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者（刘思源）：您在瑞典工作过多年，当过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听说您早在1981年就在香港经济导报上发表文章，客观介绍瑞典社会福利和瑞典模式，您能否介绍下您当时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高锋：1979年我第二次到瑞典工作时，国内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使馆分工由我来研究瑞典经济。但我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了《瑞典经济现状及其展望》时，使馆却没人能看懂。1980年夏天我把它寄到香港经济导报后仅半个月，报社就把它（以瑞枫为笔名）全文发表了。后来他们建议我写点瑞典福利问题。为此我做了大量研究并参观了一些福利设施。我为所见实际情况和国内有关宣传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震撼。1981年9月我写出了《瑞典社会福利纵谈》，大胆提出社会福利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观点。现在这篇文章和我的一些其它文章都刊登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学人风范》栏目里。我觉着，一个外交官除了有义务向党和政府报告工作外，还有责任向民众直接报告国外真实情况，这就是我撰写上述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非常激烈，其中一个焦点社民党搞不搞马克思主义。据您了解，瑞典社民党怎么看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
高锋：瑞典社民党在最近一次修改的新党纲中，谈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党纲规定，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书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民党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
该党意识形态专家考克也说，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
我认真读过社民党所有党纲之后发现上述所言不假。在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瑞典社民党却公开宣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我看不出这一理想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目标有什么重大区别。自成立以来它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工人在其党员中又一直占多数，这都说明瑞典社民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许多人想象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大不相同。
记者：您刚才说，社民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资矛盾或者说阶级斗争的观点，为什么社民党在瑞典执政多年之后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企业？
高锋：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处于中心位置。换句话说，劳资矛盾是瑞典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既涉及到劳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这是因为在如何进行生产，如何分配产品等根本问题上劳资双方利益相悖。雇员们致力于提高工资所占比例，而资本家主张提高利润份额。雇员希望影响工作时间和雇用条件，而雇主想要自行决定职工工资，任意取消其休假，甚至随意解雇职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不可调和的。
历史证明，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劳动生活的国家，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了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社民党认为这是由于劳方和资方利益或者力量之间缺乏平衡造成的。但劳资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不总是对社会有害的。相反，它可以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动力。这要求在劳资双方利益间实现平衡，要求生产以在资方和劳方共同利益为基础，也要求有效地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个生产因素。
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这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定资本的重要性。社民党所做的只是不让资本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它成员。社民党人主张提高劳动人民地位，主张工人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但从来不主张打倒或者消灭资产阶级，不主张搞阶级专政。劳资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你把资产阶级打倒了，工人阶级还与谁去争利益？
不管是如何组织生产，还是如何分配生产果实，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社民党认为，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在社民党支持和领导下，占瑞典人口近半数的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分别组织在强大工会中，与资方组织每年应改善工作条件与工资进行谈判，政府还通过税收、福利等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从而使劳资利益逐步走向平衡，使社会出现了稳定与和谐的发展。
各国实践都证明，仅靠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并不能消除劳资利益冲突，不能消除剥削，也无助于实现社会民主和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记者：一个政党的党纲是其政治要求、政治目标和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要正确认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认识其党纲。听说您最近翻译了瑞典社民党的所有党纲，您能否谈谈瑞典社民党党纲的修改情况？
高锋：瑞典社民党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是社民党赢得普选权到上台执政的青年时期。第二阶段1932年到1976年是社民党连续执政、创建福利国家的时期。自1976年到现在的30年，主要是其调整政策、再谋发展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该党理论上处于探索时期，曾三次修改党纲。第二阶段是其理论成熟与发展时期，也是三次修改党纲。第三阶段曾在1990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党纲，主要进行理论总结与革新。总起来看，其党纲的修改过程就是社民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的过程。同时它也揭示了社民党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轨迹。
二
记者：您是否再讲具体点，可否先谈一谈社民党青年时期的党纲的修改情况及其主要观点？
高锋：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的40多年间，社民党由抄袭德国社民党人的纲领到开始自主地进行理论创新，经历了从幼年到青年时代的发展。期间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社民党也曾经单独执政，但总体上尚未找到符合瑞典实际的发展道路。
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在瑞典发展较晚。但自1860年其工业化起步到1914年大体完成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带来的沉重苦难使1/4的（120多万）瑞典人逃亡海外。马克思主义由此在瑞典迅速传播。1889年社民党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讨论党的纲领问题。
其第一份党纲是在1897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份党纲庄严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它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纲领指出，“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然后把所有生产工具――运输工具、森林、矿山、车间、机器、工厂和土地等全部改造为社会财产”。这份党纲，不仅观点上而且语言上基本上照抄了著名的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而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在社民党领导下，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898年，瑞典总工会成立。1902年，12万工人走上首都街头要求选举权。1905年２月，该党召开第六次党代会时对1897年党纲进行了首次调整。大会对党的基本纲领没有做改动，但在政治纲领中突出了公民与工会权利，还针对工业化带来的大批农民破产问题首次提出了保护小农利益的问题。1911年，该党再次修改党纲，对农民问题给与了更多关注。大会指出：“在瑞典的农业人口中，小农户、佃户和农业工人占有不可比拟的绝大多数。对小农户来说，土地不是占用他人劳动果实的工具，而仅仅是他们与其家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他们像工薪工人一样也属于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代表大会据此进行调整，把党的宗旨从“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改为“实现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把党的任务是“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这句话中的“工人阶级”改为“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各社会其它群体”。
在成立22年之后，社民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瑞典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较早地认识农民问题并正确地将农民划归为工人阶级同盟军是瑞典社民党青年时期的一大理论创举。这为其1932年通过与农民协会联合开始长期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
尽管当局对民众的反抗进行了严厉打击和镇压，社民党在领导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中仍然不断发展。1914年该党跃居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大选获胜，与自由党联合组成政府。1918年两党在议会提出并通过了普选权法案和8 小时工作制法案。随着前一法案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开始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改变了瑞典政党间的力量对比。
就在这时，社民党内围绕着是否与自由党合作，是走议会道路还是进行武装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1917年5月，一批党员分裂出去，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党。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1920年社民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修改了党纲。这个纲领坚持了前三份党纲的基本立场，但在用词上更加激进。在党的宗旨部分，新党纲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的是要完全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社会解放”。这里党纲把1911年“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换成了“被剥削阶级”。党纲对此阐述说，统治着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剥削，使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扩大为囊括整个社会的被剥削者与资本主义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党纲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夺取政治权力的任务。
党代会后不久，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破裂，社民党第一次得到机会单独上台执政。但社民党在20年代组织的三届政府在议会中地位都没有占多数。面对遍布全国的失业、疾病、饥饿和社会不公，社民党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更不可能“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926年，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强行通过决议，要求由失业工人顶替罢工者的工作，使社民党政府被迫辞职。
记者：面对这一挫折，社民党内部肯定有不同意见。
高锋：你说得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左派宣称，任何改良措施都只会延长现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他们主张立即遵照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但国有化主张激起了资产阶级的强大反抗，劳动人民看不到这个主张与自身利益的直接关系，也不积极支持社民党，使党内许多人十分困惑。
1926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指出，“所有权”并非人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他指出，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法和社会政策的其它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通过这些改革，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对私人财产如何使用的部分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它所有社会变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和政府政策所能涉及的许多领域。因此，他主张社民党采取以下方针进行变革：通过立法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公共部门和其它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资本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其它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工作岗位，以便实现经济平等。他宣称，上述政策使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改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使社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新认识。它教育并影响了社民党人，帮助社民党在理论上摆脱了困境。在其启发下，1928年新当选的社民党主席汉松进一步阐述了其人民之家思想并指出：“瑞典社会目前还不是良好的公民之家。这里表面上虽然有平等，政治上的平等，但在社会领域仍是一个阶级社会，经济上是极少数人的专制。不平等常常是惊人的：一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边却是许多人沿门乞讨，穷人们为充满疾病、失业和其它不幸的明天而担忧。瑞典社会要想成为好的公民之家，必须清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护理，实现经济平等，让雇员们参加经济管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也实现民主。”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失业率就达30%。执政的自由党政府不但不设法减轻群众痛苦，反而借口供求关系，采取紧缩政府开支，压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劳动人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三
记者：面对这么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瑞典社民党是怎么应对的？
高锋：严酷的形势呼唤着社民党的政策创新。在1932年春召开的党代会上，社民党经济学家恩•维格佛斯(Ernst Wiggforss)指出，当前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认为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危机。经过激烈辩论，党代会以157票对149票的多数否定了左派的国有化要求，而把政策重点转到维格佛斯（Ernst Wigforss）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上。
这一纲领创新使正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民众看到了一线光明。1932年秋，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插图5）
这样，瑞典社民党就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民党连续执政44年并领导人民建设福利社会的时期。期间该党三次修改党纲，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指导方针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思路。
社民党于1944年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这时社民党已经连续执政12年，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其新党纲中也有所体现：“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就使社民党“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的同时，提出了重大理论创新：“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有条件搞小企业活动的地方，可以以私人所有的形式实现这一结合。但在大规模企业技术条件下，必须创造集体形式来实现工人对财产的参与。”
总结上述调整后，新党纲提出：“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既没有讲生产资料国有化，也没讲资本主义剥削或者压迫，但却为其逐步减少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指出了方向。这是社民党根据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该党从结构社会主义――“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的正式宣示。
记者：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成绩就是其福利社会建设，从社民党的党纲来看，瑞典福利社会建设是从何时开始的？
高锋：社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宗旨。在其第一份党纲中就主张“社会有义务对其成员在患病、事故和年老时给予人道主义的照顾。”1920年其党纲又提出实行免费教育、养老金、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对残疾人、孤儿、寡妇给予抚恤等主张。但这些要求直到1932年社民党获得了进行国家干预的权力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1934年社民党在经济刚刚好转情况下就通过立法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之后又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开始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带薪休假两周制度。
20世纪中期瑞典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民党在支持工会通过谈判提高职工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和税收建立了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使瑞典人生老病死都得到了保障。纳税人按其收入多少向国家交纳不同比例的所得税；在其需要时则不论其收入多少基本上可以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福利。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按劳取酬、按需分配的制度性变革。这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60年社民党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大会重申了1944年党纲宗旨，但在其前边加上了“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把民主作为其实现理想社会的基础原则，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使民众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可谓是其修改党纲中的画龙点睛之举。
记者：据说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团结”，社会上不少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您怎么看？
高锋：社民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来自法国革命。出于男女平等的考虑，人们后来把博爱（Brotherhood）改成了团结(Solidarity)。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的自由观主要取决于这一认知：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工作条件的地方，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有着双重含义：出发点是个人自由，但通向这一自由的道路是改变社会和劳动生活。仅仅为个人打开摆脱贫困和服从地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使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和受压迫地位，才能使每个人获得自由。
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是由为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付出过代价的民众抬上来的。因此社民党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坚持为消除阶级差别而奋斗。但社民党所反对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对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及其对自然界的掠夺，社民党并不主张打倒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因为在社民党看来，只有实现各生产要素力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平等的核心在于：人人作为个人有着同等价值，有着成长并发展的同等权利。这里的“人人”自然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所有人。
对团结的要求、相互支持以及共同的目标既关系到争取变革的斗争本身，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人们在斗争中要团结一致，并公平地、平等地分享斗争的果实。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目的是共同改善生活，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其福利制度建设的思想灵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和争取中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工薪者的支持是社民党的基本方针。
社民党认为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三个价值也可以用“民主”这一个词来概括，因为真正的民主既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前提，同时又可创造自由、平等和团结。因此，社民党自由、平等和团结与资产阶级那一套完全是两码事。它们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是瑞典福利社会的思想基础与灵魂。
四
记者：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社民党曾一度在大选失败中下野，这次失败必然会给社民党带来一些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肯定可以从其以后的党纲中反映出来。能否谈谈近些年来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中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
高锋：石油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瑞典的经济环境。人们再也无法独自控制瑞典的工资、物价和税收。但社民党当时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变化。在新形势下它继续推行凱恩斯主义，使瑞典生产停滞、消费膨胀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致使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败并在连续执政44年后下野。社民党发展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期间社民党两次下野，两次修改党纲。该党重新界定了党的性质，明确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从而为其进行减少国家干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降低税收和改革社会福利等市场取向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90年，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一，国有化不是关键。新党纲总结历史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的占有，而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而世界上一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被转移到国家手里的经验也表明，所有权的变更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目标。因此社民党主张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成果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多种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这样做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并可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党纲指出，在辩论中人们经常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然而这种对立是以一种简单化为基础的。无论是一个纯粹的计划经济还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都不能独自实现人们对经济生活提出的所有要求。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搞社会（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个方法问题，这两个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
有意思的是在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当时人们也在为这类问题争论不休。
其三，基本保障不能由市场决定。党纲指出，市场经济意味着价格机制占主导地位，然而某些对社会福利具有根本意义的权益不能由价格机制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能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他所需要的医疗，或者放弃他有权利获得的教育，也不能让医疗、护理和教育仅适应于购买力最强的群体的需要，以此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医疗、护理和教育应该以同等条件服务于所有人。这些基础保障按需分配的主张，不是什么大锅饭或铁饭碗，而是社民党维护劳动人民基本利益意志的宣示。
其四，可持续发展。新党纲十分重视环境问题, 指出环境污染的恶化正在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从长远观点看，环境问题不能通过事后修补来解决，任何雇主都不能通过交钱而摆脱责任。恶劣的环境也绝不可能从工资或者其它福利中得到补偿。
记者：瑞典社民党的这些理论创新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高锋：近20多年来，瑞典社民党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先后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包括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1995年正式加入欧盟；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对其社会保险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还把所得税边际税率重新提高到55%，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社民党的政策调整的幅度确实不小，对纠正“高福利、低效率”的福利社会弊端有用吗？
高锋：对于这些调整，社民党在议会的盟友左翼党不敢支持，总工会领导也百般攻击，但社民党在其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谅解，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业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量增长49%，也名列榜首，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47%和38%。经过调整，其企业经营综合成本下降（比德、美、英分别低30%、20%和15%），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期间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了费用之11%。劳动人民收入有所提高，瑞典社会差距有所拉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记者：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瑞典社民党对其党纲又作了怎样的修改？其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高锋：2001年11月，社民党召开了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承认，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又重新拉大。但是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新党纲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向前发展。这份新党纲与前几个纲领相比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反对原教旨主义。新党纲进一步批判了苏联模式，指出“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不能仅仅归咎于错误的领导人或错误的组织问题。它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产物”，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来自左的或者右的经济上的原教旨主义，反对把在整个经济中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建立一个良好社会的前提条件”。
二是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党纲指出，“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加以区别。市场经济是一个配置体系，货物与服务在这里以货币为价值媒介改换主人。而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制度，以资本的增值高于一切作为准则。”在其1990年提出计划与市场经济都是方法问题之后，新党纲又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
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党纲指出，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苏联东欧的巨变情况下，社民党的这一自身定位和坚定立场受到了总工会和工人群众的欢迎。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从社民党理论与实践中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认识和启示？
高锋：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不同的认识。小平同志说过，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自己也没搞清楚，但我们过去和现在仍然封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就说苏联吧，我们一会儿说它是，一会儿又说不是。但期间苏联本身并没有多大变化。后来还有许多人为苏联的垮台而悲痛不已，到处找搞垮它的罪魁祸手。其实苏联的垮台最根本原因就是斯大林搞的独裁专政、搞的假社会主义。如果把一党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做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瑞典确实不是。但如果把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福利、剥削程度较低做标准，瑞典就会名列前茅。既然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就留给后人，或者让瑞典人自己去决定去吧。
2008年初社科院公布了一份考察报告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我对报告中关于社民党性质等一些观点不敢苟同，但对其在报告中提出的研究并借鉴瑞典下述经验的建议却十分赞同：“比如在经济方面坚持宏观调控，坚持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来限制剥削，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支持工会同雇主就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谈判，通过高额累进税集中部分国民收入收入，用于全面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等。
这份报告还尖锐地指出，瑞典社民党虽然是改良主义的，“但他还支持工会和雇主谈判，为工人积极争取维权”，而我们国家特别是在私人或三资企业，“那里劳资矛盾尖锐。政府、党应该站在哪一边呢？”这个问题提得好。瑞典社民党虽然不搞无产阶级专政，但“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而且通过立法和政策为劳动人民获得了巨大利益。人所共知，劳方在瑞典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自1950年来不断增长。瑞典工会代表不仅进入了各大企业理事会，而且进入了国家主要行政机构和管理机关的领导班子。政府预算和主要法案都要事先听取工会组织的意见。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学者协会这三大工薪者组织成员超过全国人中之一半，早已成为任何政府或政党不敢忽视的力量。
1976年至2006年间，社民党曾经三次下野。国民收入分配在这30年间也出现了有利资方的变化，但分配总体格局变化不大，瑞典仍然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丹麦）。这说明资产阶级政党虽然能把社民党赶下台，但却不能改变社民党长期执政期间所确定的劳资利益分配大局。因为这些社会制度性的变革，是由一系列国家法律和劳资协定所规定的，从根本上说是由劳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不是任何政党想改就改了的，更不是外人用一顶“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所能否定的。
总之，自1889年成立到现在的120多年里瑞典社民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该党理论发展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福利社会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
虽然我们不能照搬瑞典经验，但应该按照社科院专家们的建议，认真研究并借鉴瑞典经验，努力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