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五十年中，政治体制改革，前三十年从未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後二十年虽提出来了，却越来越变成待决的最大议题。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对於这一点，朝野争议不太多。　　

政治体制改革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的事情。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那麽，中国民主化为甚麽如此之难？　　

有人说，是因为传统文化包袱太重，民智未开；有人说，是统治精英，尤其是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拒绝民主；也有人说，是对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如一党民主与多党民主之争，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争，全面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失职，至今未能找到中国通往民主化的路径。在这里，我试图从民主化路径的角度，结合前两个问题，理一理中国民主化路径问题的头绪。　　

有人认为，在中国全面推行民主难度太大，或可在党内先实行，让少数人（执政党员）先民主起来。其主张是在党内允许成立不同派别，在没有可能实行两（多）党制的情况下，先实现两（多）派制，同时党内的各级领导由名副其实的选举方式产生。类似的思路还有，让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先富起来的省份先民主起来等等。如果执政党内部民主了，全社会的民主当然有希望。这一思路的灵感，来自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主张。　　

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实现执政党的民主化，因为这种思路颠倒了因果关系。台湾的经验则表明，即使社会民主了，执政党的民主化仍十分困难，更不用指望它在实现民主上「身先士卒」了。这种思路固然愿望良好，但难度可能比让整个社会都民主起来更大。就算行得通，民主却又成了只有执政党员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权，这合乎民主的本意吗？在中国，毕竟绝大多数人在执政党之外。　　

还有人提出，在中国，由於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行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於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和尾巴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种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迄今仍未有比戊戌变法更好的命运。它要麽由於忽视民众而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要麽被斥为没有代表性的「书生之见」而遭到拒绝。　　

上述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就是，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益的制度保障。　　

由於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於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与以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　　

不过，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麽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实行现代民主。那麽，为甚麽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回答它，要麽得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麽，得承认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

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更大。刚颁布的关於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选举是自由、公平和竞争的，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下属机构，它怎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　　

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是指定或世袭的，副总统是选举的，这国家能算是民主国家吗？去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如尚未被进一步堵死的话，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关於中国民主如何起步的思路远不止以上所述；但是，中国的民主化仍在未定之天。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阙如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替代其他所有思路的、排他性的单一思路，而是把所有思路，包括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都整合起来，实现各种民主化思路和民主力量的相互包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由少数文人策士的良好愿望，变成全体中国人的强大共识。由此产生的巨大合力才可能带来中国民主化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