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是象牙塔与真实社会之间最后那层窗户纸，22岁的付成励本来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更多还是未经污染的真诚和单纯，“热情、直率、一根筋”，好友李乐（化名）感慨，“看着他，就像看中学时候的自己”。凶案悲剧因此更令人震撼，进入201教室前，这个内心世界黑白分明的年轻人，究竟经受了怎样的隐痛与挣扎。
惊变：张扬行凶者
付成励的两刀，都砍在程春明的颈部右侧大动脉上。他没有给老师留任何生机，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他在端升楼201教室的19名同学眼前完成了这起张扬的凶案，然后拿出手机报警自首。此后，再也没能返回9号楼他的宿舍。
9号楼是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唯一一栋在校外的宿舍楼，以前是老师宿舍，后来因为学生太多，改做了男生宿舍，4人一间，楼下还有独立的餐厅食堂，条件比校区里其他宿舍楼都要好。2005年付成励考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时候，正好被分到了这里。昌平校区并不算大，9号楼虽然在校外，但距离学校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10月28日凶案前的下午，付成励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度过。他睡了一个很漫长的午觉，从午饭后一直到15点多，事后朋友们相互回忆求证，这似乎是当天付成励唯一的异常。他向来精力旺盛，很少午睡，就算睡，时间也很短。其实，在凶案之后想接近付成励的朋友们并不容易。这些在校大学生们的情感天平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生与朋友的双重身份，让他们陷入双倍的悲伤和困惑。他们会忍不住上网，看到各种版本的传言和猜测，如果与他们了解的事实不符，又忍不住义愤不已。双刃剑般的传播效应，让他们在缄口沉默和接受采访之间更加犹豫不定，他们不希望再伤害到悲剧中的任何一方，不管是已故的程老师，还是命运未卜的付成励。
“请允许我自私地认为，可能舆论的淡忘是对当事者家属最大的安慰，也允许我自私地淡忘这件事。”在拒绝采访的短信中，小武（化名）再三向我表示道歉。可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的情绪至今难以平复。小武和付成励同一个宿舍，两人床对床，关系一直非常好。他在凶案后深深自责，觉得是自己最近忙于考研，对好朋友过于疏忽，没能发现一点端倪。李乐心中同样百味杂陈，她和付成励在不同学院，两人在学校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公关部共事时结识，这个有男孩子般活泼率真性情的女生，和付成励因为脾性相投，很快成了密友。辗转找到李乐的时候，她同样也在忙着准备“大四”后的出路。犹豫后，李乐最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理由很简单，只是希望付成励也能得到媒体公允的描述。
李乐在10月28日的中午曾经给付成励打过电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觉得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经常如此。而且因为忙着准备考试，李乐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跟付成励通过电话。可打过去没人接，快16点了，付成励才给她回复电话过来，解释说自己中午在睡觉。李乐说，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种刚睡醒的低沉。付成励还在电话里约李乐当天“一起在学校吃晚饭”，说好久没见了。可李乐在市区上考试辅导班，最快也要周五才会回昌平。于是付成励一如既往的热心，在电话里耐心解答李乐的提问，告诉她怎样换乘公交车才是从辅导学校回昌平的最佳路线。
此后大约1小时，李乐又跟付成励通过一次电话，也是付成励打过来的，说自己刚刚洗澡回来，看到手机上又有她的未接来电。李乐则解释说自己没再打电话，可能是误拨。这次的通话比较短，闲聊几句就挂断了。凶案之后，李乐认真查过通话记录，最后这通电话是当天的16点53分。后来朋友之间相互询问，确认这是目前所知付成励在朋友圈子里最后的通话记录。朋友们当然会追问电话内容，李乐想了又想，还是不能从这两通电话中找出任何异常。从最后通话的16点53分到18点40分的凶案之间，只有不到两小时，李乐也因此更加困惑，“他明明还约我一起吃晚饭的……”
反差：校园热心人
李乐过来的时候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绕成的手链，这是付成励旅游拜佛时给朋友们带回来的礼物。这饰物并不贵重，一串只有几块钱，难得的是心意。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特别热心而又懂得分享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每次回学校，不管是从天津的家里回来，还是从外地旅游归来，总会带上各种小纪念品，分赠给朋友们。这佛珠也是这样，见者有份。李乐一直戴着，在付成励出事后也不愿取下。
“真诚、热情、直率、简单、一根筋。”这是朋友们在描述付成励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他总是能从生活里找到简单而美好的东西，昌平校区与十三陵水库相邻，阳光灿烂的日子，付成励就会突发奇想，邀李乐骑单车同游十三陵，享受阳光。李乐有时候故意以不会骑车为由拒绝，付成励并不在乎，一口承诺自己骑车带她，还张罗着再邀上其他朋友。这些都与凶案后政法大学校方的评语“性格内向，成绩和表现一般”大相径庭。事实上，校方的评价对于付成励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他们尊重逝去的程老师，但同样珍视昔日好友，希望犯了罪的付成励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付成励关系并不算亲近的萧寒（化名）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只比付成励高一届，但她喜欢用“这孩子”来称呼这个学弟。这种身份上的距离感，除了年龄或许也源于两人在社团中的不同职位。2006年4月和付成励在社联公关部共事的时候，她是部长。以前的大学校园里只有分散的各种社团，后来才出现了社联这样的组织，由校团委直接领导，专门负责管理社团，和学生会一样，有着官方性质，可以在未来各种选拔和求职中“加分”。在各社团中活跃的一般是“大一”新生，而社联看重的则是“大二”、“大三”的学生。社联公关部有两种职能，外联和礼仪。礼仪是负责各种大型活动的礼仪接待，而外联则是整个社联最核心的部分，负责拉赞助。萧寒觉得，其实公关部是一个“很费力不讨好的地方”，“整个社联钱的压力都集中在公关部，能拉来赞助，是应该做的分内事，而拉不来，就是没能力”。
拉赞助并不容易。学校附近任何一家新店开张，小餐馆也好，饰品店也好，都得在第一时间过去磨嘴皮子，以在社联刊物上发布广告作为赞助款的交换。公关部因此成为公认最能锻炼人，也最能和社会接轨的地方。虽然很能凸显个人能力，但能持续留下的人并不多。付成励“大一”就加入社联公关部，李乐去的稍晚一些。到了萧寒接手的时候，最初的10多个人已经减少到只剩3个，付成励和李乐都留了下来。萧寒当然明白拉赞助的难处，“每次能拉来一两百元就很高兴了，500元就顶了天了”。付成励一直显示出他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能力，他以自己的热情和幽默，总是能和周围的店主搞好关系，而且拉来过几笔大的赞助，算是名声在外。萧寒对付成励的第一印象也很深刻，“刚好赶上社团文化节的前期招标，这工作跟公关部无关，他是公关部唯一义务过去帮忙的，感觉很有能力很能张罗”。
在萧寒成为社联副主席之后，付成励也被任命为公关部部长，可任职没多久，就在2006年换届选举的时候被撤了下来。萧寒告诉我，这是因为领导层都感觉付成励“后来心思就不在公关部了”。可李乐一直替自己的好朋友觉得委屈，在她看来，付成励之所以被撤，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新任主席并不喜欢他”。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不喜欢做表面功夫的人”，他不喜欢写那些格式严谨页码颇多的计划书，但并不等于心思不在工作上，可这种随意在领导眼中更像是破坏规则。而且付成励很多时候也有些太随便，“社联开会的时候，还会穿拖鞋过去”。种种细节叠加，让李乐和公关部的其他人都清晰感觉到，“主席不喜欢付成励”，可让李乐惊讶的是，“只有付成励自己傻乎乎的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付成励还拿着手机跟李乐说，自己在跟主席发短信开玩笑，李乐“当时心里就很崩溃”，可又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提醒他。
被撤掉部长职务后，离开了社联的付成励义务做了许多事情，帮助李乐适应公关部的工作，甚至还会主动跑出去联系好赞助，然后通知李乐去接手。昌平校区的商家赞助到后来越来越难获得了，付成励后来需要坐车到市区才能发现新目标，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这功劳不能记在自己名下。这也让李乐始终觉得，付成励是那种最没有心机，也绝对不会算计别人的人。相反，他特别仗义，“能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去做”。还有同学见证了他的好人缘，“夸张到一次跟他一起横穿学校，他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手就没放下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小敬（化名）眼里，同班同学付成励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独生子女群体里，能像他这样总是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并不多。虽然在班级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大学三年下来，他不仅包揽了宿舍里所有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的活，而且“班上只要有同学生病，陪床的就一定是他”。
这种对于感情的真诚，单纯得未经污染，还有很多事例为证。比如“大一”第一学期，班里有同学夜里突然患病，被送到区医院，晚上他回来比较晚，听说之后执意要赶去医院，可宿舍楼下的大门也已经锁了，结果他从三楼跳窗出去赶到医院。早上5点同学醒来看见他趴在床边很惊讶，知道详情后感动得哭成泪人，这也是这个个头1.80米的男同学在大学里唯一一次流泪。李乐生病时也被付成励这样细致地照顾过，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母亲都很惊讶，“怎么还会有这么热心的人？”
端倪：少年心事
大学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迅速从指缝中溜走，今年9月份暑假过完，李乐和付成励都成了“大四”毕业生。这种标签般的身份，也意味着他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生的下一步，在众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李乐和小武一样，都选择读研，但付成励打算就业，考公务员。
从初中到高中，付成励的成绩在班级中一直都很拔尖，天津东丽区他就读的两中学，老师们能回忆起来的印象，符合所有好学生的标准，聪明好学，成绩好，爱运动，乐于助人。尤其在天津市第一百中学，高中的几次分班考试，付成励一直在实验班，成绩保持在年级前15名。不过进入大学之后，他自我评价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更看重社会实践，而不是功课。虽然成绩如今在大学里也成了个人隐私，不过因为关系好，李乐还是知道付成励的成绩很一般，“他不在乎分数，觉得只要能过就行”。
按照学校规定，“大三”暑假，学生们都要完成实习。他们有各种选择，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机构。付成励和小敬都选择了报社，今年7月到9月，他们一起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版暑期实习生有四五十人，统一由记者部主任管理，每周几次选题会后，就分成不同的合作团队完成采访。主任记得这两个学生，付成励“很积极，也很努力，奥运会期间领衔做过好几条大稿子，还发过海外版头条”，不过他对小敬印象更深刻，“更有悟性，表现更突出”。主任现在能回忆起付成励的，还有“这孩子不太懂事”，连带也就想起“他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很愣很愣”。
这种眼神可能在陌生人看来是冒犯，可在朋友眼里，付成励就是这样，“看人直勾勾的”，“做人也不加掩饰”。李乐说，付成励并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人，不能敏锐察觉朋友们的心事，就像他不能察觉自己不受社联领导喜欢一样。不过，假如直接挑明了告诉他自己遇到麻烦或者情绪不好，那他就会实心实意地送上关心。可当他决意要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太过排山倒海，有时候“真会让人觉得很有压力”。虽然会用夸张的语气抱怨一下付成励关心人时的用力过猛，但回忆起这些，李乐都会不自觉地笑，传递出她所感受到的温暖。
可李乐也觉得，热心的付成励并不是一个喜欢倾诉的人。也许是他总挂着招牌式的笑容，所以朋友们很多时候也会忘记，这个简单通透的人也会有心事。李乐意外发现过付成励的一次异常。某天上午，她也是突发奇想给付成励打电话，结果付成励说自己正在14楼。那是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最高的一栋主楼，14层已是顶层。李乐很讶异，赶紧追问，而付成励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奇怪，说自己在这里想些事情。李乐觉得不对劲，让他下来，不然自己就马上过去找他。结果付成励说不用了，约她在食堂见面，一起吃饭。李乐在10分钟内赶到约定的食堂，没多久，付成励也来了，看到她，依旧是招牌式的笑容，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今天你算是救了我一命”。李乐大惊，斥责他没事胡思乱想，付成励也没有过多的解释。再后来，两人的话题就在用餐中扯到了其他地方。
这异常李乐也仅发现过一次。后来的付成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古道热肠。“大四”开学之后大家各自为前途忙碌，只有他依旧那么公益，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就业信息，比如公务员招考之类及时发邮件或短信告诉朋友，怕他们错过了。朋友们不会写求职履历，他甚至还会帮着做一个模板，给别人参考。李乐很努力想回忆起这个时间，但记忆还是像碎片一样很难缀联起来，更何况这一天前后都那么普通。仔细想了又想，她只记得是在今年夏天，“5月份他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到7月份去实习之前的某一天”。
成长：初恋的忧伤
爱情就和专业课一样，差不多也成了大学里的必修课。这是个甜蜜而又让人困扰的话题。从女生的角度，李乐抱怨昌平校区里男女比例过于失调，以至于“姐弟恋”在政法校园里成了传统。同样从女生的角度，她注意到热情的付成励其实是一个感情上很羞涩的人。“他可以主动交很多朋友，但如果让他去追一个女生，他绝对不会主动。”她也疑惑地问过付成励，得到的解释很青涩，似乎是付成励以前有心仪的女生，主动试探时候遭到拒绝，此后就很退缩，害怕再被拒绝。
羞涩的付成励还是恋爱了，初恋，时间是2007年。女孩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保送研究生，比他大了近3岁，成绩非常好。恋爱后付成励和李乐的联系一度变得少了，她因此也取笑过他，“甜蜜起来就忘记了朋友”。据李乐所知，付成励和女孩是经朋友介绍的，“认识的时候对方已经是研究生了”。李乐强调这段感情“是女孩主动的”，女孩喜欢叫付成励“弟弟”，也会发来短信说“想弟弟了”。付成励会拿给李乐看，证明女孩已经喜欢上他。可李乐会泼冷水，提醒他“对方也许只是把你当弟弟”。付成励不这么觉得，他举出更亲密的例子，某天女孩送他乘公共汽车回昌平，在车站的时候“亲了他的脸一下”，李乐也就不再打击他。中国政法大学分成蓟门桥和昌平两个校区，研究生在蓟门桥，这段恋爱谈得有些辛苦，李乐说付成励“经常要跑到市区去，路上要花近1小时，很多时候一个星期也见不到女朋友一次”。或许也因为如此，朋友中见过这女孩的并不多，女孩有时候也会过来昌平校区，和付成励的室友们吃过饭；而付成励去蓟门桥校区的时候，也见过女孩的一些朋友。
作为好朋友的李乐并没能见过这个女孩。有一次，付成励特意带她去跟女孩吃饭，两人坐车从昌平赶到蓟门桥，原本已经说好了，可等他们到了，女孩怎么也不肯下楼，“就说自己累了，不想下来了，也不让付成励把带给她的东西送到宿舍，说放在楼下传达室就可以了”。李乐因此觉得这个女孩性格有些奇怪。面对这种冷遇，付成励却不介意，李乐只好自己分析，“也许他已经习惯了”。李乐还见过晚上付成励在网上和女朋友聊天，经常是“他在不停地说，可他女朋友偶尔才回应两句，等付成励不说话了，就说早点休息吧，还发来一个笑脸，让人很崩溃”。这段感情，至少在李乐看来，和自己理解的恋爱太不一样。
而更多隐情，她也是在今年初两个人闹分手的时候，才有更深的了解。不善于倾诉的付成励还是选择了向李乐诉说部分心事，这心事过于隐秘，以至于李乐也觉得，付成励之所以会说，实在是因为内心太过困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女朋友，对方才肯接受”。李乐听来的故事，带着伤痛。女孩是法学院的，初入大学不久，还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她被程春明老师所吸引，“和程老师发生过关系”。从时间上推算，那是2003年左右，那时候的程春明还在第一段婚姻里，或者说第一段婚姻的尾声。这段师生纠葛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两人后来也分开了，但这段经历让女孩陷入了某种心理上的困境。虽然她并未因此恨程春明，但此后也没有交过男朋友，付成励是她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李乐无法确认这故事的真实性，她只是听到付成励的转述。但她从女性的角度，觉得不可能是编出来的，“没有女生愿意这样抹黑自己”。
付成励是一个在感情上很传统的人，他当然被这隐秘的往事所震撼。可他的回应并不是放弃，而是“一定要娶这个女孩”。李乐后来才知道，付成励听过女朋友的倾诉后，2007年的国庆长假，迅速把女孩带回了天津的家，告知父母，这就是自己未来要娶的人。李乐也疑惑于付成励的举动。可付成励执著地认为，既然女朋友连这么隐秘的往事都告诉了他，证明了对他的信任，自己因此“必须肩负起责任，一定要娶她”。这逻辑也让李乐“很崩溃”，她劝过付成励，也许对方未见得需要他承担这个责任，可付成励执拗地认为，“不承担责任就不算个男人”。
可在付成励的描述中，女孩的反应更让李乐疑惑。女孩那一方的情感在直线降温，“说出往事以后，付成励对她越来越好，可她反而越来越冷淡，到后来基本上就不搭理付成励了”。
伤痛：撕裂的青春
付成励的家在天津东丽区的一个小村庄。东丽是天津外环线外的郊区，从天津到塘沽的津塘公路和轻轨并行，从村里穿过，把村庄分隔成南北两半。便利的交通条件，也让这里成为东丽经济开发区所在，土地已经被大规模征用，林立的厂房也吸引来许多外地打工者，村里人不再靠土地谋生，而是寻找与开发区相关的副业。
付成励的父亲十几年前就从黑龙江来了东丽，他有一门修车的手艺活，也靠这个在天津扎下根来。付成励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随母亲从黑龙江逊克农场一起来了天津。网名叫“东京冬天”的小学同学还记得，付家刚来时候，家庭条件很不好，“一开始我家里人还不叫我和他玩”。可后来，付成励的爱学习和乖巧迅速赢得了邻居们的喜欢，家长言语间就变成“你学学人家孩子”。付家陆续搬过几次，大约在2000年付成励读初二的时候，搬到了现在的村子。这对夫妻留给村里人的印象是“朴实、本分”，夫妻俩凭借自己的勤劳2000年前后也在村里买下了一处平房。早年村里的平房可以买卖，房子不大，花了大约5万多元。村里常见的四合院式建筑，院墙围起来，进院门正对着的是一个“福”字照壁，绕过照壁就是主屋，三间房子，全部加起来不过30平方米。进门是客厅，左右两侧分别是付成励和父母的房间。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样，房子里没有单独的浴室和卫生间，公厕在离他家不远的村口，风过，异味刺鼻。
买房置业后，付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紧张。父亲依旧在厂里修车，而母亲换过很多工作，“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打过三份工”。至于付成励，转到村里初中之后，成绩依旧很好，他爱踢足球，也迅速融入了新环境。2003年中考时候，考上了东丽区第一百中学，这也是东丽区最好的一所中学，面向全市招生，能从村初中考过来的，每年不超过10个。2006年之前，第一百中学可以招收外地生源，叫做借读生，但学费高昂，每年要1.5万元。付成励虽然跟随父母到了天津，但他的户口还在逊克。他的求学，和许多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一样，有各种门槛。但付成励很争气，几乎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从3000元到5000元不等，这也是校方为优秀借读生缓解学费压力的一种举措。
高中时期的付成励人缘一如既往地好，他也符合了家长们所有的期待，“孝顺、懂事，听话，学习好”。当付成励2005年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邻居们都不觉得意外。大学的学费比高中时的借读费少多了，付家的家境也开始逐渐有了起色。大约在付成励上大学之后，付家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挨着院墙，在院子里修起了4间豆腐块般的平房。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外来打工者越来越多，这些简陋的房间可以按每月100元的价格租出去。只是依旧没有独立的浴室和厕所。他的母亲也不必那么辛劳了，现在固定在一个肉类加工厂里打工，帮工人们做饭。村里人原本也觉着，还有一年付成励就毕业了，辛劳的父母看起来可以享享儿子的福了。
村里也有人去年国庆节见过付成励带了一个女孩回家，付成励个头1.75米，白净瘦弱，女孩比他矮，看起来很斯文。女孩在付家待了一两天，后来邻居还在和付成励母亲闲聊的时候问到过这事。付家只有这一个孩子，他的母亲一直以他为荣，也会和邻居们分享他的成长点滴，比如去报社实习，比如打算考公务员，交女朋友的事当然也不例外。根据邻居的说法，母亲对付成励的恋爱态度比较犹豫，听说是女孩家境很好，父母在司法系统，她因此担心因为家境过于悬殊，付成励很可能被对方的家庭所嫌弃。只是父母也知道这是儿子的初恋，他们因此并不是过于担心，年轻也意味着充满变数。
可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儿子的感情其实很不顺利。李乐说，按照付成励的说法，他对那女孩越好，女孩越觉得有压力，屡次提出分手，说自己配不上付成励。3月份时候两人就闹过分手，李乐劝他试试把感情降温，不要对那女孩太好，也许对方就不会太有压力，或者干脆分手。李乐也知道付成励的关心常常用力过猛，在朋友的角度都会觉得受不了。可付成励不这么想，他觉得“她已经受过那么大的伤害，假如我要是对她不好，就会让她觉得我嫌弃她”，更谈不上主动和女孩分手。
可今年5月的某个晚上，李乐接到付成励的电话，说他和女朋友终于还是分手了。电话里，付成励很郁闷，说女孩求他放过自己，他只能放手了。虽然在李乐看来，这分手更像是必然，但她还是耐心地劝慰付成励。说出这段隐秘的故事对李乐来说并不容易，她在描述时尽量保持中立和克制，只转述自己听到的，并不妄加猜测，也不做过分的评论。她甚至还会看着我的眼睛，很真诚地要求我，“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个女孩不好的话？”她说，付成励很在乎这个女孩，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她。
虽然李乐与付成励有过如此密切的交谈，但她还是无法梳理出那天晚上付成励行凶的动因。毕竟对程春明的厌恶，付成励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有了。付成励并不认识程春明，也没有选过他的课，可在听过女孩的故事后，就对这个名字生出了本能的厌恶，李乐也受了一些影响。付成励觉得，虽然是多年前的往事，可这事情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女朋友，而程春明作为成年人，作为老师，行为上有不道德的地方。李乐劝过他不要过于在意，毕竟是以前的事，何况女孩自己都不恨程春明了，可付成励坚持认为程春明“做了不好事情，就是坏人”。
凶案发生的时候，李乐在市区上辅导课，晚上才从朋友的短信中获知，听到遇难老师是程春明，“心里当时就愣了一下”，她马上给付成励打手机，关机。发短信，没有回复。到了深夜23点，最终确认了行凶者就是付成励，当晚一夜不眠。第二天下午男朋友陪她回了昌平校区，校园的拓荒牛塑像前摆满了祭奠的鲜花和卡片，只有一张是给付成励的，让他“坚强地活下去”。李乐说，她想了好几天，觉得付成励太傻了。这场剧变也让她明白，“这世界并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还有很多是灰色的”。成年人世界里的普世原则，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却是在撕裂般的疼痛中才领悟。
李乐和付成励的其他朋友一样，陷入了双重的悲伤和困惑。逝去的程老师，就算曾经有过错，也错不致罪，而付成励，面对未来司法审判，也许要面临漫长的牢狱之灾，他的青春已经戛然而止。还有程春明的妻子，李乐说起来的时候，会陷入沉默，“我们后来才知道程老师又再婚了，妻子正怀着5个月的身孕，怎么可以宝宝一出生就没了爸爸？”付成励的父母在出事以后连夜赶往北京，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宾馆，后来去宿舍收拾付成励的行李时，有同学见到过，那场面让他们至今心酸：“他妈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脸上一直保持着笑容，没有当着同学们掉一滴泪，还安慰来送行的同学说，你们都要好好的，好好学习。”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的大部分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也隐去了部分地名。实习记者徐菁菁对本文亦有帮助）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