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至今未变，这个根本不能丢。为什么100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仍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是否仍有解释力？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问题。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方面的统一来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是指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求真理与求价值相统一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至今未变，这个根本不能丢。为什么100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仍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是否仍有解释力？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问题。

一、尊重历史

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以来，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它不仅使人类的很大一部分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而且，它对资本主义严重弊端的深刻批判从反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明显增长，大大提升了整个世界的文明水平。

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尽管不占主流地位，但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仅以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1999年底，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评选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思想家，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第一人。（同年早些时候，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曾经就此进行过征询、推选，马克思同样被推举为“千年第一学人”。）路透社就此发表评论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于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我们的时代》广播节目评选“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休谟、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远远落在其后[1]。

法国每年都举办“国际马克思大会”，每次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参加，其中不少人是著名学者。例如，2007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余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包括不少著名学者参加[2]。2007年，法国经济周刊《挑战》出版《马克思专刊》，标题为“马克思：他的分析仍未过时”。该刊副总编达尼埃尔·富尔坦说：“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法国。”[3]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也讲：“社会主义是现代巨大的历史潮流，但是2000年的需要并不是1900年的需要。要忠于事物的根，并通过事物不断运动的本性表现出管理当今事物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行动的不可缺少的综合方针。”[4]

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民主党奉行指导思想多元化，而其中的一元，在多数社会党、民主党那里，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社会历史思想。例如，1989年12月20日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在“我们的历史渊源”部分说：“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这里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表明他们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

甚至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例如，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合著的、影响很大的《经济学》一书中，尽管他们不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观点，但仍然借助他人之口承认：“19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5-1]他们写道：“……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1]“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他们的能经久存在的贡献之一。……马克思指出了处于我们价值观念背后并决定它的经济利益的作用。……属于上层建筑的信仰、法律和意识形态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5-2]“事实上，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很难说是与主流经济学相抵触的。”[5-2]当然，他们认为，历史戏剧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剧本演出，即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而发生。

如果说得更远些，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中，在日渐增多的员工持有股份的实践中，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公正水平的日益增长中，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的不断缩小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再如，众所周知，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例如萨特、德里达、海德格尔、罗蒂、福山、吉登斯等，都很尊崇马克思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6]

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7]

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8]

吉登斯是当代英国著名思想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许多观点是吉登斯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一直持批判态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已经终结了。他认为，社会动力存在于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的整合和人的个人能动性的发挥这个“双线汇合”的过程之中，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内容和人的主观性的二元统一的过程[9]。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甚至比圣经《新约》更具有强大的启迪性和感召力，由于它比圣经更具有世俗性，所以它也就更能够有力地激励人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理想社会而斗争[10]。

美国日裔著名学者、曾经写过影响很大的《历史的终结》的福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11]。

因此，正如有人所说，“在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一无所知，等于半个文盲。”

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发挥了如此巨大作用的理论，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尤其是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更加不可忽视。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个根本不能丢。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党和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尊重科学

这里所说的“科学”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正确的、合理的、进步的思想理论，既包括工具理性（狭义的科学），也包括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为我们指明了奋斗方向。反映一般规律的普遍真理是不可违背的，进步的价值取向是不可偏离的，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是推动我们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既有工具理性的意义，更有价值理性的意义。它可以为党和人民明确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为我们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各项工作、加强自身修养提供科学的指导。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由。

譬如，在中国民主革命特别是在红军时期，反动势力极其强大，革命力量十分弱小，胜利前景相当渺茫。毛泽东等早期革命者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景，同时它又以苏维埃俄国为现实榜样，这个样板又是可触可及的。因此，与一般的农民造反不同，毛泽东等革命者不是随遇而安，不是胜骄败馁，而是愈挫愈勇，坚韧不拔，直至夺取全国胜利。

再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发展，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它强调自由，强调市场，忽视公正和公平。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取向，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它对于自由主义具有重要的制衡和矫正作用。两者的适当结合，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西方国家的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我们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我国现在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王绍光指出，中国改革以来经历了从伦理经济到市场社会的转变。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在90年代末期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12]。这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在当代世界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可或缺。

国内有学者也表达了与笔者相近的看法。如陈学明，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下述方法仍为当今我国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需：马克思的从经济关系中寻找根源的方法、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等。”[13-1]另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主要是为人类构建“意义世界”，它“有以下内容：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劳动是人的本质，使劳动成为一种消遣，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人的生存具有深刻意义；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回归到大自然这一人类家园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人活着的意义；追求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平等与公正’，只有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事实上的平等那天，人的生存意义才能充分展现；‘自由人联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特别是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一准则完全实施之时也是人生的意义充分展现之日。所有这些方面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3-2]。

他还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苏东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着力推崇马克思学说中的一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理论观点。其中主要的有：第一，马克思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第三，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13-3]

三、现实需要

一些人不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它们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也搞得很好吗？我们整天讲马克思主义，又说得那么复杂，不讲它不行吗？

我认为，西方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多元化的，因为它们强调信仰自由，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大致相同的价值理念，主要是自由、民主、互助、人权这样一些基本理念。我们的情况与他们有很大不同。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创新成果）。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深入党心、民心，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它是我们建构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的现实基础。其他任何理论都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相比，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还是儒学或是什么宗教）能够充当这一重任。诚然，在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学说中，也有某些过时的甚至错误的成分，但它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其世界观是正确的，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指导思想。其实，任何思想体系都会有某种不足。譬如，基督教中就有不少荒谬的东西，可是，西方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抛弃它，而是进行宗教改革，使其世俗化，与现实生活相容，并且强化了它的道德教化功能，因此，基督教在当代西方仍然展现着很强的生机。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固然不宜同基督教简单类比。但是，如果借口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过时了而轻视马克思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当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使之不断得到新的解释和建构，从而发挥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方面的统一来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是指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求真理与求价值相统一的基本精神

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人民富裕幸福的基本条件。假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分裂，我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无法进行，人民利益就要受到严重损害。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因此，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政治也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总之，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方面的统一来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是指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求真理与求价值相统一的基本精神，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个人)谋利益。

[参考文献]

[1]施晓慧.鲜花献给马克思[N].人民日报，2006-06-29(7).

[2]吴猛，王凤才.走向别样的全球化——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综述[N].社会科学报，2007-11-15(1).

[3]本报记者.马克思从没离开过法国——与《挑战》周刊副总编达尼埃尔·富尔坦的对话[N].文汇报，2007-12-24(1，3).

[4][苏]西比列夫.社会党国际[M].姜汉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249.

[5][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下卷[M].高鸿叶，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290[-1]，1293[-2].

[6][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M].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

[7][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8]海德格尔选集：上卷[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

[9]陈华兴.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基本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3)：72～74.

[10]本报记者.失败的预言，光辉的希望[N].法兰克福汇报，1998-02-24(1).

[11]本报记者.他为何要背叛新保守主义——英报分析著名学者福山思想演变过程[N].参考消息，2006-03-25(3).

[12]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29～148.

[13]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1]，3[-2]，263[-3].

[作者简介]董德刚（1950-），男，辽宁沈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