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美国次贷风暴实质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经济危机已经席卷了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这次经济危机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大量人群失业，民众收入下降，社会危机若隐若现。

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呢？

目前政府的基本应对策略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代表性现象就是4万亿的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以及第一季度极度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投放。当然，经济学对上述政策有不同的表述，其中分歧性的策略可以简单的归结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选项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认同政府目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合理性，甚至鼓励政府以更加激进的姿态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而新自由主义谱系的经济学者则认为应该更多的推出中国经济结构的内在调整，释放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和官方宣传机构则在众多的场合宣讲信心的重要性，统计局以及官方主流媒体也都在帮忙烘托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氛围。在互联网和一些比较独立的媒体中，质疑中国经济复苏论的声音其实也并不微弱，最重要的是，市场中的主体，尤其是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市场空间和资源获取方面依旧面临诸多障碍，因此他们投资意愿相当低迷，经济真正复苏尚待时日。

各说各话，各有打算，但是面临同样的不确定性，这大概是目前经济危机笼罩下的一个基本态势。如何拨开云雾见青天，真正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本刊三月社论中曾经强调应对危机需要公众的参与，尤其是就公共政策的自由讨论，经济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方面方面，政府应该有许多改善的空间。

不过这种劝导并没有把话说透，我们在此试图更加直截了当的表明一个核心的意思，那就是必须展开迟滞已久的政治变革才能有效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没有新的政治变革，不可能化解目前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

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基本上是经济逐渐放权，但是政治结构的变化则相当有限，原来至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基本保留了下来，这种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决定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的分配机制，也造就了目前经济结构中种种畸形的特征。

以中国经济体中消费占比为例，比例大约只有40%，不但低于很多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例，也低于印度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占比特别低呢？追问下去，发现经济发展的财富财富分配过于向政府倾斜，政府实际掌握了将近70%的财富，那么居民的消费率不足则是最自然的结果。而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比如城乡二元分割使得中国人口的70%处在一个先天性的弱势当中，歧视性的制度和政策使得他们的消费水平非常低。

因此调整经济结构，打破行政垄断，放松行政管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消费比重这几乎是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共识性描绘。具体的对策又可以分解为财税，金融，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城乡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

也就是说，走出经济困境的路径其实相当清晰，政策措施也不是难点，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却在原地徘徊，在经济结构层面没有显著改善，其原因自然需要追溯到目前的政治结构，简单的说，目前的政治结构已经失去了经济改革的动力。这其中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有既得利益的约束，也有政治资本的约束。目前的政治结构尚不能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困扰，政治人物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充满疑虑。政治决策过程深深的被少数利益集团和政治内斗所俘获，公共政策既没有专业深度，也偏离了公共意愿。而政治结构中真正有抱负的人士则由于缺乏民意的支持，而没有必要的政治资本来推进艰难的选择。另一方面，公众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不规则的，非程序化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多种因素制约之下，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相互纠结，既是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内因，也阻碍着走出经济困境的路径。

因此走出目前的经济危机，必须依赖政治的结构性调整。而这个结构性调整，不可能依赖政治高层的主观自觉，它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推动更多的政治竞争，通过舆论和道义压力，对政治权力进行更多的制约，同时逐步通过程序化的民意表达，打破少数权势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垄断。通过政治变革，确保平等的公民权利，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空间，促进更多要素的市场化，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纯粹就经济谈经济，变成舆论空转，经济危机和政治变革已经互为一体。

那么这种政治变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公民社会的积极自觉的参与，经济危机形成的倒逼压力，以及既有政治结构中的开明力量的汇流，将构成必要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