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事件激起了众怒，眼见邓贵大这帮垃圾在共产党治下的和谐土地上如此作恶多端，正常人的肺不被气炸，那才奇了怪呢。据说，左派和右派也捐弃前嫌，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目标直指腐败官吏。于是有人告诉我：谁说左派和右派没有共识？右派中还是有不乏正义感的“好兄弟”嘛！　　

官吏的确已经腐败不堪，说他们“不可救药”，也不为过——这几天晚上，看成都电视台暴光荷花池街道办下辖互助路农贸市场的城管组长覃定国，公然敲诈勒索商家，强行收取保护费，气焰之嚣张，手段之无耻，面目之可憎，影响之恶劣，令我对这堆腐烂的垃圾很难再抱什么希望。　　

难道左派和右派真的有什么共识吗？面对腐败公行，虽然大家的血压都会升高，但左派和右派其实不可能有真正的共识：左派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私有制，右派的目标是要维护资本私有制——两者水火不相容，谈何共识？　　

可是，为什么在邓玉娇事件中，左派和右派却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呢？只有马克思能回答这个问题。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经济基础是什么？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什么？就是政府和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就必然生长出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毛泽东的话说：“也就是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第四部分）　　

在资本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生长出多党制的上层建筑，并非官府里的那帮家伙有多么“高尚”，而是另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私有制经济是自私自利的小人经济，建立在“小人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决非什么“君子政府”，而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政府”。你别指望“小人政府”里的那帮家伙是“雷峰”，是“焦裕禄”，是“孔繁森”。为了限制小人政府的“做恶”不至于“多端”，小人经济不得不搞“多党制”，让一群小人代替一个小人。可笑的是，主流学界把多党制美化成一幅人类政治生活无比高尚的图画，好像多党制天然就承载了人类多么伟大的正义似的。其实，多党制的实质就是一群小人互相PK、互相折腾。让一群小人在议会里互相打斗、互相制约，总比让没有制约的一个小人在那里自娱自乐、飞扬跋扈，其危害或许要小一点点。也只有这样，蝇营狗苟的“小人政府”才不至于把自私自利的“小人经济”给折腾完完。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同样有其必然性。公有制经济是倡导集体主义的君子经济，建立在“君子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虽然其中也难免有“小人”，但整体上看，本质上还是“君子政府”。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时代，“焦裕禄”能够成为民众心中公仆的标准形象。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由共产党掌控的“君子政府”来执政，既有可能，也是必要的：要想维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决不能搞几个精英作秀的“多党制”，决不能让一群小人合法地去围剿、折腾“君子政府”，而只能实行“君子政府”治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所谓的“多党”竞选制下，再能干的“君子政府”恐怕都不是小人的对手（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劣币逐良币”的现实，就是明证），其结果难免是“小人上天，红旗落地”——当然，“君子政府”肯定需要民主和监督，但这决不是小人政府搞的“金钱民主”、“精英民主”，其中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容另文讨论。　　

改革30年来，建国60年后，中国的基本国情可以概括成两点：（1）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私有化了；（2）上层建筑仍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实是极不“和谐”的：一方面，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呼唤多党制的上层建筑，以使其维护私有制经济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上层建筑却要求恢复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以使其能与之相适应。　　

在理论上，上述两种互相对立的诉求同时并存于中国改革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之内，居然长期“相安无事”，这的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创新；但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表面的“相安无事”似乎越来越不能维持内在的张力：呼唤多党制的诉求越来越强势，而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诉求却越来越微弱。　　

右派看到了两者的冲突，猴急猴急地打出了多党制的旗帜。右派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为资本私有制张伞开道。只不过他们暂时还不敢公开这个目的，于是就拿什么“宪政”呵、“政治体制改革”呵、“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呵，来忽悠民众。　　

面对上层建筑的腐败，左派的切肤之痛其实远甚于右派。可是悲愤的左派大多只能就事论事，主张严刑竣法，或者寄希望于一场政治运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挽救共产党于狂澜既倒。可是不知他们是否明白，如果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靠什么来保障？ 　　

不少左派开始与时俱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多党制的主张，以为这样即使不能拯救共产党，也可以用“特色”的名义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拯救了“主义”，但拯救的决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逼退了公有制，多党制取代了共产党执政，还侈谈什么社会主义？这哪里是拯救社会主义，这是在为社会主义的死亡举行政治上的葬礼。　　

当然，我的上述判断与官方的认识有很大出入，按理说我应当与官方的说法保持一致，可问题在于：　　

——要维持经济上的资本私有制，就很可能催生出政治上的多党制，因为对于私有制经济而言，一党制毕竟不利于私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因为没有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曾经说，当代资本主义遇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透支，还是消费？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我要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也遇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改变经济基础，还是改变上层建筑？”这同样是一个问题。　　

从理论上讲，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也正是清醒的左派殚精竭虑想要完成的使命；但是就现实情况看，上层建筑被彻底改变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如果后者成为现实，其实现途径将有两种：一是和平演变，上层建筑的内涵与共产党的性质渐行渐远；二是暴力冲突，一夜之间城头变换大王旗。　　

第一条途径想必人们正在感同身受，无须赘言；第二条途径前苏联已经上演过一次，至于中国是否重蹈覆辙，虽然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天晓得”，但并非绝无可能。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失衡达到临界点时，某一突发事件将引爆二者的紧张关系，导致街头政治、社会动乱、群雄并起、党派林立，最终可能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不论是“和平演变”还是“暴力冲突”，这种变化已经越来越真切，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清晰，不需要多么敏锐的心灵，人们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了。于是，我们听见右派在叫嚣：“‘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由少数人，一个党甚至一个人对大多数人实行专政”；同时，我们也看见左派在迷茫：“左派该以什么争取群众？”（ pioneer：《致水火同志》）　　

问题是，很多人还没有看清楚这种变化背后的真正含义，所以才会产生左派和右派可以结盟的幻觉。真正的左派当然是不会上当的，最近看见决战写的一篇文章，颇有同感，看来当今中国并非全然是“众人皆醉无人醒”的状况，容我摘录于下（决战：《毛泽东，一个伟大的医学家？》）：　　

骂官现象很严重，而对资本思考的却很少。事实上，钱，即资本才是操纵者，没有资本的合理合法，官员也不会垂涎三尺，没有资本的金钱诱惑，官员也很难腐败。没有资本成为亿万富翁，一些国企厂长有何苦把企业搞瘫然后MBO？　　

MBO是什么？就是变资本家，变资本家保险，官员贪污是犯罪，资本家给工人发多少钱都是合法的。　　

病理机制是很奇怪诡异的，贪官污吏无疑要反，但根源还是资本剥削，把官员都驯服成绵羊就解决问题了？变成谁的绵羊，是资本的绵羊，还是人民的绵羊？经济危机表明，资本家非常腐败，纽约老鸨的清单表明，资本主义的高官和经理都吃喝嫖赌。但他们却是合法的，甚至是某些人的演变目标。　　

在资本主义国家，娼妓制度合法，剥削合法，用钱勾引女人合法，难道不是腐败？怪异啊！　　

决战所言极是。官员是上层建筑，资本是经济基础。如此上层建筑，不过是现实经济基础的必然结果罢了。倘若以为腐败都是上层建筑惹的祸，全然与经济基础无关，岂不怪异乎？　　

不独决战，其实，pioneer 也洞见到了这些变化的要害所在，他说（ pioneer：《致水火同志》）：　　

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群众一定会跟着左派走。这一次的“左、右一致”口号就是右派先喊出来的，这是他们“联合左派，打倒政府”策略的一次实践。在这个事件上即使左派不被他们挟持，届时又有哪个左派能站在走上街头的邓玉娇的亲人和群众的对面？　

难怪有人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正因为洞见到了，所以才会迷茫。就近期而言，我对未来也是茫然的，这种“茫然”使我内心常常有“拔凉、拔凉”的感觉。　　

改变经济基础，还是改变上层建筑？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呵！　　

然而，诚如pioneer引用鲁迅的那句话，鲁迅当年不仅也有这种“拔凉、拔凉”的感觉，而且更不缺乏对未来的希望：“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我坚信“前途是光明的”。因为不论“改变”的是什么，有一种“改变”却是无法改变的：来自生产力发展的压力正在为资本私有制的灭亡开辟道路，另一个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　2009-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