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巴东县官员被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的案件，随着当地警方对案情的通报，细节呈现得越来越多。但关注者发现，他们对案件未来的走向却产生了更加恍惚之感。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觉，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警方的案情通报中：原先报道中的邓玉娇被“按倒”在沙发上被改为“推坐”在沙发上；要求提供“特殊服务”也变成了索要“异性洗浴服务”。而且，重要的当事一方，“杀人疑犯”邓玉娇，警方在调查里称其可能患有抑郁症。于是尽管还未对邓玉娇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进行医学鉴定，但她被送到医院后，还是被采取了针对精神病人的“约束性保护”措施——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自然，她现在的所有言行，也可能被打上精神病人的符号，而变得不可确信。顺便稍作提醒：几乎在所有报道中，均对收治邓玉娇医院的精神病院这个背景进行了模糊。
如此不厌其烦地对相关细节进行还原，目的就是将媒体报道和警方通报这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完全相信警方的权威，那么不得不承认，根据警方描述的案情，以“故意杀人”为罪名对邓玉娇进行立案侦查，是没有错的。
其实，所有关于邓玉娇是“侠女”还是“杀人疑凶”的辩驳，都指向一个关键事实，就是当时她是否面临被侮辱被强奸的危险。按警方现在的通报，邓玉娇与几名官员之间，只存在因服务态度不好而发生的普通争执。邓玉娇挥刀相向，不是针对对方有暴力胁迫、违背妇女意愿意图不轨的自卫，而是在普通争执中的故意杀人。只是，联想到在彼时彼境的危急情势，难道我们非得把强行进入女性身体作为定性涉嫌强奸的唯一标准吗？
揆情度理。一个弱女子，晚间独自在娱乐场所面对三个酒后男子的多次围堵，逃离又无望的时候，她的人格尊严几乎已经失去一切保护路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邓玉娇从受害者到反抗者，被刺官员从施害者到受害者，如此黑色沉重的绕舌描述，使得所谓的理性和权威通报，或许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真相的强奸。也就是说，是强奸案中的自我防卫还是因不提供正常服务而起争执的故意杀人，民意基于常情而作出的舆论判断，最终还是显得那么的无力。其分量之轻，与警方对几个文字进行改动导致的沉重后果形成鲜明的对比。
自然，在真相未明之前，所有对正义的期待，都只能沿着法治的道路前行。对本案而言，就是期待警方在前期的侦察中，尽可能地解释案中悬疑，让公众为这桩身份力量对比悬殊案件的焦灼感降低。但公众显然失望了。
公众对此案的关注，除了人类向善的本能和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即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更多的，是对邓玉娇遭遇的感同身受：在一个强权和恶行恣意妄为，却无所顾忌的语境里，即便一再退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委曲求全，也往往难以保护自己及至亲者那柔弱不堪的身躯。亦即，我们的人生际遇和命运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会与邓玉娇可悲地吻合。
有贤者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正是建立在每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在邓玉娇案中，或许可以把这个句子做如下改动：为了公平和正义，争别人的自由就是争自己的自由，争别人的权利就是争自己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