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上,疑古和反疑古两种思潮的较量和消长十分引人注目。以古史辨派为主力的疑古派曾以极强劲的势头,将几千年来构筑的古史系统冲击得七零八落,其中尤以先秦为最。先秦的文化典籍是中国古史系统和原创性思想学说的主要载体,因而也是古史辨派的主攻方向,其冲击波所到之处,这些传世典籍几乎都难脱伪书的嫌疑,区别只是伪的程度不同而已。应该承认,古史辨派是传统学术中的疑古风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辨伪工作意义重大,对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毕竟是疑古过勇,打击面过宽。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古代文化赖以安身立命的传世典籍的可信度急剧下滑,很多人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学术研究也一度出现混乱,其负面影响至今也未能完全消除。
伴随着来势汹涌的疑古思潮,逆流而动的反疑古或疑疑古思潮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这两股针锋相对的思潮的争鸣较量成为了那一时代学术界的一道独特而耀目的景观。同退潮较快的疑古思潮相比,后者表现出了更为坚忍的力量和更为长久的持续性。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和研究结果不断地提供了有利于反疑古学者的强力证据,这些新材料证明,当年疑古派的很多结论都是有问题的,被他们判定为伪书的很多传世典籍其实并不伪。当今,以“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口号为代表的新一轮反疑古思潮十分活跃,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于是,为历史上被判为伪书的古籍“辨诬”的研究工作遂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学术前沿。近年来,对所谓伪书的重新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但古史辨派的结论被推倒重来,而且一些自古以来就被判定为伪书的传世古籍也有了摘掉赝品帽子的机会。然而,综观近年来这些新的进展和新的成果,大都是一些专题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某一部古籍,而不是对传世古籍的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人们始终在期待着上演重头戏的大部头专门著作的出现。最近,人们的期待终于有了结果,久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一书闻名学界的刘建国教授推出了新著《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7 月出版)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先秦伪书辨正》一书积作者20 年之功力和心血,对先秦共49 部所谓伪书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细考辨,对涉及的所有疑点逐一分析讨论,以求论证这些古籍的真实可靠。这49 部所谓伪书(以诸子书为主体) 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传世先秦典籍,其中有的被疑古派认定是全伪,有的仅是个别内容被提出有疑点。这些典籍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风雨,能够流传至今已经是幸运了,出现个别窜乱、增益和疑点当属正常现象,本可不必因此作为伪书加以讨论,但作者还是将它们列入了讨论的范围,因而该书可以说是站在反疑古的立场上对先秦传世典籍的一次普查,其全面性堪称迄今所有相关著作之最。作者试图打开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告诉读者其中的文化典籍都是可以信赖和放心使用的,而这些典籍中有很多是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被排斥在可用的史料之外的。笔者认为,如果这些传世典籍能够得到放心的、充分的利用,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们因缺乏史料而捉襟见肘的尴尬,为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契机,极大地推进先秦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对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为传世古籍辨明真伪是一项极为严肃、长期和困难的工作,不是几个人和几部著作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更扎实、更严谨、更艰苦的研究。《先秦伪书辨正》的面世,可以说是该研究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作者在对这49 部典籍进行具体讨论之前,首先阐述了伪书辨正工作的方法,作为全书写作之指导思想:其一,追根溯源,普查疑古者的著作及其根据;其二,通读史目,确立伪书辨正的外证;其三,精读原著,揭示真书的内证;其四,利用文物,直证真书非伪。凡此四种,可以说是揭橥了该项研究工作的通用的、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尤以第一种方法最为根本,作者用力也最多,同时也是全书的重点和主要学术价值之所在。由于从事的专业领域的关系,笔者的目光也首先被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所吸引。关于这一方法,作者指出:“我们要想将伪书经重新考证辨正为真书,必须从伪书观点的来源和根据入手,方能得其门而入。所以伪书辨正工作首先要普查疑古者的著作及其认为伪书的根据,没有这一方法和过程,伪书辨正就无从谈起。”辨伪和反辨伪作为对立的双方,对反方的论据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而不是回避,应当说是必须如此且只能如此的。然而在当下的学术界,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对方的论据反驳起来难度大的缘故吧,有的学者既要反驳辨伪者的观点,却又总是避开对方的主要论据,发一些不痛不痒的空洞议论。这种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方法显然不能给对方以真正有力的回击,无法证明该书不伪。例如《尹文子》一书,自明代起就有人怀疑其为伪书,古史辨派学者唐钺、罗根泽更是举出了多达32 条证据论证其确系伪书,而时下有的学者对为《尹文子》翻案兴致很高,对唐、罗的辨伪文章也熟知,但令人奇怪的是,却完全避开了唐、罗二人提出的所有证据不谈,只是反复申说《尹文子》“其书流传有序”、“打着鲜明的战国印记”、“有道家黄老学说的浓厚色彩”等,并特别指出:这样的书“离开了当时稷下之学的特定环境,后人想伪造,也是伪造不出来的”。[1]应该说,这样的论证充其量也只是《先秦伪书辨正》作者所说的“外证”,虽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回避了关键的论据,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与实质,总体上来看是一种失败的论证。而《先秦伪书辨正》却不是这样,该书的第四十章《〈尹文子〉伪书辨正》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论证《尹文子》不伪,其主体部分就是对唐钺《尹文和〈尹文子〉》[2]一文提出的共十项理由的逐项反驳。作者用翔实的材料和缜密的考辨,证明了唐氏的论据都是不能成立的,对《尹文子》不伪做出了迄今所见最强有力的论证。不过遗憾也是有的,那就是作者未能对罗根泽的《〈尹文子〉探源》[3]一文进行同样的驳议。罗氏此文原作于1927 年,题为《〈尹文子〉之真伪及年代》,因见到唐钺新发表的文章结论与自己相同,故而未拿出来发表。1936 年,罗氏对原文加以增补润色,删除了与唐文相同的内容,对相同的问题和观点则采取了不同的论证,以《〈尹文子〉探源》为题发表。该文另提出11 条论据,实际上是对唐钺文章的继续和深化,与唐文相比,罗氏的这篇文章眼光更为锐利,问题更为刁钻,论证也更为精细,要反驳它难度也更大。然而不知为何,《先秦伪书辨正》的作者却认为罗氏的文章观点与唐文相同而不必再行反驳,殊为遗憾。综观《先秦伪书辨正》全书,作者对疑古派提出的各部伪书的所有论据都一一进行了反驳,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也是这部著作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要论证某部久被疑为伪书的古籍的真实可靠,没有精深的文献学功夫和训诂考据能力是难以提出新的论据的,这也是辨别古书之真伪往往被视为畏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先秦伪书辨正》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当今不可多得的专家,其书中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时常常能提出卓越的见解,令人叹服。兹举两例如下。
例一,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历来有早出说和晚出说的争论,近年来虽有郭店竹简本《老子》的出土有利于《老子》早出说,但从《老子》书中找出内证来证明《老子》早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论证方法,不过要找出新的内证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了。《先秦伪书辨正》在对《老子》早出说进行内证时,先是指出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为避刘邦之讳而将甲本中22 处“邦”字皆改作“国”,这一点本是学术界人所共知的。但作者接着指出,甲本中“邦”“国”并用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没啥,但它实际上解决了一个时代划分的问题,因为自西周至春秋末年都是“邦”“国”并用,《论语》也是“邦”“国”并用,而这个“邦”字到了战国就弃之不用了,战国诸子书中都用“国”而不用“邦”。[4] 这表明《老子》和《论语》的成书年代大体一致,不会迟至战国诸子的时代。作者用“一字值千金”来概括这个“邦”字在判断《老子》成书年代上的价值,为《老子》早出说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内证,这是对《老子》研究的一个新贡献。顺便提一下,作者沿袭通常的看法,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已经无法确定究竟谁是老子了,只好杂采众说,持存疑态度,列出了老聃、老莱子和太史儋三种可能,从而给后人播下了分歧的种子。笔者则认为并非如此,司马迁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老子其人的三种不同说法采取的是异说并存的态度,将两种不大可靠的传言作为附录附在正传之后,而把他认为靠得住的“隐君子”老聃的史料作为正传来处理。笔者于此愿提出一个新的旁证。笔者注意到《, 史记》中共有列传七十篇,其中凡写人物的都是按第一传主的年代先后排列的,并无一篇错乱。其中《老子韩非列传》是第三篇,其前面是《伯夷列传》和《管晏列传》,其后面依次为《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伯夷是周初时人,管仲是春秋早期人,而司马穰苴事齐景公,大约与晏婴、孔子同时。司马迁把老子安排在管仲和司马穰苴之间,据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这位大史学家是明确地认定老子就是春秋时期孔子问礼的老聃。
例二《, 尹文子》中有“韵商而舍徵”一句,唐钺的辨伪文章指出先秦无“韵”字,据此认定《尹文子》是伪书。唐氏的这条论据是极难反驳的,笔者对此条也颇感头痛。虽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某一字出现在古书中的次数和情况是不同的,有些不太常用的字可能只在一部或两部古书中出现,以某字出现之多寡作为判断古书真伪的依据,其可靠性是要打折扣的,但毕竟此“韵”字在其他先秦古籍中确未出现,所以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回应唐钺的这条论据,总是显得绵软乏力。《先秦伪书辨正》则另辟蹊径,从古文字通假的角度对此做出了解答。作者指出,先秦是有“韵”字的,不过与“均”通假,其义为调和、调谐《, 说文新附•音部》引裴光远曰:“古与均同”,这说明自古以来就有“韵”字,并引《礼记•月令》中“均琴瑟管箫”以证之。按“韵商而舍徵”的“韵”字这里作动词用,正与“舍”相对,释“韵”为“均”也符合古汉语中“均”字常作“调”、“平”、“齐”的用法。如此解释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唐钺的难题。
笔者以为《, 先秦伪书辨正》一书的使用价值,不仅在于其对伪书说的众多论据进行了全面有力的反驳,有利于恢复先秦旧籍的本来面目,而且还在于其具有史料学著作的价值,如能与史料学的专门著作配合阅读,可以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首先,该书为了证明大批所谓伪书实乃先秦旧籍,对每一部古籍的成书、流传与历代的著录、引述等情况都做了必要的叙述和考证,其详尽程度超出了现有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是对现有史料学著作中相关内容的深化;特别是这些古籍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一般的史料学著作中都没有专门介绍,这就更凸显了该书的史料学价值。其次,该书中有些章节还根据论证的需要,概述了相关古代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学说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学术联系,由于是把该古籍中的思想内容放在先秦时代的学术文化背景中来分析阐述的,因而既可以较为准确地彰显其思想价值和时代含义,又可以扩展先秦思想文化的史料范围,这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无疑是有帮助的。复次,该书为每一部需要讨论的古籍设一专章,详述该书伪书说的由来、主要疑点、持伪书说的主要人物及其主要论据,然后针锋相对地加以辩驳,这就使读者方便地了解自古至今围绕这部古籍发生的各种争议及其基本内容和历史演变。真可谓一书在手,相关信息已大体完备。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先秦伪书辨正》书后有两个很有用的附表。“表一”是“疑古派疑古者形成发展历程统计表”。该表分列“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元明”、“清代”、“近现代”六个历史阶段,详细地列举了每一历史阶段中疑伪者所怀疑的古籍书名、疑伪的程度(实际上就是对该书的定性和结论) 以及记载他们观点的著作文章,内容简明扼要,清楚明白。“表二”是“疑古派疑古者考证先秦伪书表”。这是一个数字统计表,从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每个历史阶段中各有几人对某部先秦古籍提出怀疑,以及古今学者对该古籍提出怀疑的人次合计。这两个附表极为简洁明了,对读者很有用,透过这两个附表,读者也可以掂出这部著作厚重的学术分量。此外,书中讨论所及,还包括了武内义雄、内藤虎次郎等日本学者的论点论据。作者还利用了近年来新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关注着这方面的动态和信息;同时,还充分留意了当前学术界的最新相关进展,吸取他人的有益成果。这些都是该著作的优点,从中亦可看出该著作的严谨程度和规范性。
为任何一部久被宣布为伪书的传世古籍正名,都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谁也没有能力把问题彻底解决,对《先秦伪书辨正》当然也不能苛求,更何况它的讨论范围是49 部古书。作者在对研究的推进做出贡献的同时,难免会留下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遗憾,这些不足和遗憾可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使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仍以《尹文子》一书为例,作者对唐钺辨伪文章中各条论据的反驳,有时就显得失准或勉强或力度不够,这就引发了我们采取另外的方法和角度进行更有力的辩驳。例如唐钺作为关键论据而首先祭出的一条,是指出《尹文子》“引用古书而故意掩晦来源”,他举证说,书中多次引用《论语》和《荀子》中的文字,却故意改作“语曰”或“古语曰”。笔者认为《, 先秦伪书辨正》作者对此条的辩驳并没有切中要害,原因在于没有注意到“语曰”和“古语曰”在这里的关键意义,因此,若能针对这两个关键词做出合理的解释,对于反驳唐钺的论据就会有力得多。笔者试就此做些初步的分析讨论。首先,在
古书中“, 语”相当于“谚语”, [5]“语曰”是古书中常见的一种引证方式,所引之言多为当时人耳熟能详者,不必申明出处或已不详其出处。如《庄子•庚桑楚》曰:“一雀适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韩非子•难三》篇则作“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又如《易•彖传•丰》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战国策•秦策三》则作“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正如我们不能说《韩非子》和《战国策》此处是“引用古书而故意掩晦来源”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说《尹文子》有此嫌疑。其次,古人发议论时,并无如今所谓“学术规范”之类意识,可以申明有所依据以坚其说,也可以不申明,有时一个“闻之”、“故曰”、“语曰”即可表明言之有据。总之,先秦的“语曰”相当于现今所谓“俗话说”、“常言道”之类,可能最早有其出处,流行既久,就成为“古语曰”或俗语,可以随意使用,无须申明出处,也无须知其出处,自然也就不是“故意改作古语”,也没有必要“故意掩晦其来源”了。《尹文子》中的“语曰”或“古语曰”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唐钺的误解乃是不明先秦古书中这种特有的表述方式所致。
在20 世纪的疑古思潮中,古史辨派的学者们曾由于疑古过勇而大面积否定传世先秦古籍的可靠性,如今我们要纠正他们的偏差,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倾向就是走到另一极端。虽然疑古和反疑古的宗旨和观点恰好相反,但毕竟不能为否定而否定,该肯定的还要肯定,该存疑的就应当存疑。笔者以为《, 先秦伪书辨正》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仍有一些值得推敲和商榷的地方。兹举两点加以讨论:其一,朱熹关于“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和章学诚关于“孔子前无私人著述”的著名论断,虽然不宜用来作为某书为伪作的证据,但毕竟大体上符合先秦的实际情况,而作者并没有举出反面例证,就断言“此说纯属主观猜想”,恐怕是言之过武了。其二,先秦诸子之书虽然皆冠以某子之名,但大多并不是某子本人所著,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逐渐丰富并凝练出自己的学术特色,最终才集结成书,事实上乃是该流派学术思想的最终结晶,故而其中常可见到较晚时代的思想和史实,战国中期以前的子书尤其如此。再加上那个时代盛行的托始古人的风气,很多子书的成书年代实际上是很迟的。但是,成书晚不等于就是伪书,托始古人也并不减损其作为真书的价值,很多疑伪者就是因为不明了这一事实而轻率地判定某古籍为伪书。鉴于这些复杂的情况,今天我们在为先秦的所谓伪书辨正时,就不一定非要把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往前提,勉强地论证其为冠名的思想家所亲著,否则就会出现理论上的困难。例如《文子》一书《, 先秦伪书辨正》的作者将其确定为春秋末年的著作,老子之弟子文子(计然) 所著,认为该书“是春秋末年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此定位,笔者深以为不妥。众所周知,20 世纪80 年代刘笑敢先生考察《庄子》中词汇使用的情况,根据汉语词汇的发展是先有单纯词(如道、德、精、神、性、命) 后有复合词(如道德、精神、性命) 的规律,判定《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为判定先秦古籍的年代提供了一个新的可靠的方法,学术界以为不刊之论而广泛接受。今考《文子》一书,其中道德、精神、性命三个复合词大量出现,故此可以断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的庄子和孟子。再如《列子》一书,其中精神、性命皆反复出现,而《先秦伪书辨正》判定它“是一部研究战国初期思想家的宝贵资料”,不知作者对这些复合词作何解释。近年来,学术界倾向于为《文子》、《列子》正名的学者渐多,且得到了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的支持,但也并非不确定其书为文子、列御寇自著就不足以证明其书为真。笔者倾向于认为此两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是文子学派和列子学派的思想结晶。以这样的方法和眼光看待先秦传世古籍,它们显示的就不是一个个固定的“点”,而是一条条连续发展的“线”和一张各学派思想纵横交织、相互吸取的“网”。如此理解可能更为符合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事实。
注释：
[1] 胡家聪:《〈尹文子〉与稷下黄老学派》,刊于《文史哲》1984 年第2 期;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之学》,258～264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2] 唐钺《尹文和〈尹文子〉》一文,1927 年6 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一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六册。
[3] 罗根泽《〈尹文子〉探源》一文,刊发于《文哲月刊》第八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六册。
[4] 事实上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韩非子》,笔者疑其书因“解老”、“喻老”而沿用其中的“邦”字并影响到《说林》、《五蠹》、《制分》诸篇,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探讨。
[5] 《孟子•万章上》:“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赵岐注曰:“语者,谚语也。”
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