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尽管回暖论喧嚣一时，不过还是有许多数据呈现出相反的信息，比如用电量，港口吞吐量，失业率等等。而最近财政部公开的财政收入状况，也提供了一剂沉重的清醒剂。
先参看这段相关的新闻：
“财政部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20539.2亿元，同比减少2257.02亿元，下降9.9%.其中，中央本级收入10153.73亿元，同比减少2539.1亿元，下降20%;地方本级收入10385.47亿元，同比增加282.08亿元，增长2.8%.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8336.81亿元，同比下降11.1%.
支出方面，1至4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17888.97亿元，完成预算的23.5%,同比增加4303.79亿元，增长31.7%.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610.71亿元，同比增长29.3%;地方本级支出14278.26亿元，同比增长32.3%.
财政部表示，前4个月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减税，大幅度增加出口退税，政策性减收很多；PPI、CPI双下降，相应使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幅较高，主要是各级财政部门抓紧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内需，及时拨付财政资金，有效保障了各项支出的需要。
财政部同时指出，随着预算批复后项目支出执行进度加快，后期财政支出额会大幅增加，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支出压力会不断加大，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将逐步凸显出来，全年财政收支形势严峻。”
财政部列出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其实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原因：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降，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于后面提到的结构性减税和增加出口退税，迄今为止实际影响的数据并不显著。
上述枯燥的数据和简单的原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收支形势严峻，如果持续下去，则意味着一场财政危机即将到来。表面上财政危机是收不抵支恶化的结果，而实际上财政危机是失败的经济政策和失败的政治结构的综合反映。
回顾下最近一年来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对经济干预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连续出台，这些政策都需要耗费巨大的财政资源，因此财政支出自然大幅度增长。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内在活力没有被激活，社会投资信心低迷，私有企业效益下滑，因此税收收入自然下降。同时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一些地方依靠土地出让获得的政收入来源锐减。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决策层会真正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这需要政治结构的变革为基础，请参见本人另外一篇短文），也没有迹象表明建立在扩展性财政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会逆转，因此这种财政压力必将越积越多，直至形成一场系统性的财政危机。
而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看，则是财政约束软弱，财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严重。从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世界第一和政府行政支出成本世界第一两个数据就可以反映的淋漓尽致。
客观的说，在这种体制下，财政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由于财政支出几乎不受约束，局部的财政危机并不鲜见，很多地方政府财政长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甚至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也无法正常支付教师的工资。而在98年前后，受到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全国财政压力也极为紧张。不过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这次经济危机，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以及时间的持续程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导致的财政危机也将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这种可怕的图景到来之前，敲响警钟，未雨绸缪，选择一系列痛苦而必需的政策，也许有机会避免或者减缓财政危机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这些政策无疑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特征：或者有利经济发展涵养更多的税源以便增加财政收入，或者降低政府成本减少财政支出。
减少财政支出，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政府展开一场瘦身和减肥运动，大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削减诸多相互重叠的行政机构。行政性开支应该从财政总支出的40%左右降到10%的国际合理水平。共款旅游，公开吃喝，公车消费这几项顽疾应该得到彻底治理。这些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有之义。
从经济政策看，应该果断停止执行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重新推进自由化方向的经济结构调整。目前实施的大部分宏观经济政策，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源，促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将来会形成大量的烂尾工程，拖垮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类似于饮鸩却不止渴，何其不幸也。那种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暂缓失业冲击的理由其实也站不住脚，因为这种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实在效率太低。与其如此，不如直接给失业群体以现金补贴。调整经济结构需要政府推进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行政权力要从大部分经济行为中抽离出来，让市场发挥其要素配置功能，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财富创造。
其次，符合上述思路，但是更为具体的做法是，出售国有资产，大力推进私有化，这短期内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从中长期来看，公有资产出售可以给私有经济提供创造空间，提高经济竞争活力，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必需步骤。
当然，鉴于目前政治结构的功能性紊乱，上述思路被采纳的可能性并不高。对于决策层来说，解决财政危机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把债务货币化，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来转移财政危机，第一季度的货币政策已经让人看到这种这种趋势，财政危机到来之际，就是货币流动性泛滥之时。
公民们如果无权约束财政，那么自然无法逃脱为财政危机埋单的义务，这是中国式政治结构的自然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