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今日中国乡村交通的变化，最值得回味的是胡适先生写在1927年的一段话，“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这真是一个摩托车（注：胡适说的摩托车包括汽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送进城。”（胡适，《漫游的感想》）

上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看到的情景，如今的中国乡村已经隐约可见，尽管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子上的国家”，也没有“轮子上的乡村”。

先说说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与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发生一起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至少有十几位农民中毒死亡。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蹬着顶篷三轮车的车夫。在当地，人们把这些用尽脚力的“的士”称作“蹬士”，也有人称之为“肉的”，大概是笑话这种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关于蹬士，在一部描写当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我读到这样一段对白：“公司垮了，我俩的退休工资上哪儿拿？现今公司的好多职工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得下乡割禾，上街骑蹬士，都走到人生尽头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领一旦走到了“穷途末路”，要么下乡种地当“无领农民”，要么上街跑步前进赛骆驼祥子。对于这种逻辑，相信许多熟悉中国城乡分治与隔离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对于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为人力车出卖自己的“人力资源”，可能只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赶巧，在那次采访过程中我遇见了几年前九江抗洪时的新闻人物杨平英，当时她正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孩为误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号称“固若金汤”最终泡汤的九江长江大堤称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杨平英因为怀抱两个得了佝偻病的双胞胎女婴站在大堤上成了新闻媒体救助的对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复常态，杨平英把自己的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县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当“蹬士”。

一位车夫曾经和我谈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两千辆顶篷车。蹬车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乡村的农民和本县的下岗工人，他们早上6点钟出门，一直蹬到晚上10点左右，平均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老实说，对于人力车这种谋生方式，在感情与理智上我一直难以接受。霍布斯说人类为避免“人对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国家，在我看来，东方的“道德人力车”却让人进入了“人对人是牛马”的时代。我虽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远坐在车上，有人只配当牛作马往前跑么？而以此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车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当我再次路过涂家埠时，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车夫。和过去一样，这里依旧“蹬士”满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车以外，现在还有不少摩托车和小汽车。在当地，靠“拼车”揽活的小汽车更像是小公交，它沿着县城的主要道路来来往往，通票两元，随时有乘客上下。

面对如此人车混杂的场景，恍惚之间我仿佛走进了历史。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就像胡适当年在哈尔滨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线”，那里既有摩托车，又有人力车，“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以东方的人力车文明为参照，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赞不绝口：“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似乎在胡适看来，能够和游泳一样协调人体四肢的就只有开车了。

当然，“摩托车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摩托车文明”同样可能导致“装甲车不文明”———世界各国因为抢石油而单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而易见，胡适在这里着力批评的是东方的“膝盖上的文明”（人对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适在文中流露的纯真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我想只有正在初恋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整体而言，胡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栗栗危惧”、半盘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所谓“半盘接受”，是因为只接受了“摩托车”）。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忆早年在北京时经常开摩托车在长安街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事实上，刚开始胡适也不太敢坐知识分子开的车，担心他们像哈里•波特一样天马行空，在开车时思考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坐了几次后胡适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教授自从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纪初的中国，汽车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车文明”在中国攻城略地，城市被汽车占领，而乡村则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车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难行的街道和晚间拥堵不堪的小区见证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像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乡村正在由“自行车王国”变成“摩托车王国”。由于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车不断降价，摩托车开始上山下乡，希望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从2001年南昌“限摩”以来，当地的摩托车经销商们纷纷把“战场”转向乡村。就这样，乡下孩子们过去只有在放露天电影时才能闻到的汽油味如今四处流溢，终年不绝，早已不复当年芬芳。

谈到摩托车下乡对生活的改变，有农民骄傲地说：“现在出门种田，只要一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地里。真没想到，我们当农民的也能享受到这份‘潇洒’。”尽管年轻人偶尔会骑摩托兜风，但在乡下摩托被赋予一种“求真务实”的朴实性格。它没有《摩托车日记》里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样在美国成为汇集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象征，成为时尚男人胯下凶猛的钢铁动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摩托车不过是种兼具助力与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帮手。2008年12月有则新闻说，重庆10位农民工因在东莞打工的工厂老板跑了，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只好将厂里已报废的十辆三轮摩托车改装成“大篷车”，带着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踏上了返乡之旅。由于车况不好，这群“中国吉卜赛”从东莞到重庆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难理解，在交通闭塞、公共设施匮乏的乡村，摩托车同样是农民赖以自救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农民的“赚钱机器”。就像县城里有人力车夫一样，在一些通向五里三乡的关键路口常常会有摩托车在那里守候行人。不过这一次，当我像往年一样，在熟悉的三岔路口叫停巴士并且准备坐摩托回家时，发现自己彻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摩托车来，直到后来在路边的村子里发现泊着一辆破旧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时“摩的”稀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不是年关，而且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客源少；二是因为摩托不安全，在当地出了不少车祸，一些做载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换了小型面包车。

“西弗吉尼亚，大山妈妈，带我回家，乡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了。我坐的是辆黑色的桑塔那，据司机说是从上海买来的报废出租车。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车内无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衬托出这车是可以暴走乡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连下了几天雨，正在翻修的乡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泞，最后司机在我的建议下走了山间另一条大路。不得不说，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来乡村荒芜，草木茂盛，这条大路也像关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样沦陷在枝条与茅草之中。好在司机没有退缩，开着他的坦克继续勇往直前，半压着灌木前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虽然这里没有一只恐龙。有趣的是司机，虽然手忙脚乱，仍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见过豹子下河喝水，吓得没命地跑了。在这寂静的山林，尽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动物的。

穿出丛林，拐了几道弯，坐着“山寨”版坦克，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江南乡下。愿这里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