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姣案”的原律师夏霖、夏楠会见邓后，情绪失控并当众哭泣，表示发现了邓涉嫌遭性侵犯的证据，还呼吁司法鉴定部门帮助解决技术难题。高一飞教授指责两位律师“缺乏作为律师基本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东方早报》5月26日）。

高教授说两位律师“缺乏作为律师的应有形象”，因为他们不够“冷静、坚定、理性、客观”。这话似乎有理，但“冷静、坚定”的形象难道意味着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不能流泪甚至哭泣吗？国内外的律师规范中都没有这样的要求。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律和法律人有一种误解，认为他们应是冷冰冰的，甚至认为法律人应是“冷血动物”，不能轻易流露自己的情感。然而别忘了，法律必须体现人世间最纯朴的情感，法律人必须具有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由于法律是关乎正义的规则，法律人不仅不应当是冷血动物，反而应当有超乎常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这种情感通常通过人体的重要器官——泪腺表达出来，尤其是当一个人感到无助和极度不公正的时候。

正是由于感觉到邓可能蒙受冤屈，正是由于感觉到为邓伸张正义极为艰难，两位律师才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腺。这何错之有？更何况，他们的哭泣不是发生在会见邓的过程中，也不是在收集证据或者参加庭审之时。熟悉西方法治史的人都知道，在司法黑暗的时代，律师在法庭上含泪辩护的情况并不鲜见，因为当时捍卫正义也是“难于上青天”。今天，由于那里实现了司法公正，律师不再有无助的感觉，因而不必哭泣。

同时，高教授指责律师们“缺乏基本的证据学常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声称“稍有常识就知道，内衣内裤根本就不可能留下什么‘指纹’，至于暗示还有指纹以外的‘其他物证’，则更加缺乏以事实和法律为根据的精神。”这种指责同样无理。首先，两位律师并未断定内衣内裤上一定会留下“指纹”，因而使用了选择性连词“或（其他无证）”。其次，高教授声称的“证据学常识”不知来自何处，竟敢断定内衣内裤“根本就不可能”留下指纹。能否在内衣内裤上留下指纹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衣物的质料、接触的情形等。使用“根本不可能”这样的绝对化表达，不是一个严谨法律人的应有态度。再次，说两位律师“其他物证”的暗示“缺乏以事实和法律为根据的精神”，更是无稽之谈。两位律师亲自会见过邓，难道不比高教授知道更多的“事实”；暗示“其他物证”的做法，背离了何种“法律”？

高教授还批评两位律师“缺乏证据鉴定程序的常识”，说鉴定人员“应当保持消极、中立的立场，必须以他人书面申请为前提才能进行鉴定，现在律师居然以这种形式发出求助，违背了基本程序。”这种批评也站不住脚。第一，两位律师的呼吁难道破坏了鉴定人员“消极、中立的立场”？律师的呼吁与鉴定人员能否保持消极、中立的立场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第二，律师的呼吁固然不能替代书面申请，但没有人要求鉴定人员必须理会他们的呼吁。第三，律师的呼吁根本就没有引来鉴定人员的“受理”或者“答复”，也根本没有进入任何鉴定程序，怎么能说“违背了基本程序”呢？“程序”尚未开始，谈何“违背”？

此外，高教授指谪两位律师“自己出了名，客观上却‘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首先，不知高教授说律师“自己出了名”是什么意思？难道意旨律师们代理此案的目的是为了“出名”？若果真如此，不过诛心之论耳。其次，针对律师“与她交谈过程中……一点也看不出她有精神异常”的表达，高教授责难其“帮助侦查机关发言，主动证实犯罪嫌疑人精神正常、符合犯罪主体，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律师们只是说在跟邓交谈的时间段里，看不出她精神异常，从来没说过邓是否有法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怎么能算“主动证实犯罪嫌疑人精神正常、符合犯罪主体”？况且，两位律师也许要用涉嫌强奸和正当防卫的思路进行无罪辩护，邓精神正常与否于此并不重要。若律师们致力于无罪辩护，怎么能说“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不能不说，高教授对两位律师的批评看似很专业，实则毫无道理。

说到这里，有必要扯得远一点儿。在我看来，中国今天的法学家大多没资格批评和指责律师，尽管律师界良莠不齐。过去几年来，中国民间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律师群体的兴起。至少自“孙志刚事件”以来，一批富有正义感并身体力行的律师脱颖而出，他们不畏权贵、奋力抗争，为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奔走呼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维权运动。在“孙大午案”、“陈光诚案”、“杨佳案”等重大案件中，律师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挑战权力和恶法，捍卫正义和自由，为这个权利时常遭受践踏的社会点燃了一盏明灯。

再看看我们的法学家群体，除了少数具有良知的学者（贺卫方先生等）之外，几乎是“全军覆没”——集体堕落。面对权力和金钱的双重诱惑，法学家们几乎彻底丧失了良知和正义感，丧失了为自由和权利而奋斗的理想，沦为一帮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沦为一帮压制机器的帮凶，沦为一帮分赃团伙的喽罗。即使出现几个颇有秉赋者，也很快堕为弗朗西斯•培根式有才无德的家伙。这样不堪的一个群体，哪有资格对那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的律师们指手画脚？！

法学家们，请向那些怀抱理想并“为权利而斗争”（耶林语）的律师们学习吧。否则的话，你们不仅会葬送自己的前程，而且还会葬送下一代——这很可能毁灭中国的法治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