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纷纷的“女服务员刺死官员”案，因公安机关到目前为止的三次新闻通告引发沸腾民意。是“巴东烈女”还是“杀人嫌犯”？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故意杀人（巴东警方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立案）？人们关注着可能将影响弱女子邓玉娇今后整个人生的案件过程。

迄今为止，细心的人士早已发现，此案最大的争议点莫过于公安机关三次通告中的“细微性”变化，即在第三次通告中，将前面的要求“特殊服务”改为要求“异性洗浴服务”；将“两次按倒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改为“推坐在沙发上”；此外还增加了“争吵中，休息室内另外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这一情节。这样一来，整个案件形成了诸多盲点，其定性也可能将发生戏剧性的扭转，正当防卫中最具威慑力的“无过当防卫”或许将完全落空。

人们关注真相、追问真相，尤其是当弱势一方遭遇强大威胁时，正义的情感不禁一触即发。问题在于，公众该如何获知真相呢？公安机关前后三次通报中“微言大义”式的转变，给人们的头脑逐渐笼罩上浓浓的迷雾。甚至将原本清晰的事实也越涂越暗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再争论什么正当防卫还是故意杀人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不清、证据不明，岂容有争论的余地？公安的表现也让人们难以再相信，事实会在他们“锲而不舍”的调查下彰显，正义会在其“步步推进”的努力中实现。

在刑事案件中，公安是作为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主体出现的，其展开侦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证据、发现犯罪，而不能认为是完全中立的第三方——在制度设计上就不是，而是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的。在现行的制度架构里，这一中立方乃是法院。问题在于，法院的中立裁判所依据的侦查当中所获得的材料与证据，除特定情形外，法院自己并不能主动去获取证据、调查事实。这样一来，在审判机关、追诉机关之外，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的进入，那么整个架构可能将完全失衡。道理其实很简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制衡追诉方，而法院又不能自己去发现事实，那么它除了认定追诉方所述的事实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可见，缺少了第三种力量的进入，后果将是可怕的。

制度架构下的第三种力量是律师。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自己积极地调查取证，出具辩护意见，维护当事人的一切合法权益，同时也让事实得以还原。只是，在2007年《律师法》修改之前，侦查阶段律师并不具备辩护人资格。换句话说，律师不能介入侦查阶段，所能做的无非是申请取保候审等末节性事项而已。案件移交到了检察院之后，律师才可以获得全部的案卷材料，也才能开始进行调查取证。然而谁都知道，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证据可供搜集吗？在最为关键的侦查阶段，律师已经“错过”了。这一规定在2007年的《律师法》中得到了大胆的修改，《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从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开展调查取证，有了实质上的法律根据。

回到邓玉娇案中，公安机关的恣意已经有所体现（如称其可能患抑郁症而采取了所谓的“约束性保护”措施），一次次的“变脸”更让人们没有理由相信真相会在他们手头大白。相反，第三种调查力量——律师的介入，展开证据上的竞争与碰撞，各种信息得以发掘，才有可能最终驱除阴霾、还原事实。同时也让这一过程中嫌疑人的权利得以维护，而不致沦为任意宰割的羔羊。

法院需要听取辩论才能作出判决，民众也需要聆听多种声音才能获知真相。如果只能听凭一方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那么，真相可能将被掩埋，正义可能将随着那一锤定音如云消散。以往所有反对律师介入侦查的理由，在这里再一次地被证明其蛮横与苍白。《律师法》的突破意义实在重大。

我们希望这样的力量成为现实，希望通过其积极调查、搜集证据与法律辩论的努力，让上述的盲点被一一扫除，让事实得以呈现，也让正义在阳光下得以昭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