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和《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相继出版，是很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民国时代的北大教授，其实就是整个中国政学两界的一个缩影。

张耀杰多年来关于政学两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的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

按照胡适的观点，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新文化运动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给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道路。他在30年代和60年代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现在看来，胡适确实是一位先知先觉，中国社会在这几十年里走了很长的一条弯路。尽管胡适自己也同样走过一小段弯路。

我现在认为，不仅要分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不仅要质疑五四运动，还要进一步拷问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路线对错。对于胡适所维护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怎么看？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块东西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就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变化现在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尽管有人对于白话文运动也持批判态度，但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返回白话文运动之前，再重新复兴文言文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给中国文化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鼓吹妇女解放、社会平等、健全的个人主义，在这些方面也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从梁启超说起，一个说法是从陈独秀、胡适说起。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从梁启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较合适的。到一部分北大教授及其《新青年》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走偏，也就是跟着当时国际思想界最时髦的过分强调文化和文化主义的潮流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跟日本学的，不是直接跟欧洲学的。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把“文明”一词引入日语，而到了大正年间，“文化”一词开始在日本走俏。桑本严翼发表过一篇名为《文化主义》的演讲，他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这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又被中国人拿了过来。《新青年》时期极力否定代议制民主的陈独秀，晚年对于自己的路径选择曾经有过批判性反思。胡适在60年代对于《新青年》同人的重文化轻制度、重破坏轻建设的极端态度，也是有过深刻反思的。要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需要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思想层面的共同努力。

胡适从来不把梁启超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但是，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之后误入歧途的文化观点与政治观点，倒是与当年的胡适有诸多契合之处。梁启超去欧洲转了一圈之后，在1920年的《改造》发刊词里明确表示代议政治过时了，要寻求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张君劢、张东荪也认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有过中国思想史上的这种曲折反复，李慎之才说顾准是大陆中国50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与世界级的大思想家相比，顾准确实没有太多的原创性思想。但是，作为大陆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他是最明确地肯定代议制民主政治的，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

1933年胡适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梁启超等人早年在日本提倡宪政民主的时候，“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到胡适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专一的信仰崇拜”不存在了，用“中国本位文化派”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

应该说，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胡适所说的“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中国政学两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尽管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十分缓慢，当今中国社会的大方向毕竟是已经开始扭转了，这一点是需要充分肯定的。张耀杰笔下所描绘的政学两界的民国往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路径选择。

（《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文汇出版社，2008年8月。《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文载《湘声报》2009年4月24日，发表时有部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