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的涵义和类型
今天，舆论监督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话语，在领导人的讲话之中、在学者的论述中、在日常的口语中都经常提到舆论监督。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热潮。如果研究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我认为用公民社会的理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传统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国家，在国家下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前中国有没有出现中介性的社团领域？恐怕是没有。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作用的不是组织，而是活跃的个人。知识分子也好、活跃的公民也好，他们以个体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媒体可能是加速器。舆论监督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媒体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如何运用，使之透明化，这种监督是最好的，它可以起到预防权力滥用的作用。第二种就是调查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调查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报道从个案有所升华。比如汽油涨价，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时我们降价的速度很慢，但是国际石油稍微有一点涨价，国内的几大巨头包括发改委就非常配合。对此，互联网、媒体上有不少批评意见。这种现象首先由媒体报道，然后评论家发表意见，是中国目前比较流行的监督形式。
舆论监督与中国转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去年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把现在的媒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媒体，党报党刊；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目前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相当活跃；第三类就是网络媒体。传统媒体还是由官方主办，私人没有经营传统媒体的权力。但互联网的所有制是多样的，人民网的出资人中有默多克，腾讯、网易、新浪这些网络公司就不是官办的。在功能上，既然是三类媒体就不能要求做一样的事情，媒体已经从过去的国家包干逐渐走向市场了。因此就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媒体运作体制，国家主导、管理，市场化运作。而国外媒体体制就两三种：国营、私营，还有就是公共，跟国家没关系、跟市场也没关系。有人认为中国这种体制有优点，将媒体盘活了；也有人认为有缺点，这种体制利于公共权力和市场权力寻租，是目前该领域腐败的制度根源。
在市场运作方面，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面临一个问题，报纸小报化。为了追求发行量，报纸内容“煽情、色情、血腥”，某些都市报纸看着很热闹，实际上报道内容窄化：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很多，监督功能却得不到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通常大的案件都不是媒体揭发的，而是中纪委揭发的。媒体可以批评铁道部、交通部、教育部，这是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对在职官员的监督依然比较困难。
舆论监督的五个阶段
近些年来中国舆论监督大致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2002年，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的主力。
这个时期互联网泡沫刚刚破灭，电视还是中国最强大的媒体，《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栏目，尤其是《焦点访谈》，被称为“焦青天”。在这个时期，《焦点访谈》做了很多事，尽管也有批评说《焦点访谈》所监督的过于基层，讽刺《焦点访谈》的记者，“今天又去哪个村了？”但是，据说当时《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排队伍，一排是上访的队伍，一排是拿钱破财消灾的队伍，足见其影响力。平媒方面，曾经揭露过“基金黑幕”的《财经》杂志，是最近10年来做舆论监督比较稳定的媒体，品质比较好，但它是一份精英杂志，对一般大众影响比较小。
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矿难是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2000年以前，煤炭业是普遍亏损的，官商勾结的情况也不严重，但1999年以后，煤炭业如日中天，官员参股乱采煤矿的情况普遍存在。南丹矿难后，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经调查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有参股，后被判死刑。
特别要提的是，2002年一份关于北京市出租车业的调查。而通常情况下，舆论监督很少监督到北京和上海的。当时有一个不知名报纸的记者，做了北京出租车业的调查，全文5万字，一期刊登。该报道引起北京市政府的关注，后来温家宝总理也批示了这个报道。现在全国出租业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已经引起政府重视。
在这个时期，都市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开始发挥作用。《华商报》是在西安非常强势的都市类报纸，2002年报道了一起案件，警察深夜闯入一对小夫妻的卧室，以看黄碟违法为由，把男主人带走。后来，在舆论压力下，当地公安局对该男主人解除取保候审，赔礼道歉，补偿损失，并对涉案警察进行处罚。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这个案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以后警察再也不能三更半夜随意闯入民宅了。
第二个阶段：2003～2004年9月，舆论监督全面推进。
这个阶段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官方也表达了支持。2004年4月，李长春看望《新闻调查》栏目组人员时说：“领导不要怕批评，当年我也被批评，不是照样到北京来了？”当时央视举办了一届电视调查报道研讨会，美国的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独立电视都参加了那次会议，很多人认为央视的新闻调查节目达到了国际水平。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本身就说明在这个阶段舆论监督有很大的空间。
2003年最突出的案件就是孙志刚案。《南方都市报》是最早把报道和评论分开的媒体，孙志刚案的新闻报道没有感情色彩，题目叫“一位大学生之死”，但后面刊登了评论。中国的媒体传统是以意见为主，但受国外新闻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新闻操作按新闻专业者的理念，把事实和评论加以区分。
同时，有些媒体选择稍微边缘的题材进行监督。比如知名国粹型药品企业的“龙胆泻肝丸”，很多人因为吃这种药肾脏坏死。新华社记者朱玉把这件事情揭穿了，对此她还有自责，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件事情呢？以致这种药害了这么多人。
在2004年上半年，舆论监督的形势还相当好，《每周质量报告》在“非典”肆虐的同时问世了。这个节目是央视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的栏目，主要关注食品质量，它不涉及政治、又关系消费者的利益、又有国家支持，所以，在2003～2004年期间，它办得相当成功。
第三阶段2004年9月～2007年，禁止异地监督，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
2004年9月，有关决策部门下发文件，禁止媒体做跨地区报道，禁止媒体做异地监督。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地方官员对调查记者围追堵截，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例如，2005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到河北邢台一个村庄调查输血感染艾滋病情况，当地农民向他下跪，让他一定把真相报道出来。可是等王克勤做完调查，出来就困难了，当地警方已经组织纠察封锁了村庄。最后，王克勤只好化装成农民，把电脑放在麻袋里，跟着一辆三轮车才逃脱出来。
异地监督禁止以后，很多记者做不了事，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类的地方媒体。例如，《河南商报》有一位副总编，舆论监督做得太猛，得罪了当地政府，结果他被提前退休了。后来他在河南另一家媒体兼职，继续做舆论监督。最近他已经移居海南，据他说在郑州无法生活下去了。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官员被监督了，但监督者本身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一禁令下，地方官员把当地的媒体按得死死的，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外地的媒体又被围追堵截。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只有国字号的媒体不受禁令限制。例如，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财经》杂志也不受异地监督禁令的影响。《中国青年报》是一家有党内民主传统的报纸，报社内部也有较宽松的氛围，这种传统是胡耀邦建立的。2006年，《中国青年报》揭出王亚忱案，这是比较成功的监督官员的案例。
2005年，媒体在经济领域里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每周质量报告》慢慢转入食品安全，基本上把各个地方稍微有点名气的食品都做了调查，火腿肠、肉松、德州扒鸡等等。有一期节目披露金华火腿制做过程中掺有敌敌畏，但这个报道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就个案而言，节目很成功。有一个镜头，一位农民嘴里叼着香烟，烟灰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一边踩着火腿一边对着镜头说“我刚从厕所出来”。据说一些观众看完之后，饭碗就放下了，家里有火腿的当时就扔了。但这期节目引起争论，有人说《每周质量报告》破坏经济，每周毁掉一个中国名牌，说不定还毁掉一个国粹。2005年，终于有一期停播了，据说不是因为技术故障，而是缘于某种压力。现在这个节目还存在，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节目——“消费者学校”，教人怎么炒菜。更丢人的是，2008年9月11号三鹿事件暴光，而就在9月3号，《每周质量报告》刚刚做过一期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介绍三鹿如何遵守国家质量标准，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之一。
上述个案，在某些程度上是舆论监督不能落实产生的恶果。舆论监督的好处之一，就是不需要花纳税人一分钱，而政府监督是需要考虑成本的。
然而，在这个时期时评兴起了，并对于官方政策的调整有很大的作用。时评不受禁止异地监督的影响，很多作者的真实姓名往往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网名，例如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等。早期的时评作者学中文的居多，后来越来越多元化，其中经济学、政法系的比较多，尤其是政法系的崛起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但时评作者里面女性很少，就那么两三个人，国外的情况就不一样，获得普利策奖的女性很多。《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报刊的时评有特色，电视栏目中《马斌读报》、《新闻观察》也有其特点。但总体上看，最近几年电视越来越落后，在评论方面更是天生的弱者。
第四阶段2007～2008年5月，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
上一个阶段媒体受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到2007年有了很大的好转。首先，政府也认识到，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舆论监督也非常不利。例如“躲猫猫案件”，提到警方就一片骂声，这种情况对官方也不利。这个阶段大家慢慢地有一点共识：监督还是必要的，但是悠着点。禁止异地监督有一点松动，以前受到惩罚的媒体又开始做异地监督。去年《南方周末》恢复了异地监督，报道了山东广饶县要建史上最牛幼儿园的事情。这个幼儿园竟然占地150亩，跟一所学校差不多大，而真相是以幼儿园的项目报批，建华北最大的鞋城。
其次，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各种意见、相当的信息可以披露、表达，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流量比较大的博客就是报纸，还免去了发行。
另外就是国家的进步，国务院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正在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态，从保密转向尽可能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公开是正常，不公开是意外。中共十七大时胡锦涛特别提到了“四权”问题，报告里面再次提到加强舆论监督。20年来，官方的报告里都提到加强舆论监督，没有听说过停止舆论监督，甚至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条例，第四章第八节名称就叫舆论监督。
2007年有几个案例影响特别大。首先是山西黑砖窑案，胡锦涛根据媒体的报道做出了批示。虽然说现在的情况是领导人不批示，有时就得不到重视，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从人治到法治过渡的阶段。2007年《财经》第一期封面是“谁的鲁能”，披露民营企业家要以几十亿收购鲁能几百亿资产的事件，如果并购成功，一夜之间就产生七个亿万富翁。和黑砖窑相比它的轰动性不够，但在《财经》跟进的过程中，这个并购被取消了。去年《市场报》报道了江西余干县政协主席未出生孙子已占地千余平米，这也是标准的舆论监督，监督的是在职的官员。
不过，现在媒体遇到的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例如三鹿或者蒙牛都是大广告商。但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记者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一个人因做调查受到人身伤害。有人曾扬言要用500万取王克勤的人头，但没人动真格。而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记者就经常被杀。
同时，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2007～2008年间，电视基本上被第三种舆论监督形式替代了。
第五阶段：2008年5月至今。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有些地方官员也反对媒体去报道校舍等等问题。但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持一种开放式的态度，胡锦涛说中国政府公布震情，这不仅赢得了广大干部的高度评价，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2008年6月20号，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特别值得解读，讲话中强调的是对舆论的引导和疏导。
在2008年，区域性的媒体逐渐开始做异地监督了，这对社会是有利的。比如说《新京报》做的“寻找消失的辽东511海难”。比较有影响的是“三鹿奶粉事件”，上海媒体揭出这个事件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山西溃坝事件”是《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的，根据温家宝批示，中央成立了特别调查组。另外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就是记者“封口费事件”。一位记者因敲诈被煤矿老板打死。记者是监督者，如果监督者不干净，就变成黑吃黑了。
2009年以来，我们发现互联网的作用太强了，传统媒体还有空间，但在走下坡路。美国的一些报纸提前进入“寒冬”，连《纽约时报》都把大楼卖了。最近很多监督基本上都是网上发动，甚至是网上主导的，像南京的周久耕天价烟表事件。周久耕是一个科级干部，他很快被舆论监督“扳倒”。还有派“捕快”到京师抓记者的张志国县长，去年11月份，有网民发现他已经换了一个职务——铁岭市城市轻轨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在网民的一片声讨中，铁岭当地政府说没有任命他。在“躲猫猫”和“央视配楼大火”事件中，互联网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难怪一些官员怀念没有互联网的美好时光，发出感慨：没有互联网多好啊！没有互联网对他们真好，因为外地的媒体也来不了。
舆论监督的成绩与前景
胡锦涛说今年是反腐年。反腐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毕竟还是比较省钱的，而且覆盖不同的领域和地区。而其他监督都有限制，比如非党员和处级干部，就不能双规。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中央集权制的，中央政府要治理到每一个基层实在是太难了。虽说地方政府服从中央领导，但我们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腐败行为到处都可以发生，所以不能单靠一种监督。在目前的体制之下，我国正在逐步地开放，让媒体介入，让更多的公民参与监督。
有人认为中国媒体在领导新的公民运动，我对此很谨慎。舆论监督达成好的效果，媒体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以后，谁是传播者、谁是对象，有时候界线不很清楚，互动性特别强。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已经超过3亿人。电视主要影响另外一个人群，就是不上网、不读报纸、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年龄比较大的人群。随着技术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和传统媒体的此涨彼消同时存在。
回顾这几年的情况，首先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有了一定的技术保障，舆论监督进步特别大，这是国务院做的一项很好的事情；第二个层次是调研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媒体和记者；第三层次是时评，时评最能吸纳社会各界精英。目前也确实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舆论监督在向前发展，但过程不会很顺利，利益集团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限制媒体，但是监督和反监督，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监督者的，最高层现在态度也很明显。所以，舆论监督的前景是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