史传承支撑的、由13亿人参与、由强势高效的政府主办、并或明或显地以国家体制的合法性和文明体系的荣耀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试验。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媒体反复强调2008北京奥运会乃是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性”的一届，在最终意义上，可谓并没有冤枉主办国；但在事实层面，但它却无视或扭曲了最表面，最明显的东西：2008年的中国上到政府下到百姓，又的确是在一心一意在办奥运，一心一意地力图按照所谓“奥运精神”和“普世价值”，参与竞技，同时按照中国人固有的待客之道，做好东道主。可以说，在后一种意义上。北京奥运会又可以说是历届奥运会中最非功利，最诚心，甚至有些“为奥运而奥运”、为东道主而东道主的的一届。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客观存在和主观意图，也就同抽象的奥运符号本身所代表的那种游戏式的（席勒意义上的游戏）、价值中立的“普世价值”（以奥运口号“更高、更快、更强”为代表；也体现在国际奥委会三令五申，不准个别西方国家的个别运动员把赛场“政治化”的努力上）难分彼此地—--虽然只是暂时地--—融合在一起。于是，中国在主办奥运会、参与奥运会的同时，也就通过其自身的客观存在，把古代城邦或帝国间竞争关系的自然性质重新带入了一个现代乃至后现代世界。之所以说这种关系带有古代世界的自然性质，就在于中国这个巨大“城邦”同西方诸国及由其构成的“国际社会”间的关系，仍包含着经典政治哲学所界定的“敌友”矛盾。
即便在更为“现代”的意义上，中西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潜在的破坏性因素。我曾在另一个语境里把当今中国同西方核心集团的关系描述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但只要“敌”的因素客观存在，区分敌友的无情的政治逻辑，就总会反映在双方的意识之中。在理论上讲，这样的差异、对抗和冲突就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激化到“毁灭性的”、“你死我活”的程度。即便在今天大谈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能源争夺、贸易战、金融战）、政治（统一与分离主义）、意识形态（“专制”）、还是文化领域（“宗教自由”）的等领域，生存斗争和价值斗争仍然不时会突然达到“生死搏斗”的强度。当前，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的意义上或许获得了某种“承认”，即作为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者，进入了全球资本体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的“真理性”—具体表现就是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充斥世界；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蓄；“世界工厂”的盛誉，等等。但古往今来，单凭纯粹物质领域的“工作”，是不足以改变 权力格局、价值等级和符号生产领域的支配与被支配、占有与被占有、定义与被定义的不平等关系的。“主人的真理在于奴隶”这个富于辩证法意味的洞察，最终还需要“奴隶”在存在的最高意义上肯定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再现或表现为人的最高境界。
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以“竞技”的逻辑把具有潜在敌对性的竞争，象征性地化解在无害的、展示人的能力（“更高、更快、更强”）、意志，和对胜利以及荣誉的追求之中。从这个角度看， 2008年奥运会，力倡“和平发展”的主旋律，反对体育比赛政治化，专注于竞技和奥运盛会本身，为此不惜举国动员，面对西方媒体和某些政客的百般挑剔时，也一律取温柔敦厚、乃至木呐的高姿态，实为老谋深算，大智若愚。说到底，全世界的人都明白，只要08年8月奥运会各项比赛在北京如期举行，不出什么灾难性的意外，作为主办国的中国，就是最大的赢家。西方主流媒体在奥运会前后和奥运期间所作的心情复杂、态度暧昧、乃至自相矛盾的报道正是这种既明白又微妙的情势的最好注脚。
无论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奇观如何眩目耀眼，归根到底却仍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浅层表象。应该说，开幕式的设计还是非常富于视觉冲击力的。虽然运用的都只是一些最基本、最程式化的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编码，但它们的功能其实就是不断地提醒鸟巢现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此刻，“奥林匹亚”和“中国”结合在一起了：这是2008北京奥运，是奥运精神和中国文化的一次交汇和融合。在达到这个效果的大前提下，所有的文化符号都是可以替换的。千人击缶齐颂论语章句固然蔚为大观，换成头缠羊肚手巾的安塞农民锣鼓队也未必就逊色到哪里；海上丝绸之路令人耳目一新，但如果代之以赛龙舟的场面，或许也同样震撼。其实，中国文化基本符号和象征资源的取之不竭的丰富性，而不是具体的哪一个特定符号，构成了开幕式当晚使用的文化符号的真正“内容”，而后者因此只是一组空洞的索引，一个串符号的符号，象征的象征，时时提醒观众“中国”这个能指（signifier）多重的指涉力，以及它所能调动起来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有人为开幕式表演没有反映现代中国的生产、生活场景而感到遗憾，但我觉得开幕式就其所负担的功能和效果来说，不能写实，只能写意，因为北京奥运在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整体意味，正是以“普遍的”、“价值中立”的、“全人类”的形式，再现特殊的中国内容，并通过这个再现过程，把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纳入自身历史的逻辑之中。
奥运开幕式由文化符号组成的视觉奇观虽然追求政治上的中性化，甚至刻意回避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场景和精神实质，但国家的在场和它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却渗透在北京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和“熟视无睹”，在编导（包括具体的编导，即张艺谋，和抽象的编导，即国家本身）和中国观众之间造成了一种戏剧性的、带有默契感的对自身政治认同的压抑和渴望。这种压抑和渴望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将通过为参加竞技的中国运动员加油、为中国获得的每一枚奖牌欢呼而得到宣泄。但在开幕式当晚，这种情感的、无意识力量和冲动的升华，却是伴随着红衣女孩《歌唱祖国》的歌声突然地、意想不到地实现了。当天真稚嫩的童声唱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当五十六个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中国孩子一同拉着一面巨大的国旗，伴着“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那奔腾的黄河长江”的歌词走向旗杆的时候，当代中国掩藏甚至遗忘在“经济”、“文化”和“接轨”下面的“政治无意识”，那“不可说的”，在一瞬间找到了语言。它就像一个谜底，埋藏在种种或无可奈何、或自欺欺人、或精打细算、或一厢情愿的符号和话语下面。我曾问过我周围的人们，他们大都说，这是他们在观看整个开幕式过程中最为之动容的一刻。
“2008年的8月，北京是世界的舞台”（“北京，在奥运的日子里”，《人民日报》8月24日，记者 阎晓明 王建新 赖仁琼）。这句话说的当然没错。这三位记者继而把这个舞台形容为“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一个交流对话的舞台”，“一个欢乐友好的舞台”。在举办奥运会期间的北京，这基本上也是事实。但真正的问题却是，以2008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世界真正成为了中国的舞台。这个舞台并不完全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一个理性的交流对话的舞台，一个欢乐友好的舞台，但却是一个真实的、带有“自然的二重性”的竞技场（开幕式当晚传来俄国进军格鲁吉亚的消息，就是一个讽刺性的注脚），它的永恒裁判并不是什么想当然的“普世价值”，而是尼采意义上的存在。为了踏上这个舞台，改革时代的中国付出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但踏进这个世界的竞技场的中国人并不是来过“百年梦圆”的瘾，寻什么“融入世界的伟大起点”，或表现什么莫名其妙的“融入世界的情怀”。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人要做而且正在做的，是通过对自身存在的“最高、最精致的力”的发掘和发挥，向我们的自然---中国文明的土壤和神祗—致敬。在存在的竞技场上，在“人的情感，人的事功，人的业绩”（尼采）的每一个领域，“更快，更高，更远”，也恰好是普遍性栖身的永恒的瞬间。在这个意义上，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不过是为一场更持久，更富有史诗性的竞技拉开了帷幕。
2008年8月2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