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一些浮躁而假、大、空的学风，乃至剽窃别人成果的卑劣行径，在我国的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时有耳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高度的注意和反省，否则，将影响到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社会诚信、精神文明建设的宏伟事业，影响到自然科学家、哲学社会科学家的社会声誉。

以社会科学而论，假如哲学社会科学如果在社会公众中丧失了公信度，失去了人民大众对它的信任，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哲学社会科学这样崇高的定义：即“哲学社会科学是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 “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和文化力量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的信誉的受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低下、缺乏诚信而导致的，那我们将无言面对“江东父老”，这里的“江东父老”指的就是人民大众。

《中共中共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目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浮躁、不踏实乃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十分突出，而这种风气的泛滥是与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监督机制、管理机制、评价机制以及导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到评价机制方面存在的弊病。记得几年前，不少媒体披露了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教授利用国内科技界在进行科研绩效评价中不加分析，盲目推崇美国SCI系统（Science Citation Index,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弊病弄虚作假，欺骗国人的行径。据国外学术界的认定，SCI所收录的6500多种科学研究杂志的质量高低有巨大的差别。这位郑教授采用用同一模式不断地给不同的金属测序，在国外一些低档次的刊物上连续发表130篇低质量论文而被《SCI系统》收录，成为中国2001年度论文被SCI引用篇数排名中国第三的学术神话。由于学校的规定是每篇被“SCI”索引的论文给于4000元的奖励，这位教授用大量的垃圾论文赚取了学校的大量奖励经费，而且获得了国家优秀教师、国务院津贴等很多荣誉。目前，我国自然科学界有不少学者利用科技界这种盲目崇拜SCI的弊病，投机取巧，仅仅靠SCI的奖励就年收入超过百万元。中国出现了一批“SCI大师”，以学术泡沫欺世盗名，赚取国家的金钱。据说SCI的创始人——美国人加菲尔德2000年到中国时，对SCI这个检索工具在中国的研究评价体系内能如此“发扬光大”，曾大感诧异。

现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为了要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有诸如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formation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以及各种“国家级”、或“核心期刊“等上而绞尽脑汁，在很多学校，博士研究生如果不能在教育部门或学校规定的相当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你的学习再好、博士论文写得再好也难以获得学位，而各地每年有那么多的学者要评职称，有那么多逐年在增加的博士要毕业，而全国的学术核心期刊就只有那么几个，物以稀为贵，可以想象由此带来的各种为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挤破头乃至不择手段的弊端。最近辽宁大学某副校长的博士研究生剽窃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的论文、将其导师排名第一发表在国家权威刊物《哲学研究》一事，有很多青年学者和学生就就质疑，如果是像王凌云这样资历尚浅的学者自己将同样的这篇稿子投给类似的权威刊物，能否会如此顺利地得以刊用吗？这确实是个疑问。在学术界，由学生所写但与导师联名发表文章的事已经颇为流行，想想其中很多肯定有为了文章得以顺利发表的苦衷。无疑，当下的学术界学子们为了自己的职称学位奖项等千方百计追逐各种“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机制已经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学风和时弊。

由类似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带来的另一种弊端就是名目众多的奖项泛滥成灾。本来，具有权威性的哲学社会评奖机制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鼓舞学者士气。但由于目前评奖机制不健全，社会上很多形形色色的团体和个人设立各种各样的奖项，一篇文章（即使是一篇报纸上的短文）一发表，很快就会有打着各种学术牌子的机构寄信给你，说你的论文已经获得大奖，并附上印制精美的获奖证书的照片，通知你来赴会领奖。此外就是炮制出大量印制精美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以及各种各样的名人录、精英人文选以及形形色色的优秀论文精选本等等，请君入瓮，花钱入典。始作俑者发财，入选者可以拿回奖状回去招摇，发奖者和获奖者皆大欢喜。这些授奖活动还往往与所谓学术会议联系在一起，请你花钱参会，颁给你各种奖项，发给你华丽的获奖证书。炮制者利用这种方式非法牟取暴利。由于有种种人人心知肚明的好处，因此各地评奖风泛滥，愿者上钩，而愿者多矣！

上述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界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浮夸风气，过分以论文获奖、论文入典等来评价学术成果，于是便产生了很多要想方设法得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那些看准了众多学者这种获奖欲望和相关机构科研评价机制的利欲熏心之徒自然就应运而生，于是自欺欺人，你骗我我骗你的不正之风就日益在学界蔓延。如果学术界没有这种浮躁之风和不良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这种发知识分子财和国家财的人是没有土壤生存的。

我常常想起我国老一辈学术大家那种追求真理，潜心静意做学问的淡泊情怀和严谨学风，想起蜚声中外的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只重学知识做研究，看淡虚名浮名，每在国外一个大学读书，学到了自己想学的知识后，他不求学位，淡然离开，再到另一个大学深造。这种淡泊名分，只重真才实学的学者情操，比起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描述的那个千方百计获得伪造的国外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欺世盗名的方鸿渐，其境界有天壤之别。

远的不多说，比如云南的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编撰一本《纳西象形文字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材料，认真编撰，几易其稿，数十年磨一剑，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出版。他的很多著名的学术论著都是在他去世后才陆续出版的。我和方先生有过一些交往，据我所知，他每发表一篇文章都是慎而又慎，不轻易拿出。

记得我曾有几次在有些类似争取学术论著获奖动员会似的会上感慨地发表过意见，说过去那些大学者在做学问时是不在乎他们的成果是要中什么奖项的，他们完全是以求真求实的态度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学问，只在乎求真理，辨真伪，如果是金子，自然会流传后世；如果是砂砾，那得多少奖也挽救不了其速朽的命运。不少国外著名学者很诧异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很多科研人员那么在乎SCI检索系统。这不能不使我们深刻反思。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和与钱、权、利挂钩的科研评价机制促成了一种畸形浮夸的学风和伪学术。它正腐蚀着我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大厦。

其他如引用别人的论著和观点不注明出处来历，隐性地或者公开地抄袭别人已经发表或为未发表的论文据为己有等等学术腐败现象，在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是比较突出的。很多剽窃别人研究成果的丑闻，常常见之于报端，而在我国，对学术剽窃等的惩治机制又远不如很多国家那样有使人不敢以身试法的威慑力；以我国的情况而论，台湾在这方面都要比大陆严厉得多。

假如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日益沦落为一种学术圈内的文字游戏，假如科学工作者无学术操守和学术良知，只为一己私利，汲汲于功名利禄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心，把学术这天下之公器视为一种牟取名利的工具，那么，科学工作者就会逐渐异化为一种论文制造工具，学术的社会信用和社会威望必然日益降低，在民众中的影响也就会日益衰落。哲学社会科学咨政育人，作为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和信誉也会江河日下。这对一个国家的科学精神和塑造国民精神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学者们应该共同呼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同仁们尊重学术，敬畏学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有善待之，才能于国于民有利；如果说学者是言以载道育人之士，科学家是坚持真理、探索真知的人，那我们应该非常明白，只有坚持学术操守，恪守职业道德，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自律自重，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也才能得到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