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代社会早已习惯将炎帝、黄帝合称为“炎黄”，但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世人更习惯将两者合称为“黄炎”。由“黄炎”到“炎黄”的变化，并非仅仅是文字表层的调换，其背后蕴含着炎帝形象的衍生与身份建构的过程。
炎帝被视为黄帝征伐的对象、姜姓的先祖
有关炎帝、黄帝的故事也许早有流传，但两者放在一起被书写于典籍则见于春秋时期。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黄帝与炎帝直接关联的话语出自《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的叙述。针对晋公子重耳的婚姻选择困境，司空季子举出黄帝与炎帝相互征伐的故事，在司空季子的话语逻辑中，黄帝、炎帝尽管同父同母，但却成长相异，进而造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通过司空季子的叙述可知，在春秋世人眼中，黄帝、炎帝为兄弟关系：两人同出于少典氏，本可以为同姓，但最终却异成而异德，分属姬姜两姓，进而走向了相互杀伐的境地。结合司空季子先言黄帝二十五子以成天下十二姓的话语逻辑，在黄帝与炎帝之间，司空季子推崇和褒扬的应是黄帝。
这一推崇心理也见之于晋国君臣的另外一场对话，即《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晋文公与卜偃关于是否救助周襄王的占卜活动。针对晋文公是否勤王的疑问，卜偃的占辞是“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尽管卜偃没有明言黄帝征伐的结果，但晋国君臣得出吉利的结论，足以揭示黄帝是阪泉之战的胜利者，而炎帝则是失败者。
由这些对话内容可知，春秋之时，世人普遍认为炎帝与黄帝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是被黄帝征伐的对象。以当时的历史语境而言，黄帝对炎帝的征伐，也蕴含着晋国与齐国之间的对抗和争霸过程：黄帝为姬姓先祖，而炎帝为姜姓先祖；晋齐两国分别是姬姜两姓的代表，自视为黄帝、炎帝的后裔。于此，黄帝与炎帝的征战则直接指向当时晋齐两国的较量和霸业。《左传》哀公九年所记史墨之言，便是这一观念认知的典型表现：面对晋军主帅赵简子是否救郑敌宋的犹疑，史墨的占辞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显然，这是“黄帝战炎帝”在现实政治中又一次十分直接的隐喻。
春秋之时的“黄帝战炎帝”，经战国传至秦汉，以致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相交融、缠绕，使得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以兼收并蓄的方式记载了黄帝与蚩尤、炎帝的两次征战，其前后又有神农氏作为时代的标识。太史公的这一书写为后世的争议埋下了伏笔，但却呈现出神农、炎帝、蚩尤相别为三人的认知。与司马迁的书写不同，贾谊《新书·益壤》则沿用春秋时期的古说，认为黄帝为炎帝之兄而“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与贾谊近似，《淮南子·兵略训》云“黄帝尝与炎帝战矣……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以证明“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这些文献的书写可以看作战国秦汉社会对“黄帝征伐炎帝”故事的进一步演绎，是对自古相传话语的执着坚守和复述延续。同时，与春秋社会不同的是，尽管他们都在言说“黄帝战炎帝”的故事，但却已不再凸显两者分属于姬姜两姓的先祖身份。这一书写和阐释指向的变化，蕴含着后世社会虽然仍在坚守“黄帝战炎帝”的古说，但话语内涵已经远离了姬姜两姓相别，不但与晋齐两国的争霸没有必然的关联，而且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功能。
炎帝转变为先于黄帝的古帝王
与“黄帝战炎帝”被赋予新内涵不同，炎帝形象的衍生还存在着另一条路线，即炎帝不再是被黄帝征伐的对象，而成为先于黄帝的帝王。《逸周书·尝麦解》是目前所见同时记载炎帝、黄帝、蚩尤三人复杂关联的最早文本，它的书写也意味着炎帝的地位已被提升至黄帝之前。
结合文辞、思想内容和文本风格，一般认为《逸周书·尝麦解》成篇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而这一时间点正是华夏大地族群融合、姓氏合一的时代，姬姜两姓已不再是区分炎帝、黄帝的重要标准，现实社会中族群的融合，也必然映照于炎黄关系的转变。在《逸周书·尝麦解》中，作者以朴实的笔法借周王之口，讲述了发生在炎帝、蚩尤、黄帝三人之间的统治、反叛、平乱的故事。其中，炎帝先于黄帝拥有天下，成为天下共主，统治着蚩尤、少昊。随后，蚩尤贪婪暴虐、蛮横反叛，逐迫炎帝以致天下大乱。在这一情况下，炎帝“乃说于黄帝”（让天下于黄帝，刘师培《周书补正》），于是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常”。显然，这里的炎帝已是能够传位于黄帝的前代天子。即使不把炎帝“乃说于黄帝”理解为炎帝的传位，两者也早已不是对抗征伐的关系，而是联合、结盟，进而对抗共同的敌人——蚩尤。
尽管《尝麦解》的作者仍然在凸显黄帝的功绩和德行，但其中，炎帝在面对威胁时主动与黄帝联合、结盟，甚至可能传位于黄帝。从这一层面来看，后世社会一直流传的“炎黄结盟”故事，最早可追溯至《逸周书·尝麦解》的书写：作者的主观目的在于解释“当今”秩序形成的开端，但在客观上揭示出黄炎关系已由并时并列逐渐转变为前后相次。
炎帝先于黄帝的表达，并非仅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还见于《管子·封禅》：作者在列举远古帝王的封禅活动时，将“炎帝封泰山”置于神农、黄帝之间，呈现出炎帝早于黄帝的认知。除此之外，阴阳五行知识体系的“五方帝”“五色帝”，将炎帝配置于孟仲季三夏、黄帝配置于季夏之末（《礼记·月令》）。也许这里的“炎帝”“黄帝”还不具有古帝的身份，但是随着话语的交融，季节月序的先后也必然蕴含着炎帝、黄帝在位时间的先后。同时，《管子·封禅》虽透露出神农与炎帝是不同的两位帝王，但两者前后相连，而且《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明言天子在炎帝主宰的季夏之时不可“妨神农之事”。于此，这些话语也蕴含着炎帝与神农逐渐融合为一的契机。关于炎帝与神农合一的时间，顾颉刚认为应以西汉末年的《世经》为标志。结合贾谊、司马迁等对炎帝故事的叙述，这一判断是准确的。换言之，借助于先秦时期的相关话语，在西汉中后期，炎帝与神农逐渐合二为一。同时，炎帝也借助神农在世人心中的威名，顺理成章地成为“三皇”之一，被称之为“炎帝神农氏”。
炎帝被提升的原因与炎帝之德的流延
炎帝被提升至黄帝之前、成为先于黄帝的天下共主，并非向壁虚构、毫无依凭，而是存在着德行观念和族群认同的根据。
在春秋社会，尽管流传着炎帝被黄帝征伐甚至失败的故事，但同时世人也在传颂着炎帝的盛德。《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云：“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其中，炎帝处在黄帝之后，采用的是火纪、以火名官，蕴含着郯子对炎帝盛德的肯定。因为在讲述先祖少皞氏以鸟名官之后，郯子明言“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言辞之中带有无限的伤感和惋惜。在郯子看来，“不能纪远”的颛顼在德行上是有亏欠的，难以与少皞氏、黄帝氏、炎帝氏、共工氏、太皞氏相比。显然，在郯子心目中，炎帝之德是值得后人褒扬和继承的。
同样的内涵，也展现于春秋时期周王室太子晋的话语中：《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王室的太子晋劝谏周灵王说，共工之从孙四岳辅佐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帝尧“祚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对此，韦昭《国语注》指出太子晋所说的四岳即姜姓之先，也是炎帝的后裔。结合太子晋的话语逻辑，韦昭所言契合于《国语》原文的本意。四岳、炎帝的后裔关联至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太子晋认为那些兴衰沉浮的国家或部族都可以称为“黄炎之后”，即“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换言之，在太子晋看来，那些夏禹、四岳的后世子孙可被统称为“黄炎之后”。无疑，炎帝的盛德已经指向现实社会的政治秩序，成为姜姓子孙立国行政乃至世代不绝的合法性根据。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作为天子继承人的太子晋所说“申、吕虽衰，齐、许犹在”的真正意思，在于强调后世子孙对于炎帝盛德的接续和继承。这一深层的话语内涵折射出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炎帝是一位具有盛德流延于后世的帝王，也正是因为炎帝的盛德，作为姜姓的齐、许等国才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显然，与郯子相比，太子晋对炎帝之德流延于后世的表达，更为清晰、明确。同时，在两人的话语中，炎帝不具有先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的特质。如果一定要区分炎帝、黄帝先后次序的话，那么两人的表述都是黄帝在前、炎帝在后，特别是在太子晋的话语中，“黄炎之后”的称谓展示出他与司空季子、卜偃一样，延续着黄帝、炎帝同时并列而又推崇黄帝的认知。不过，太子晋、郯子的话语足可说明，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炎帝是一位盛德流延于后世的帝王。伴随着族群融合、姓氏合一时代的真正到来，姬姜两姓早已不是区分华夏人群的重要标准。于此，炎帝具有盛德的认知使得炎帝的地位得以提升，进而在时间次序上先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
总之，在中国早期的话语中，炎帝形象存在着明显的变化过程，炎帝之德的流延是世人建构炎黄关系的话语根据，而族群融合则是炎帝身份得以转变的深层根据。由此，不但“炎黄结盟”的故事得以书写，原本的“黄炎之后”也逐渐转变为“炎黄之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